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办公室后,给白局长打过去电话,把印刷费的事情说了。白局长在电话里面马上作了检讨:“小宋同志,这件事是我没有落实好,请王市长原谅。刚才出版社的同志打过电话,我批评了他们。印刷费不就十万块钱吗,王市长的诗集怎么也得定价二十块,让出版社多印五千册留下来发行,这印刷费不就出来了吗?出版社的同志真不会办事。让王市长放心吧,书很快就会印出来,到时候你一定要请王市长签上大名送我一本,这事比什么都重要,我可拜托给你了。”

    “那好吧,这事就这么定了,到时候要是出不来书,你我可都不好向王市长交代。”我在电话里又踢了白局长一脚。

    “放心吧,小宋同志,我不会拿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的。”白局长笑眯眯地说。

    “他妈的,他可真会当官。”我放下电话后想。和白局长相比,自己还不算卑鄙。我出过书,不是傻子,懂得出书的门道。出书拿稿费,是出版社看到书有发行量,能从图书市场上把钱赚回来,除了自己赚的,还有钱付作者稿费。自费出书,是出版社向作者要书号费、编辑费和印刷费,该赚的钱已经赚到手了,书印出来后作者拿走,是卖还是送,和出版社没有关系。合作出书,是出版社和作者都拿钱,各负责一部分工作,赚了钱后再分成。像王市长这样出书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切费用要出版社承担,一切收益王市长都要拿走,没有公平一说。这是我安排的,不知道王市长怎么想,会不会批评我擅自做主。即使挨批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理由是,当秘书的就是要为首长争取最大利益。争取的过程不一定非要首长知道,首长公务繁忙,关心的是事情的结果而不是操作过程。

    回到家,我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杨倩作了如实汇报。满以为她会夸我一通,没想到她还说我脑瓜子太木,会给领导找麻烦的。

    “怎么会呢?我给他多挣钱,他会不高兴?”我觉得她神经过敏,冤枉了我对领导的一片好心。

    “多挣钱他当然高兴了,他们这一级的领导月收入不过一千多一点,他们也是人,知道钱多是好事。”

    “就是。我算了一下,每本定价二十块,五万册要是都卖出去,就是一百万。什么费用都不用出,一百万就进腰包了。当领导好,挣钱容易,我要是有一百万,我就辞职,去周游世界,然后找一个僻静之处,安心搞我的文学创作。”

    “你想得美,一百万?我告诉你,这一百万要是全进了王市长的腰包,他就得下台。你这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

    “为什么?”

    “因为该付的费用他没付,容易让人抓到把柄,别看他们位高权重,一旦被别人抓住把柄,就和遭雷劈的树一样,会轰然倒地的。”

    “人家不要他出钱。”

    “不要也得给,关键是看给多少。”

    “给多少呢?”

    “一百减一,拿出一万块钱来给出版社,甭管是书号费、编辑费还是印刷费,就这么多,谁来问出版社都有的说。给不给是性质问题,给多给少是态度问题,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我明白了,还是老婆高明。要不是你提醒,我险些铸成大错。”

    “你呀,且得学呢。”她点着我的脑门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被破格提拔到正处级了,今天刚公布的。”

    “你又提了?”我吃惊地问。老婆像是坐上了火箭,毕业没几年居然当上了正处级干部,大有前途无量的态势。我辛辛苦苦地为王市长打工,王市长虽然有意思提拔,却没落实到行动上。我和老婆已经差了两级,可无论从水平上还是能力上,我比她都不差。为什么她总是艳阳高照,我却得不到一缕阳光?从给王市长出诗集这件事上,我体会到了位高权重的意义。我要是当上高官,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出书,我要为这个世界多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王市长的诗集印出来后,我打电话给J局局长,局长马上派车把书全拉到了J局招待所,同时让所长指定三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卖书。局长没有食言,让局长办公室的人拿来二十万现金买下了一万册诗集。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去了J局招待所。

    把王市长的诗集变成现金过去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之中,钱只是一个数字符号而已,当实实在在的二十万现金真的堆在面前时,我被震慑住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二十万,像一座金山,把我的眼睛撑得像个白痴半天不眨一下。

    我把二十万装进公文包,抱在胸前,浑身发抖,是那种微微的颤抖,随之而来的是冷的感觉,那种赤身裸体走在冰天雪地里的冷,无处躲,无处藏,只是冷,冷得牙齿打架。司机小陈听到我牙齿碰撞的声音,问我要不要去医院。小陈并不知道公文包里装着二十万。机关车队的司机从不陪着坐车的人去办事,他们的规矩是不问、不看、不听他们不该问、不该看、不该听的事,所以不论陪谁出车都是在车里坚守岗位。

    小陈的问话多少缓解了我的紧张感。坐市政府机关的车,警察一般不会拦截,强盗、小偷更不可能进来,我没有理由紧张。我把公文包放在身边,对小陈说直接回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