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楠想,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隐含着不少的层次。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顿时让徐立身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扩街是曹书记主政以来,雄心勃勃地开展的发展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动作。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工作的难度决定的。封建时代,新县官上任,如果囊中羞涩,有一个快速敛财的好把戏儿,就是出一纸公告,对店铺林立的某条大街进行扩建,马上会有当地的绅士、财主们纷至沓来,上门进言劝阻,县官只管收银两、银票就行了,收足收够了,适可而止,大不了再出一纸公告,说出某种不必扩街的另外原因,这事情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敬请读者千万不要误解,我把“扩街”说成是县令的敛财项目,不是讽刺现在的各级领导,只是为了说明搞这个动作难度大,是自古以来都不容易的。现代的领导人一上任,也同样喜欢扩街。当然不是为了敛钱,而是为了发展大计,为了早出政绩。城镇的大街,不仅是商品经营的门面,也是主要领导的脸面。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想解决交通拥挤,消除“脏、乱、差”,扩街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一声令下,容不得任何人去说情、上供,“四大家”办公会议上,没有一个县级领导表示疑义,就证明这是得民心、合民意之举。

  县委、政府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专门成立了以郗县长为首,徐县长和叶县长为辅的指挥部,城建、工商、公安、法院、消防等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参加,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大动作。首先是十几辆锃明瓦亮的小汽车一字儿排开,到包括民主街、民生街等四条大街进行现场办公,筹划运作,几条街上的门面房主们立刻惊慌起来。有好事人很快就编出顺口溜儿来:

  前边走着郗知县,

  后边跟着“徐百万”,

  带着公安和城建,

  眼看要扒一大片。

  这项工作的政策性强,牵扯面广,一定要损伤一部分人的利益。当城建局的工作人员,提着白灰桶,在几条街的门面房前的墙上,写出画着圆圈的“拆”字,限定拆除时间后,好事人又有了新顺口溜儿:

  头排哭,二排笑,

  三排抱怨没扒到,

  四排五排看热闹。

  大气候一旦形成,你商家再唉声叹气,也是阻挡不了的。商店里的老板们打出了“赔血本,大甩卖”的广告,开始处理剩余商品,企图捞一点儿是一点儿。群众的消费心理就是怪,“买涨不买落”,任凭商家们“本店商品三折起价”、“清仓商品,一律五元”、“走过路过,不可错过”的喇叭声叫得如何起劲儿,就是没有多少人肯买。多少人都在想,谁知道你是不是在乘机处理积压商品?谁知道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降价?除了一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衣服、鞋袜被一批批妇女哄抢了以外,其他大宗商品并没有产生抢购一空的预期效果,四条主干大街经营萧条,兵败如山倒。

  门面房的业主们就补偿问题,开始同政府讨价还价。北方的县级财政,没有几个富的。丰阳县就是领导们经常说的“吃饭财政”,能保证干部职工的基本工资发放就不错了,哪有多余的钱搞建设?关键是扩街不同房地产开发,拆迁户的补偿必定是你政府的事情,政府不拿钱谁拿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书记、县长自然不愿意多出钱,于是责成主管部门,搬出上级文件,专拣有利的条款使用,尽可能压低补偿标准,这就激怒了门面房的业主们,打着“宁要祖宗一张床,不让贪官来拆房”的大标语,一拨儿一拨儿的群众开始上访闹事儿,一些妇女甚至使出和丈夫混闹的绝招,寻死觅活的,和政府较劲儿。这样一来,“攻坚战”就成了“拉锯战”。

  上访最凶的时候,信访部门挡不住了,让公安上的防暴队上;防暴队挡不住了,叶兆楠亲自出面做群众的工作。一伙人气势汹汹地说叶兆楠:“你一个小xx巴副县长,做不了主,让稀松出来,让徐百万出来!”那个不论理的劲头,把下来任职不久的叶兆楠的鼻子都气歪了。

  任何事情一旦具体,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拆迁工作在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以后,果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冯乡长家所在的民主街更加古老的民生街上,拆迁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有一些房产,在把第一排的门面房拆除后,距离第二排住户还有三米五米的不等。

  这个隐含的毛病暴露出来后,才真的让指挥部领导们挠头皮。余下五六米宽的业主一定要在原址上起房,盖个厦状的新门面,三到五米的商户,不可能再建房了,第二排的乘机想往前扩展。闹来闹去,就闹得凶了,到了不解决不可的地步。叶兆楠想,这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想不到隐含着不少的层次。

  指挥部对这个现象,专题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第一排房产的业主们一定要搬出去,不能再允许他们就地建房了。问题是腾出来的地皮,到底要不要出让给第二排?大家的意见发生了重大分歧。大多数人倾向不能向第二排业主出让,因为从长远的发展战略考虑,说不定将来还有继续扩建的可能。另一种意见是,要是这样的话,沿街的门面房就不会整齐,很不雅观,失去了动这么大劲儿拆迁的意义。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反驳说,这有什么?错落有致,空下来的地皮,就作为空场,铺上些彩色花砖就行了,也不失为一种景观。

  争来争去,郗县长不愿意在这上边费脑筋,拍板说,大家不要争了,这件事儿,就由立身同志全权处理吧。

  坚持第一种意见的叶兆楠,对于郗县长的这种安排,心里很不好受,怎么一回事儿?自己是班子明确过的抓城建工作的副县长,此时却成了“聋子的耳朵”,反而没有权力当家了,有点让人扫面子。叶兆楠本来就对上访群众瞧不起他,心里一直窝火,真想在这件事情上当家做主,体现一下权威,可指挥长既然安排了,就没有办法再与徐立身争这个操作权。转念一想,反正人家徐县长是常务,郗县长的安排也是无可厚非的,自己犯不着争。再说,一个外来的干部,没有当地产生的领导熟悉情况,是福是祸,还说不定,走着瞧吧。

  徐立身本来对拆迁工作并不积极,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表态。见郗县长这样安排,就活跃了一些。他一下手,艰难的拆迁工作竟然顺利起来,上访的潮水渐渐消退了,一街两行的门面房齐齐整整地建了起来。二徐立身在丰阳县的绰号“徐百万”,无人不知。产生的原因,有一种版本说,那是徐立身当年当乡镇党委书记时,搞计划生育工作很出色,记者采访他时,问到你们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有多少?徐立身说,不多不多,只有二十多号人。记者又赞叹地问,咦,只这么多人,怎么能把工作抓得如此好?徐立身高深莫测地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话传出去以后,徐百万这个绰号就开始兴起了。

  另一种版本是,徐立身非常有钱,百八十万的,不在话下。现在的大款们,百万资产实在是毛毛雨,可在当年,能够号称百万的人,在丰阳县是极少数,尤其在干部队伍中,是根本不会有的。谁也没有真正核定过徐立身的家产,只是从他家的住房面积、装修水平来看,规模和气势宏大,儿子有一个运输车队,女儿送到加拿大留学,老婆脖子里的金项链,有“拴狗绳”粗细,倒是真正拴他家那两条纯种大狼狗,用的是不锈钢链子等奢华来推断的。说穿了,“百万”只是一个形容词,一般形容词是夸大其词的,这里倒说不定是缩小了。

  徐立身开始对这一绰号相当恼火,但没有办法,防众人之口,甚于防川,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不过,当有人和他探讨起这一绰号的来历时,他说的都是第一种版本。他心里很清楚,起作用的当然是第二种版本。人们称他“百万”,都是往他的资产上想的,任他们说去,反正自己的家产有多大,就像哑巴吃饺子,自己心里有数。这几年,百万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徐立身对财产的占有不满足,但对官职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满足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年龄和假文凭,以及任职的届数,决定了他已经不可能再有多大进取。官久自富,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确得力于自己一直干的是有职有权的角色。常务副县长干了两届了,下一届肯定要到人大、政协去,徐立身认为自己退下来,做一个人大、政协的一把手是没有问题的,最好的选择是当人大主任而不是政协主席,到底人大主任比政协主席要好一些,所以一直在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工作。

  在表面上,徐立身和已故的秦主任没有一点矛盾,其实积怨很深。他最不满意的,是这个秦鸣鸥经常对别人说起让贤给他的故事。事出有因,虽然当年徐立身曾经感动过一阵子,但到底并不服气,天知道是你秦鸣鸥的本事大,还是我自己的本事大?凭什么说是你让贤给我的?你秦鸣鸥把这件事儿挂在嘴上,难道让我承情一辈子?可这些抱怨是埋在肚子里的,从来没有说出来过。当有人向他说起这些传言时,徐立身常常哈哈一笑,是啊,秦老兄高风亮节啊!

  徐立身很善于低调做人,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权重位高、财大气粗的样子,在酒场上,和大家开玩笑时,总是说,你们看,真正有本事的人能够把别人的肚子搞大,我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把自己的肚子搞大了。大家哈哈一笑,没有人肯当“揭老底儿战斗队”的队长,他当年在乡镇干时,把人家小姑娘肚子搞大的轶闻早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至于现在的那些风流韵事儿,只有他的司机清楚。

  在他当上副县长的第二年,组织上曾经准备提拔已经当了政府办主任的秦鸣鸥。徐立身盘算以后,觉得这个秦鸣鸥的威信比自己高,如果成为副县长,肯定对自己的进步是个不小的威胁。于是,就指使人罗织了秦鸣鸥十几条罪状,不早不晚,就在市委常委们开会研究干部前,给每一个常委的案头都送了一份告状信。这让当时的市委书记非常作难,只好让组织部门在书记办公会已经拟好,提交常委们通过的名单上,把秦鸣鸥划了下来。市委书记为此还动了不少心思,批下去查吧,县委书记保护这个同志;不查吧,又似是而非。最后的结论是,不查不问,暂不提拔使用,就把秦鸣鸥搁置了下来。

  徐立身搞的这个小动作,秦鸣鸥是否知道,到现在也是一个谜。只知道秦鸣鸥被搁置以后,徐立身特意在家里宴请了秦鸣鸥。找来的几个陪酒的,都是他们的一帮老哥们儿。开始时,大家避口不谈这次人事变动,喝到高了时,有人就骂组织上瞎了眼,放着这么好的干部不使用。

  秦鸣鸥“呜呜”地哭了起来,喋喋不休、语无伦次地表白说:“大家都别说了,我能够想得开,是自己的命运不济。有些人啊,笑里藏刀,心怀鬼胎,看不透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吃亏就吃在为人太实在上头啊。这么些年啊,多少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溜走了。我就像山里的一只癞蛤蟆吃酸枣,憋足了劲儿,向上一跳,扑了个空,又聚一次劲儿,再向上跳,仍然扑空,就这么跳啊,跳啊,希望犹在,前程渺茫啊。哪像人家徐县长,官运顺畅,财运通达,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啊!”

  听到这些话,徐立身脸不红,心不跳,赶紧劝大伙:“秦大哥喝多了,喝醉了,我们不要再喝了,马上送秦主任回家!”说着,亲自去搀扶秦鸣鸥。

  秦鸣鸥说:“老弟,你不要管我,我没有喝多,咱哥们儿铁打的关系,我甘愿侍候你,你让我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说着说着,唱起了越调戏:

  小奴家坐云楼心思徬徨,

  想起了身前事儿好不心伤……

  一桌子人这才知道秦鸣鸥真的烂醉了,赶紧七手八脚把秦鸣鸥抬了起来,送到了大门外,塞进了徐立身的车子里。

  打那以后,徐立身在别人面前总是威风八面,到了秦鸣鸥这里,却不禁心虚,真的像看到了不是吃酸枣,而是趴在脚面上的癞蛤蟆,有一种腻歪歪的感觉。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在徐立身看来,并非是最后的一次握手,而是带有报仇性质,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郗县长安排让他全权处理拆迁的善后事宜时,徐立身亲临一线,超常规地开展工作,确实发挥了稳定民心、推动进度的重大作用。他的办法看似简单,却是叶兆楠这样的人想不到、办不到的。黑白两道,全部用上,战术上暗合了孙子兵法,对业主们各个击破。有些业主冥顽不化,就指使黑道上的朋友带上刀具,半夜里进行恫吓;有的人送来了钱财,就网开一面。城建局局长是自己调教出来的,三寸宽的条子一到,立刻落实照办。第二排的业主们向外扩张了,纷纷称颂还是徐县长英明,会处理复杂的问题。剩下面积不多的第一排业主们,徐县长压着头皮,让第二排的人出高价,折算出大一点的比例,给前排的业主补偿,留下一部分收入,分摊给职能部门。城建、土地部门非常高兴,积极地给第二排的业主补办出让手续。当然,补偿的标准就不再统一了,头排、二排的业主们,出钱的和得钱的,差距很大。差距的大小,正好同给徐县长上菜的数目成正比。出钱多,或者得钱少的人自认倒霉,忍气吞声,不敢抗争,白白给幸灾乐祸的人当了一次笑柄。

  在这一段时间里,叶兆楠当配角,除了长了不少见识外,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白天无所事事,夜里就和李静娴通电话,煲出了不尽的情话。在拆迁工作即将告成的时候,李静娴来电话说,自己去医院做了妇科检查,阳性反应,医生诊断说,已经怀孕了,你说该怎么办?叶兆楠大喜过望,说这很好办,我们马上旅游结婚去。于是,叶兆楠在拆迁的关键时刻,请了半个月的事假。郗县长觉得反正他在家作用也不大,没有问他干什么,就给曹书记打了个电话,两个人都答应了。三郗应松在处理拆迁过程最后的纠纷时,表态让徐立身全权处理矛盾,基于复杂的考虑。

  首先,郗应松不愿意趟这浑水,他要找个替身。这也许让人感到奇怪,一个县长竟然如此小心眼儿,踏“雷区”、排地雷本身就不是首长的事情,自有连、排长以下的工兵干,你只要坐在指挥部里下指示,摇鹅毛扇就行了,哪有什么浑水可趟?其实,这只是局外人的一般看法。现在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谁当家做主,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他的身上,你想躲都躲不开。特别是拆迁工作,越是接近尾声,就越难缠。

  在开始行动的一段日子里,四条街的老百姓,人潮汹涌,闹事的人打着牌子,提名道姓地要和郗应松对话,甚至齐声呐喊:“郗应松,你出来!”并不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行了,用不着郗应松出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要有老实一点的老百姓开始拆房子,其他人知道大势所趋,政府补偿就那么一点,谷糠里榨不出四两油来,都得乖乖地拆迁。个别的“钉子户”、“难缠户”,还可以动用警力或者司法手段解决。

  在研究处理遗留问题的会议上,郗应松盘算一下,前期大声势时的工作好做,到了现在就不行了。剩下的这一些超一排、占二排的业主,还有那些被巴掌大的地方遮盖,一时无法成为前排,巴望着成为第一排的业主,出于对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都在想方设法向他这个县太爷公关。这些人都是本地的地头蛇,神通广大,公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不知道其他副县长受到何等煎熬,只知道他这个县长、指挥长是万万躲不开的,已经走到了矛盾的焦点上。形势急转直下,已经变上访为下访了。

  从出现苗头开始,不说这亲自造访的上层人物,天天有几个酒场招待需要应酬,还有一些人拿着权威人士的信件和重礼,深夜或者黎明朝晋让人吃不消,连这手机、固定电话就接不及,六七成都是为两种不同处境的业主们说情的。市财政局、发改委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能得罪,市检察院、纪检委等要害部门的人员也凑热闹,都得对付。更有甚者,是在民生街上,有前后两排人家,都自恃上边有人,互不相让,斗争激烈到了要拼刀子杀人的地步,一点也没有古人“让他三尺有何妨”的雅量。

  这几天里,闹得最凶的两家把矛盾上交了。郗应松接到两个电话,都是省里的要员打来的。一个是省纪委的一个处长,用很谦和口气,请他这个“父母官”给亲属予以关照,打了好长一阵子哈哈,特别邀请郗县长到省纪委来坐坐,多交几个朋友没有坏处的嘛。另一个是省检察院反贪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真的让人可气,说话的口气用的是指示性质:“我表姐家的事情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带点威胁人的味道。

  郗应松接电话后,悻悻地想,就这号素质,竟然能在省直要害部门当差!这些操有尚方宝剑的人,绝对不可小觑。他们达到了目的,也不会感激你,这是他们的权威在发挥作用,你不得不听他的。达不到目的时,肯定翻脸不认人,“磨道里找驴蹄儿印”,找事儿就有事儿。就是这些躲不开、挥不去的问题,真让郗应松头疼,让自己的部下来缓冲,可以化解好些不好处理的棘手问题。

  至于用徐立身不用叶兆楠,也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在县委那个四方大院的时候,郗应松就知道,这个徐立身是个厉害的角色,他是从乡镇基层上来的,工作经验丰富,社交面广,社会关系复杂,黑白两道统统吃得开。你说他办法灵活也罢,说他手段恶劣也罢,反正有奇招、怪招,能够处理复杂的矛盾。这也是他一直能够稳坐常务副县长不下来的重要原因。郗应松多次看出来,曹明祥当县长时,明显地让他几分。所以,郗应松来政府主政以后,对这小子颇有忌惮,别看他表面上不温不火,骨子里却专横跋扈,有点“扛膀子”。甚至有些时候,越过自己,直接向曹明祥汇报工作,把新来的县长并未放在眼里。

  这次专题研究解决拆迁疑难问题的会议上,在大家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时,郗应松观察到徐立身一言不发,就知道这家伙“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他肯定瞧不起其他副县长,认为别人浅薄,只会纸上谈兵。再说,一开始让他参与拆迁工作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干,分别给曹明祥和自己申明:“我是一个本地人,处理拆迁工作,无私有弊,是不是回避一下?”郗应松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无非是没有油水可捞。这时候让他出马,在别人看来是个苦差事,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肥缺了。果然,徐立身连让都没有让叶兆楠这个主管县长一下,就爽快地接受了任务。事后,郗应松想,幸亏用的是徐立身,这事情要让叶兆楠来做,绝对不会有如此好的效果。

  从深层次讲,郗应松没有当上县长时,巴不得立刻当上,一旦当上了,就觉得许多事情不好处理。一是在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必须听命于县委书记;二是在工作成就的分配上,功劳当然记在书记的账上。比如这县城建设的十件大事,郗应松不赞成一下子搞几条街的拆迁,可曹书记拍板定案,你不得不遵照执行。书记是把握大局的,你做县长的就要坐镇指挥,关键的时候又必须冲锋陷阵。弄好了,不要说上级表扬书记的工作力度大,就连老百姓多年以后的口碑,也说是“某某书记在任时办的好事儿”。弄不好,就是书记不批评你,也显得自己无能。

  郗县长主政前,就把全县的政治形势粗略地做了一番估计。他觉得曹明祥容易对付,但使他头疼的是常务副县长徐立身。曹明祥这个人宽厚、大度,表面上脾气火暴,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其实是一个柔肠君子,能够容人容事。徐立身这个人则不然,自恃自己是丰阳县的“坐地苗子”,根基牢固,除了听县委书记的话以外,根本不把外来的县长放在眼里。

  说穿了,别看徐立身瞧不起出身知识分子的郗应松,可郗应松除了瞧不起徐立身以外,还瞧不起有点土气的曹明祥。郗应松认为,曹明祥这个人,确实没有吴国栋的城府深。在曹明祥前期当县长时,埋头拉车,风风火火,一心扑到工作上,到头来,反而被吴国栋搞了一下子,差一点没有接任书记,这不是有点“愚忠”又是什么?当时他对自己指使宣传部长造曹明祥舆论就有点后悔。后来,事实证明自己的处理是正确的,暗处庆幸,果然一石三鸟,把曹明祥推上去了,把萧干排挤走了,自己当上了县长。

  但让郗应松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一贯被郗应松认为粗糙的曹明祥,自从当上县委书记后,竟然斯文起来。发型、衣着开始讲究,就连神态、步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举手投足间体现出一种威严的气势。屁股不但决定思想,而且决定精神面貌。这些别人觉察不到的变化,郗应松的感触却很深。可他又感到,曹明祥骨子里的正直坦荡并没有变,工作作风还是一竿子插到底。有时,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通知下属局长、主任们研究事情,却找不到,因为这些人被县委办叫去了,曹书记要亲自安排工作任务。还有致命的一条,就是曹明祥批评起人来,一点也不留情面,夹枪带棒,往往把他这个县长也会捎带进去。有几次“四大家”办公会议上,曹明祥否决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时,很少用委婉的方式,让一个堂堂的一县之长夹在常委们和副县长们中间,很失体面。

  有了这些思考,郗应松给自己定下的工作方针,就是尽可能地避实就虚,明哲保身,以求一逞。最好的策略就是向上推,向下卸,下边挡风,上边避雨。他自己原来不善饮酒,现在竟然多次喝得迷迷糊糊的,心里却非常清醒。

  这一段大搞市政建设的工作,郗应松和曹明祥把下属分工得很明确,确实出现了很大变化。叶兆楠虽然请假了,无关大局,因为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艾朋庆分管的清真寺周边环境清理,汉族群众本来就惹不起回族同胞,进展顺利。周志茹分管的街心花园项目,虽然在她的指导下,搞出的成品有些阴柔,也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副县长王彪分管了河套公园和橡胶坝项目,夜以继日,跑资金,筹集资,拉赞助,让工程队垫付建设款,比预期的提前开工了。有时,政府办公室打电话找他回来陪客人,他却在工地上同工人一道吃过饭了。在橡胶坝充气储水的那天晚上,这个同志一夜没有合眼,红着眼丝,指挥众人筹办庆祝仪式,天明时分才在工棚里歪了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干部现在确实不多见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参与公园建设的民工们非常感动。

  在县里轰轰烈烈地大干快上的时候,乡镇工作仍然遇到不少难题,项明春就被上访和突发事件缠得脱不开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