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隆重的追悼会,原来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没有升上职务的女同胞,嗤之以鼻地挖苦周志茹,呸,什么非党副职,是这个骚货脱裤子脱出来的,于是就谣传周志茹是“脱”党干部。一项明春后来听说,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那么隆重的追悼会,还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

  五十四岁的秦主任“百年”的时候,正好县级换届改选已经胜利完成,曾经是县委委员的秦主任虽然从来没有被免去政府办主任的职务,但再当县委委员已经不可能了,变成了一般同志。

  “曾经”与“现正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时候死去的秦主任,死得偏偏不是时候,在追悼会的规格上,不大不小给当家人出了个难题。因为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在职的委员献身后,由县委召开追悼大会,而且是常委的应当由市委来一名领导主持,县委书记致悼词;一般委员的追悼会,书记、县长参加,由一名县委副书记主持,另一名副书记致悼词。“身份”与“名分”同时失去的秦“主任”,此时也失去了资格。县里领导们草草地议了一下,这事情就由郗县长拿出意见,但也要隆重一些。县长办公会决定,本来该由接任的庞玉立主持,常务副县长徐立身致悼词的追悼会,临时升格为徐县长主持,郗县长亲自致悼词。

  这样的安排,本来已经大大地破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首先不同意的不是别人,而是秦主任自己的老婆。

  对已经作古的人不应该开玩笑,但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要紧。秦主任在世时一头白发,秦大嫂却一头青丝,两个人站在一起很不般配。多少与秦主任相近的同志,都调笑过秦氏夫妇,说他们不像是夫妻,倒像是父女。秦主任也常常说,你嫂子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但人家两口子夫唱妇随,甚是相得。别看秦大嫂看上去不过不惑之年,可脾气温柔,平时对秦主任百依百顺,如同小鸟依人,相夫教子,功莫大焉。县妇联会、文明办年年都把“模范夫妻”的奖状、锦旗或者奖牌授给他们,两口子是这一项荣誉的“专业户”。

  本来,开追悼会是盖棺论定,生者追念逝者的丰功伟绩,寄托我们的哀思,具有激励后人向前人看齐的重大意义。其实,也不过是借死人这个名目,活人演戏给活人自己看的,说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干部再伟大,也伟大不过开国元勋、革命老前辈,多少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时,不要说开追悼会,有的甚至尸骨无存。在和平年代里死,就比死在战场上意义重大了,不仅要开追悼会,而且讲究规格和档次,就有人想到攀比,讲究个“生前光荣,死后哀荣”。

  庞主任对这个处理办法,心里是犯嘀咕的。但这是郗县长的主张,徐县长支持,副县长戴敬烨、艾朋庆、唐国发附议,副县长余乐萌不置可否,非党副县长周志茹(女)无所谓,叶兆楠对秦主任不太熟悉,当然郗县长说啥都拥护。只有另一个副县长王彪,说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处理,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回民出身的副县长艾朋庆打了个哈哈,开玩笑说,不是什么大事儿,要是我们回族,开个追悼会后,还可以请阿訇念古兰经超度超度。这个意见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庞玉立本来想据理力争一下,但想到自己刚刚被选进政府办,立足未稳,况且在县长办公会上,并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就忍住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

  谁知,这个一向温柔软弱的秦大嫂,在庞玉立筹办追悼会,到秦主任家通知亲属们如何参加时,却显得刚强无比,大义凛然地反对这种做法,说出去的话不软不硬:“你们愿意开这样的追悼会,你们就开吧,我们不会参加,老秦也不会去参加(意思是不提供骨灰和遗像),这不是糟蹋我们老秦嘛。我们等孩子从省会赶回来,悄悄地把老秦的骨灰掩埋了就是了,免得折腾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秦鸣鸥。”顿时,弄得亲自去和秦大嫂政治协商的庞玉立主任灰头土脸,没有一点脾气。

  再说,刘鎏的姑夫作为秦主任生前好友,接到政府办的通知以后,一向以颐养天年为己任,不再过问政治的老人家,竟然震怒了。并且退下来的几个老同志,三五成群地来到刘鎏的姑夫家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刘鎏的姑夫说,秦鸣鸥同志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我看到后就很有意见,觉得格次不够。这个追悼会的安排,更是儿戏!不要说秦鸣鸥同志曾经是县委委员,应当作为县级处理,县委主要领导必须参加。就说这秦鸣鸥仍然在职,也不能这么草率地追悼一个堂堂的政府办主任。走,我们找曹明祥这小子去,怎么搞的嘛!

  曹明祥一向重视老干部工作,听说一群老同志找他,没有像对待上访户一样不予接待。他马上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把刘鎏的姑夫他们引到了小会议室,泡上清茶,亲自掏出自己抽的“大中华”烟卷,近的敬,远的扔,发了一遍儿,还学着当年通信员小山子说的,后来流传很广的一句俏皮话说:“有事没事儿,上根白棍儿,上根白棍儿,咱谈话有劲儿。”接着开玩笑:“我的老小哥们儿,消消气,不要动怒,息气好养身。气出病来我还得掏腰包到特护病房探视你们哩。”

  气氛缓和后,刘鎏的姑夫代表老同志发表了关于对秦主任追悼会的看法。曹书记虽然已经听说了政府的处理意见和秦大嫂的反对态度,这时,却十分惊讶地说:“有这种事情?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放心,我把郗县长叫来,再仔细地合计合计,一定要让秦鸣鸥同志含笑长眠的。”

  老同志们放心地走后,曹明祥认真想了想,老秦侍候自己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有熬劳,就这点交情,自己也得到场,破一点规格完全行得通。这个郗应松是怎么搞的?应该和自己商量商量嘛。看来他没有和秦主任在一起共过事儿,不可能有深感情的。这种照章办事、官样文章的态度,真的害死人啊。

  虽然说感情代替不了政治,但政治只要掺入了感情色彩,内容毕竟丰富许多。两下夹击,再加上曹明祥和秦鸣鸥的友谊,曹明祥决定把秦鸣鸥的追悼会当做安慰死者、安抚生者,创造稳定和谐局面的重大举措来搞一搞。

  于是,曹书记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肯定了郗县长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但是,(请读者注意,官面上的讲话,最怕“但是”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后边的,往往是实质性问题。)对待秦鸣鸥同志,追悼会的这种规格显得不够到位。我并不是因为和鸣鸥同志相交多年,出于偏爱,而是鸣鸥同志在县里的影响重大,低调处理不足以服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们这些楼主,应当让“黄鹤楼”闪光不是?沸沸扬扬,街谈巷议,毕竟不好嘛。我听说,当年,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丁卯同志在岗位上以身殉职,宋维山同志曾经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向丁卯同志学习,搞得相当热烈隆重。鸣鸥同志是病死的,这个意向就免了。但鸣鸥同志仍然在职,要不是病重了,五十五岁才能退下来,安排作为县委委员候选人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追悼会的规格不能低于丁卯同志。大家看怎么样?

  郗应松本来已经了解到办秦鸣鸥追悼会的事情民怨沸腾,犯了众怒,正准备找台阶下,好比瞌睡时,曹书记塞给他了一个枕头。但此时却感到曹明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自己上任后第一次做出的重大决策,心里依然掠过一丝不快。不快归不快,但还是很快同意了曹书记的英明决定。

  因为要重新筹备,追悼会顺延了两天时间,规格大大地提高了。由郗县长主持,曹书记亲自致悼词。

  在这个意义非同寻常的活动中,刘鎏的姑夫以及老同志们是一种兔死狐悲的凄凉,所以不依不饶了这件事儿。项明春当然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他是县委办的老人儿,与秦主任交往多年,很敬重这个厚道的长者。再说,“两办”历来关系不错,项明春不管受到受不到邀请,都会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追悼会。由于会议的规格提高,宣布出来的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中,项明春的名字不再是生前好友,而是列在了乡镇、局委领导里边。

  秦主任之死,虽然没有一石激起千层浪,却产生了不小的涟漪,这涟漪的波纹一直延伸在县里主要领导们的心里。二项明春在黄公庙乡这几年里,最深刻理解的词汇是“突发”两个字。他几年如一日,手机从来没有敢关过,说不定半夜里冷不丁的就有电话打过来,突发事件就迎面而来了。

  咱们暂且不说突发事件让项明春疲于招架,先说说这吃饭财政,就足以让项明春头疼。

  随着国家民本意识的增强,上级越来越关注民生,对老百姓日益好起来。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免除后,乡镇已经组织不上来多少收入了。有人会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鸡子不撒尿,各有便转,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乡镇干部自然会有新的敛钱办法。

  这种说法,可能对有些乡镇的判断是正确的,但项明春却不搞这一套。不是他怕事儿,怕触上边的“高压线”,而是天性使然。要不是父亲抹不开舅舅的情面,曾经为自己的表弟谋求工作,讨碗饭吃,一般说来,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从来不给项明春找事儿,并且告诫他不图升官发财,只图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儿,不能让项家祖宗丢脸。

  项明春常常奇怪地想,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拉棍要饭吃的,原本没有什么脸面,因为自己当上了乡镇党委书记,祖宗们就开脸了,所以父亲才不让丢他们的脸。可见,穷人也有尊严,任何人在尊严面前,总是一样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要不是有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乡里的工资都发不下来。机关的干部、职工们,能够在上级拨款一次到位后,领一大把可怜的基本工资,无怨无悔地开展工作,确实靠的是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职业的忠诚。挤着吃皇粮的人太多了,工资的附加成分就没有了,而基本工资算下来没有多少。所有乡镇都是这么处理的,不这样过不了日子。你想,人员爆满,僧多粥少,谁让你在老百姓开始富起来的时候,执迷不悟,一味地往乡镇穷干部队伍里扎堆儿?天塌砸大家,中国人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大家都持之以恒地挤在机关里,不肯下海,工资多少都没有意见。

  当然,说没意见也不尽然,发点牢骚还是允许的。黄公庙乡的乡长姓冯,财政所长姓陈,干部职工每当领到几个月集中发放一次的工资时,就有几个秀才说怪话,把“百家姓”中的一句“冯陈朱魏”,一句“郗范彭郎”,篡改成为“冯陈喂猪,稀饭哄郎”。既显得黑色幽默,又让人笑得苦涩。

  副职们没有少向项明春建言,总得想办法从群众那里敛一些钱,缓解经费压力,项明春一概不同意这么做。他顶着班子内同志们的抱怨,坚持从发展经济方面找突破口,严令部下们不允许搞歪门邪道。就连必须集资搞的公益事业,也从不纵容下属们在不做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情况下,粗暴地行使行政命令。

  日子难过年年过,过了一年又一年,经济建设当然在自身的轨道上缓慢地推进中。这次县里换届改选后,各项工作运转就开始加速了。县里安排分包到黄公庙乡的“四大家”领导,是新近提起来的非党女副县长周志茹。按曹书记没有明说的意思是,他相信项明春能干,配一个弱一点的副职来分管,不会影响工作进程。按项明春自己的逻辑想,反正其他副县长也不是“散财童子”,谁来分包自己的乡镇都是一样的。

  周志茹副县长具有放得开、收得拢,大大咧咧又不失严谨的女干部气质,工作敢于大胆负责,处事上周到得体,人品不错,人缘也极好。她原来在局委,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会主席,但是,进了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居移位,养移体,很快适应了角色。表现在从一开始人们称呼她“周县长”时,不禁脸红,不久就习惯了,反而对有一些自恃年龄大的人,不称她“周县长”,而喊她“小茹”,觉得不够尊重她。由此可见,她被组织上放在副县长这个位置上是当之无愧的。

  一个非党的副县长,分管的正是党的教育工作,也分包乡镇。周志茹在县里的工作不太忙,就显得比其他的副县长深入,所以隔三差五地经常到黄公庙乡视察。并且到了乡里,一点也没有架子,从不干扰项明春的工作。她和项明春早就熟悉,过去挺敬仰项明春的为人,所以这架子即使有,也摆不起来。

  周县长每次来到黄公庙乡,不仅在酒场上,而且不分场合,对项明春一口一个“老大哥”叫得甘甜,根本没有上下级分别,倒像是一对亲密的兄妹。副县长毕竟是副县长,不管权力大小,有这点敬业精神是很不错的,赖猫咪也能避老鼠,说出去的话,其他乡干部不得不遵从。她经常说,俺哥让怎么办就怎么办,任何同志不允许懈怠工作。这些指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项明春起到了撑腰的作用。

  这个周县长发迹很快,简直如同迅雷不及掩耳,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干部一下子走上了领导岗位。不管岗位重要不重要,职务这东西重要。

  在政坛上,确实会出现超新星爆发的奇迹。一九八三年大体改那一阵子,一个农业技术员一夜之间,就可以当上县长。有一个高中的副校长,是大学本科生,被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找白头小麻雀一样,从干部档案的册子里翻出来了,异常惊喜,连夜报市委组织部,在这个副校长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三天就被小车接走,当上了另一个县的副书记。

  周志茹也是这样被突然提起来的,因为干部配备要求,每一个县的政府领导都要配一个非党副职。按照要求,必须在正科级干部上选拔,可偏偏丰阳县的几百名正科级干部中,没有一个非党的。而且副科级干部中,只找到了周志茹一个女同志。因为非党,又因为是年轻女干部,破格提拔,周志茹天上掉馅饼一样,摇身一变,副科变成了副处,而且在换届改选时,全票通过。

  事后,关于周志茹的突然发迹,说法有多种版本。其中有人传说,周志茹的一个亲戚在京城里做大官,在选拔干部时,曾经对市委方书记特别关照过。一些没有升上这个职务的女同胞,嗤之以鼻地挖苦说,呸,什么非党副职,是这个骚货脱裤子脱出来的。于是就谣传周志茹是“脱”党干部。

  不管如何攻击和瞧不起人家,周志茹这副县长确实是当上了。在项明春的记忆里,周志茹确实有一些过人之处,她到黄公庙乡的第一次视察,曾经让项明春看到过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鲜镜头。三一天后半夜,项明春从来不敢关闭的手机响了起来,项明春以为又出现了什么突发事件,激灵灵地醒来,接了电话。

  电话是县政府值班室打来的,对方说:“当书记的,能够超脱,这么早就睡了。不好意思啊,打扰项书记休息了。”

  项明春打着哈哈说:“哪里,哪里,领导们还没有休息,下官怎敢休息?请问,有什么指示?”

  对方告诉他,县里领导分包乡镇重新进行了分工,周县长分管你们黄公庙乡。刚刚开完会议,要求分包乡镇的领导抓紧下去,传达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会议精神。郗县长明确要求,政府办连夜把这个精神通知到乡镇主要领导那里,要高度重视这次全面安排,明天早上把通知的情况向他直接汇报。

  项明春合上手机,心里骂道,这不是扯淡嘛,下去就下去呗,又不是中央、省、市领导下来视察,何必搞得雷动风响、神经兮兮的?各级领导亲民的时候,往往也有扰民的一面。你小小的县级领导就大可不必这么做了,不说扰民,至少算扰我这个小官了。又一想,总算不是突发事件,小题大做,不会煞风景。立即放宽心来,呼呼地睡了一觉。

  毕竟是新任副县长视察,项明春不敢怠慢。第二天早上醒来,给孙秀娟掖了掖被子,草草地洗涮了一下,又到女儿的卧室亲吻了一下女儿,开上破桑塔纳,就往街上赶。本来是想找个饭点,吃一点小吃,天气太早,竟然没有一个开业的。项明春只得继续赶路,到了乡里,已经九点多钟了,来不及吃饭,让通信员沏了一碗鸡蛋茶,对付了过去。

  要是其他领导来,项明春也许不这么慌张,就是因为来的是周志茹,反而不敢怠慢。因为新上来的领导一般比较敏感,更何况是一个女的、非党的、刚刚当上大官的,这敏感恐怕就与时俱进,甚之又甚了。所以,项明春反复要求冯乡长和其他同志,要特别尊重这位新领导,不能让人家挑出接待礼仪上的毛病。

  冯乡长说:“一个毬xx巴女孩子,当上副县长有什么了不起的?犯不着这么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项明春说:“我就怕你这个心态,才反复强调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千万别以为人家是黄毛丫头了,现在是我们的顶头上司。稍不尊重,会让她心理不平衡的。”

  冯乡长哈哈大笑说:“好啊,就按项书记的指示办,上级领导摆臭架子的毛病,本来就是我们这些下级捧出来的嘛。”

  因此,黄公庙乡机关院里,前前后后打扫了一遍儿,干部、职工们还泼了不少净水,把飞扬的尘土压了下去。

  等到周志茹来了以后,非常随和,煞有介事地听了项明春和冯乡长的工作汇报,认真记了笔记。随行的秘书说:“周县长,你不用记的,我记全了,回去整理整理送给你就行了。”

  周志茹略显尴尬,很快消退了脸上的红颜色说:“还是自己记记,心里踏实些。”再往下记时就漫不经心了。然后,把笔记本翻到前两页,艮巴巴地、原原本本地把曹书记、郗县长的工作要求,向项明春和冯乡长作了传达。

  正常程序进行完后,漂亮的女县长如释重负地说:“老大哥,公事太累人,咱们放松一下。这样办,你让冯乡长忙去,你带我到一些地方转转看看。”

  冯乡长也如释重负,笑笑说:“还是县长大老奶体贴下情,就让项书记陪你到咱们黄公庙乡的景区游玩一番吧。”

  周志茹一点也没有介意冯乡长说话中的讽刺意味,就和项明春坐上她的2000型桑塔纳出了机关大院。

  出了大院,项明春对周志茹说:“黄公庙乡穷乡僻壤的,别听冯乡长瞎说,哪有什么风景区?你说吧,是到好一点的村去看,还是到差一点的村去看?”

  周志茹沉吟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明春哥,我听说你们这里的祖师庙挺灵的,我们就到那里去看看吧。”

  项明春想,到了车上,“老大哥”就变成“明春哥”了,显得特别亲切,就愉快地附和说:“好,这是我们乡最好的风景区了。”

  祖师庙在离乡政府十几里外的一个小山包上,虽然只是一些破破烂烂的砖瓦房,香火还很旺盛。里边的塑像都是本地的一些土匠人自己搞的,除了祖师爷,还有财神、南海观音等不少神仙,都是用麻泥、铁丝胡乱做起来的,远看还是个神,近看就是四不像。除了那些画匠不给他们磕头,群众初一、十五都要来顶礼膜拜。

  今天不是这初一、十五,来的人相对少了一些。项明春他们到来时,老道士和两个老尼姑正在打瞌睡,听到汽车响声,立刻精神抖擞。一见项书记来了,纷纷上前迎接。项明春不便介绍周志茹的身份,就吩咐说,你们忙吧,我陪客人转转看看。

  周志茹、项明春和秘书三个人,转了前院转后院。周志茹不仅买了檀香和黄表纸烧,还在每一个捐款的箱子里,投放了一百元功德钱。更让项明春感到诧异的是,到了祖师爷的大殿里,周志茹烧香、烧纸后,另投进一千元。项明春想,周志茹投入的功德钱,恐怕远远超过乡干部的工资了。正在胡思乱想,只见周志茹“扑通”一声跪在蒲团上,“咚咚”地一连串磕了十几个响头,口中念念有词,大意是谢谢各路神仙保佑,弟子前来还愿。

  项明春奇怪地想,一个县级干部,怎么这么不自重,对着一个泥巴神胎磕头?忽然又一转念,就释然了,人家毕竟是一个非党干部,没有党纪的约束和无神论的理念,对着神仙磕头是无可非议的。忽然想起了周志茹说,“这里的神仙非常灵”的含义,说不定某年某月某日,周志茹曾经来到过这里,许过愿。也许她当时的理想不过是不再当工会主席,能够弄一个副局长干干,或者顶多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到正科级上,估计恐怕连正职都不敢想。她能够当上副县长,肯定是喜出望外,神仙显灵了。

  出得庙门,项明春说:“周县长,你这么心诚,将来还有进步的可能!”

  周志茹意犹未尽地说:“借明春哥的吉言吧。不过,一下子升了好几个台阶,就像做梦一样,到了这个位置我也算到顶了。”

  项明春说:“是啊,从工会主席到副县长,虽然是从副科升到副处,不仅仅是两个台阶哩。真是运气好了,天上掉馅饼。不是我这个老大哥要这么说你,你应该知足啦。”

  周志茹说:“知足,知足,知足常乐呀。”

  周志茹的心里当然是应该欢乐的,可项明春在乡里的糟心事儿太多,如同一团乱麻,让他乐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