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头费有多少?”

    “一年八万左右。”

    “办公经费呢?”

    “五千吧,是去年涨的,原来只有三千多块钱。”

    “够吗?”我问的是办公经费。

    “马马乎乎,多给就多花,少给就少用。当然了,上边要是能多给一些办公经费,学校的办学条件就会更好了。您能帮我们争取一些经费吗?”

    “黄校长,如果把人头费的一半转到办公经费上,学校的办学条件不就改善了吗?”

    “那当然了,我要有四万多块钱,能干多少事啊!可惜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学校的编制是根据学校规模定的,定下来以后就不好再变了。”

    “二百个学生也用不了那么多教职员工。”

    “学校的规模是五百个学生,招不上来,山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的太少了。”

    “既然招不上来,那就把人头费砍下来,补充办公经费。办学条件好了,对学生就有吸引力了,来的学生不就多了吗?”

    “我也这么想过,可乡领导说我的思想认识有问题。人头费砍下来了,办学条件好了,学生多了,如果再想增加人头费那就太难了。乡领导说,人头费是国家给的,即使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能砍下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在保持人头费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办公经费。”

    “我明白了,已经得到的就不能放弃,没有得到的还要努力争取。”

    “是这个意思,您不愧是市里来的领导干部,一听就明白。您一定要帮我们争取增加办公经费,让学校的办学条件再上一个新台阶。”

    告别黄校长,我的调查报告有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育经费的内部结构比例,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防止国家教育经费流失,杜绝滋生腐败的温床。

    失学少年朱同一家的遭遇为我的调查报告提供了第二部分的素材。那天下午,我和乡办秘书小白正往王家坡小学赶,走在深山老林中,忽然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枪声。枪响后,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从二十米外的地方蹿了出来。少年手提一杆猎枪,像只豹子,动作异常敏捷,连蹦带跳地向前冲去,在树林中时隐时现。我和小白跟着少年跑,大约跑了百十来米,少年站住了,举枪就要射。在少年的枪口下,是一只东张西望的小麋鹿。

    “不要打!”我大吼一声。我知道野生动物是不能随便捕杀的,面对偷猎行为,本能地表示出强烈愤慨。

    少年扭过头来,看到两个陌生人,脸上一片茫然。他最多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长得虎头虎脑,一身打着补丁的衣服透着寒酸。

    “不能滥杀野生动物,你知道吗?”我走过去,大声训斥少年。

    “俺不知道。”少年放下枪,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四五十米外的小麋鹿。小麋鹿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密林深处。

    “你是哪儿的人?”我问,口气缓和了一些。

    “王家坡的。”

    “带我们去吧,我们正要去王家坡小学。”小白说。

    “俺爹会生气的。”少年说。

    “为啥生气?”小白问,“我们是乡里来的干部,你爹他不会生气的。”

    “俺没打着东西,俺爹不让俺回家。”

    “我们陪你回去,你爹不会说你的。”我拍了拍少年的肩头。

    路上,我和少年边走边聊。少年很纯朴,毫无顾忌地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少年名叫朱同,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离开了学校。那一年,他爹把腰摔断了,从此卧床不起。他妈妈在一天清晨离开了这个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除了残废的爹以外,家里还有奶奶和妹妹。三四年来,他一直在山里打猎,一家人就靠他的猎枪生活。少年说他不知道打猎违法,也不知道不让打猎之后一家人怎样生活下去。

    “想上学读书吗?”我问。我认为少年需要用智慧武装头脑,我就是靠头脑里的知识从井下跨进北大校园的。

    “想,俺当年的学习成绩可好了,可俺进不了学校。”朱同回答道,“家里没有钱供俺读书,俺需要挣钱养活一家人。俺家到了。”

    朱同的家是三间低矮的石头房,小院是用树枝和玉米秸圈起来的,一群土鸡在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寻食,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太太迎了上来。

    “奶奶,他们是客人。”朱同对老太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