“医生,我只想试一试,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她说着坐了起来。

    “我行医二十多年了,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刚醒过来就下地,还要不要命了?”

    “我想早日返回工作岗位,锻炼就要从现在开始。”

    “你一定要走的话,就让护士扶着你走几步。”医生妥协了。

    护士撤掉倒尿管和输液的针头,扶她下了地。她让护士松开手,自己向前走去。看她颤颤巍巍随时要跌倒的样子,我的心被揪到了嗓子眼儿。走到第七步的时候,她倒在了丈夫的怀里。等她重新躺到床上后,她丈夫替她擦着满脸的汗珠,埋怨道:“瞧你,都这样了还这么任性。”

    “我已经能走路了,下一步就是走多远的问题了。”庞局长疲倦地说。

    自从庞局长得了绝症之后,郑处长似乎也得了什么病。他不仅脾气见长,动不动就发一通火,而且喜欢大权独揽,不愿和我商量事。由于我在庞局长面前做出过承诺,所以我并不和他计较,能过去的事就放他一马,谁让他心情不好呢?

    我的退让使他犯了官场大忌,不知天高地厚了。那次在我们召开的“民办技术学校管理办法”座谈会上,他当面让张局长下不来台,搞得张局长又气又恼。

    参加座谈会的人大部分是民办技术学校的校长,管理办法是小白起草我修改的,为了体现领导的重视,我请张局长来坐镇。作为具体办学单位,校长们希望主管部门管得越少越好,不管什么办学条件,都来争颁发技术等级证书的权力。在管理办法上,我们对学校的办学条件和颁证权力作了明确规定。

    郑处长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之一,应该从管理部门的角度强调管理的重要性,谁知他跟拿了回扣似的,大谈淡化管理的必要性。张局长见他误导校长们,出面制止了他发言,并对此进行了澄清。不料,张局长的话刚说完,他就说,他对张局长的话持保留意见,他本人坚决赞成校长们的意见。张局长再次制止他的发言,他却说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不能搞成一言堂。张局长的脸色变青了,说了句“乱弹琴”,拿起笔记本退场了。小白想去追,被郑处长喝住了。

    研究会的内部交流刊物本来是庞局长当主编,我当执行主编,小姜作为编辑,每月一期,正常出版。我和小姜参与具体的编辑工作每月拿三百元编辑费,没有人对此提出疑义。郑处长忽然提出他要和我共同当执行主编。我问他是否想拿编辑费,他说他要对处里的一切工作负责,不仅仅是编辑费的问题。我对他的无理要求提出了两条选择,一是维持现状,二是我不当执行主编。他采用了第二条,堂而皇之地当上了执行主编。小姜见我退了,也不愿当编辑了。郑处长有他的办法,在处里公开招聘编辑,结果无人响应,他只好把编辑工作强行压在小吕头上。

    小吕从北戴河回来后,开始对郑处长总是有意躲闪,但郑处长打着工作需要的名义布置给她编辑工作,她又无法拒绝。加上编辑费的诱惑,郑处长把编辑费提高到八百元,对她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也不管能否承担,就应承下来了。她倒是十分投入,真像那么回事地干了起来。而且她当了编辑以后,和郑处长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加班加点是她的常事。有天早晨,我在做卫生时,在办公室的纸篓里发现了一大团可疑物,这团由手纸构成的可疑物,我宁愿相信是谁感冒丢下的遗弃物,不是男人身体的排泄物,但全处没有一个人感冒。

    由小吕编辑的刊物终于印出来发出去了,她和郑处长如愿以偿地领到了编辑费。对这本刊物我本不想看,只是无意中扫了一眼封面上的标题,一个错别字赫然跳入我的眼帘。我抓过刊物,翻了起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第一篇是根据杜局长的讲话录音整理的,粗粗看下来,三千多字的文章,错别字和语法不通等问题,竟有上百处。最要命的是,局长的名字杜竞才变成了杜竟财。我把刊物放到一边,知道好戏已开场了。

    果然,没过几天,杜局长亲自打来电话,要郑处长去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杜局长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去了半个多小时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炸了:“庞局不在就欺负我,让我写检查,姥姥的,我就他妈的不写,看你姓杜的怎么办?有本事把我撤了,有庞局在,看你们谁敢?”

    我不能听他公开辱骂局领导,劝肯定劝不住,听他骂等于是同流合污。三十六计走为上,我站起身去了另一间办公室。我刚进屋,就见小吕放下电话,向外走。她看了我一眼,像是过去躲避郑处长似的躲避我,低着头匆匆而过。

    “宋处,你看这期刊物了吗?”小姜扭过头来问我。

    “看了,出了点错。”我说。

    “出了点?”小姜叫了起来,“幸亏没有我的名字,要不我非跳楼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