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之一,汪精卫河内脱险经过。

 这时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卫大感狼狈,”艳电”刚刚发表,谈和的对手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表面看,很可能是日本军部根本不赞成近卫的”第三次声明”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实果真如此,适足以证明重庆的一般看法不错,日本军阀哪里有解决中日问题的诚意?近卫声明不过是他们分化中国领导阶层的阴谋而已。

 于是汪精卫急于想找由台湾转道至河内的影佐祯昭;但影佐已经不在河内——因为国内发生政变,影佐赶回东京去了。

 这一来,汪精卫不能不重新考虑出处了。不久之前,陈公博由昆明赶到河内,曾力劝汪精卫不要离开河内,不要跟日本人接触;汪精卫预备承诺一半,暂住河内,现在看来,连这一半的承诺,都已无法维持。他必须立即作一个退步,便由曾仲鸣出面,分别向德、英、法三国提出入境签证的申请。

 汪精卫如果愿到欧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预备了护照;财政部亦替他预备了旅费,但以汪精卫被通缉在案,决无主动向一名通缉犯致送护照、旅费的道理。至少要汪精卫自己有些表示才能从国家最高利益上去考虑网开一面。因此,当外交部自德驻日大使馆获得汪精卫想到欧洲的情报以后,蒋委员长决定派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带着护照与旅费,到河内去看汪精卫,转达蒋委员长的意思:对汪不忍弃之不顾,劝他到欧洲去逛一逛,仍旧回来为国家服务。

 去了十几天,一无结果。汪精卫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这一点,怒不可遏,发了许多牢骚。他说:中央应该先讨论他的和平主张。果真大家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抗战到底,他当然也会尊重中央的决议。倘或仍旧独行其是,才谈得到违反纪律。现在的情形,犹如未经审判,遽尔判决,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时他对他那一系的”同志”深表不满,说他们不了解他的苦心和主张;不追随他一起奋斗,谷正鼎对这一点自然有所辩解,他说汪精卫与日本谈和的具体内容,只有极少数的人知;这极少数的人讳莫如深,大家又何从去了解他的苦心与主张?至于”追随”也者,只有不答;因为即使是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这种最缓和的说法,只会伤感情,此行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希望达成。谷正鼎唯有苦口气心,极力用珍惜他个人在党国的历史与地位这些话去打动他,但汪精卫已怀有极深的成见,对谷正鼎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谈到游欧的话,汪精卫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经开除他的党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劳他人关心。

 当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鸣谈过好几次;曾仲鸣很坦率地说:“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汪精卫,他唯有无条件服从。不过语其中隐约透露,这一次的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陈璧君的坚持。而汪精卫之唯其命是从,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鼎唯有叹口气,黯然而归。

 平时政府已有情报,汪精卫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态度。但继近卫组阁的平沼骐一郎,是有名的国粹主义者,一向倾向德国;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决日德意军事同盟的问题。对于”日华事变”以及”近卫声明”并不太热心;一切听任军部处理。

 军部的阴谋,在汪精卫脱出重庆,发表艳电,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卫自陷绝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于控制;恰好有近卫内阁总辞这个政变,正好借以为藉口,将汪精卫干搁起来。这一搁,搞得汪精卫上不巴天,下不着地,进退失据,痛苦万分。除了紧催影佐祯昭,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明确积极的措施以外,别无他法。

 影佐听命于军部,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主张;只劝汪精卫稍安毋躁。这样度日如年地过了个把月,汪精卫决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严重的交涉。

 所谓”严重的交涉”就是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个确实的答复,日、汪合作谋求和平,到底采取什么方式?

 事实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汪精卫的话很漂亮,他跟影佐祯昭说:他不离开重庆,无法发表公然主张和平的”艳电”至于”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他这些论调,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过汪系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都在香港,陈公博以醇酒妇人寄托内心的苦闷;顾孟余自始不闻不问,但据说暗中坚决反对汪精卫的言论,在香港、重庆还有这样一个传闻:艳电是林柏生与梅思平擅自发表的。顾孟余将林柏生找了去,严词诘质;说到激动之处,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照此看来,汪精卫即会想有进一步的行动,亦必然有所顾忌。

 可是,陈璧君的行踪却很可疑,频频于河内香港之间,表面上仿佛是为了来向陈公博劝驾;骨子里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触频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热衷于实际行动的。

 介乎行动与非行动之间的高宗武,态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祯昭的一个与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应该避免演变为”反蒋行动”;到后来慢慢有迹象发现,”高宗武路线”的中心不是汪精卫,想由汪过渡,最后促成由蒋委员长出面来主持和平。

 因为有如此纷起的意见在,日本军部越发觉得等待是比较最聪明的办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与已正式组成”梅机关”负责对华中特务活动的影佐祯昭,虽一直在交涉,却始终并无确切的答复。

 平时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内之行,送去了汪精卫及随行人员的护照;汪精卫表示决定赴欧洲。但陈璧君与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动,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放烟幕”总之重庆方面所得的情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已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将由兴亚院自掠夺的”盐余”款中,按月发出巨额费用,作为活动费用。

 于是,汪精卫身蹈危机,只要走错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卫的专案小组人员,已经布署停当;如果谷正鼎在3月20日离去以前,汪精卫有履行他的诺言的诚意表现,自然无事。但汪精卫没有!于是3月21日深夜,河内高郎街的血案发生了。事后传说:汪精卫的钱都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入法国银行;被刺以后,他还签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医,以致失血过多而死。当然此事的真相已无可究诘。

 东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内总领事的详细报告,当天就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将汪精卫转移至”安全地点”影佐又推荐了一个助手犬养健;他是犬养毅的儿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学。

 于是影佐与犬养租了一艘5500吨的货船”北光丸”带了军医、宪兵军曹等等,都化装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驶海防。此外,日本外务省派了一名书记官矢野征记由香港转河内,作为影佐与河内总领事的联络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时,重庆的《大公报》,登出一则消息,说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这个消息是高宗武所泄露的;别人不知道,有个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却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陆军省派至香港,化装为卖蚊烟香的商人,专门负责与高宗武联络。关于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诉了高宗武;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细节,只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这一点,即可以证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泄露的。

 高宗武虽不承认,日本方面已经开始怀疑;及至矢野将赴河内,高宗武劝他不要去;此外,他又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犬养健,只有一句话:不必与汪精卫会谈。因此,从影佐到达河内开始,日本便对高宗武器了戒心了。

 在河内,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面就是日本领事馆。平时外务省已通过同盟通信社的关系,指派他们的”越南特派员”大屋久寿雄,与汪精卫取得联络;所以在影佐于4月18日到达河内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汪精卫;同行的还有犬养及矢野,由周隆庠担任翻译。

 汪精卫告诉影佐,两三天以前,邻屋的3楼搬来一家人家,形踪可疑,好像是重庆派来的人;越南当局对他个人虽无恶意,不过对政治活动采取封锁政策。他如留在河内,很难与上海及香港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络。

 “那么,”影佐问说:“汪先生的意思想到哪里?”

 “我几经考虑,认为以上海为宜;此外,则是香港或者广州。但香港的英国官吏监视极严,陈公博、林柏生在那里无法活动。广州虽然是中山先生跟我关系最深切的地方,但已为日军所占领,如果我去广州,中国人以为我的和平运动,是在日军保护之下进行的。至于上海,那里虽为世界最有名的暗杀之地,但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国土,我愿意冒险在上海发表我的和平主张,使全国国民谅解我的爱国诚意。”

 “到了上海,请问汪先生愿意住在什么地方?”

 “未经日军占领的租界上。”汪精卫答说:“周佛海、梅思平已经到了上海,开始工作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离开越南。”影佐问说:“这件事只有请汪先生自己跟越南当局谈判。”

 “当然。”汪精卫答说:“我正在研究谈判的方式,总以避免刺激越南当局为主。在我想,越南对于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恼;如果一旦我想要离开,他们断无不赞成之理。”

 “再请问汪先生,预备怎么样离开?”影佐自动报告:“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000吨的货船,专供汪先生使用。”

 这件事,汪精卫早已知道,他的本意还不想坐日本船,所以立即答说:“谢谢对我的好意,不过我已经租好了一艘法国小船。”

 影佐颇感意外,当即提出警告:“重庆对汪先生已下令通缉,航行途中,需要非常小心。这艘船的吨位有多大?”

 汪精卫也不知道;回头问了问周隆庠,方始笑一笑说:“这条法国船是760吨。”影佐更感诧异;犬养和矢野则是相顾惊愕,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也知道坐这样一条小船,非常危险,不过我战后第一次到上海,坐了日本的船去,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

 “可是,”影佐再一次强调,”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

 其实,汪精卫又岂能不考虑他自己的安全;早已想好办法,此时才说:“我预备在海防上船以后,一路航行,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万一发生意外,彼此可以用无线电联络。”

 影佐还在思索;矢野已开口问说:“这是不是汪先生已经决定了的办法?”

 “是的。我想,这样有备无患,比较妥当。”

 既然如此,关于技术上的问题,应该找事务人员来商量;矢野便说:“请汪先生去休息吧。一切事务上的细节,可否请办理总务的来商量一下?”

 这件事陈璧君的弟弟,在法国学航空的陈昌祖负责;当时便由汪精卫亲自将他唤了来,作了介绍,彼此展开细节上的研究,当然,最主要的是,要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以及因应之道。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所以谈了两个小时,才大致就绪。

 告辞时,汪精卫特来打开一个房间,里面没有人,却有陈设,最令人触目的是,床上放着一束用黑丝带扎住的鲜花。不用说,这就是曾仲鸣舍身护汪之处。

 4月20夜间,越南总督府接到巴黎的训令,同意汪精卫离境;他雇的那条船”哈芬号”亦已取得离开港口的许可。为了安全起见,”哈芬号”上的中国水手,全部解散,另外雇用安南籍的船员。此外还要准备食物、清水,需要3天至4天的时间。因此,周隆详与影佐约定,4月25一早开航,中午在离海防5海里的一个无人岛的海面,与”北光丸”会合前进。

 但是,那天中午,”北光丸”由中午到黄昏,无线电不断发出约定的密码搜索,始终联络不上。影佐大为焦急,要求船长继续发电;不久收到回电,但非来自”哈芬号”而是海防海军司令部的警报;如再发出意义不明的电码,将派驱逐舰采取行动。”北光丸”无奈,只好放弃搜索,向东航行。

 东面便是海南岛,”北光丸”从海南岛南面穿过这段海域,需要3天半的时间;这3天在影佐的感觉中,比3年还长。到了4月29,是昭和天皇的生日,日本人称之为”天长节”一早,船长备酒庆祝。犬养便问:“、哈芬号为何联络不上?是不是出事了?”

 “是不是出了事,现在还难以判断;因为这条船的船龄大了,无线电陈旧,性能不佳;距离稍远,就无法通报。”

 “那么,”犬养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等一等呢?”

 “停下来不是办法。”船长答说:“以我推断,哈芬号的吨位太小,每小时只能走8海里;这几天海上的风浪太大,哈芬号极可能采取北面航线,那就怎么样也联络不上了。”

 船长指点海图,一看就明白了,”哈芬号”如从海南岛以北,雷州半岛以南的琼州湾穿过;由于南面陆地的屏障,风浪当然要小得多。但是,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挡住了强风,同时也隔绝了电波,这可能是两船无法联络的真正原因。

 明白了这一层,犬养的信心大增;濒于绝望之境的影佐,亦萌生一线希望,中午未到,便与船长集中在无线电室;一过中午,”北光丸”便将越过海南岛,到达东经111-的位置;辽阔的海洋中,将无任何障碍阻隔两船的无线电波。

 1分钟、1分钟地数着,到了下午3点钟,一直脸色凝重的报务员,突然出现了惊喜之色:“联络到了!”

 果然,如船长的判断,”哈芬号”是取道琼州湾。当时约定在汕头附近的碣石湾会合。

 于是”北光丸”以全速前进,当夜到达碣石湾;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哈芬号”才到,将周隆庠与陈昌祖接到”北光丸”才知道开船就迟了好几个钟头;及至开航,不是浓雾,便是大风,这条小船居然能与”北光丸”会合,真是邀天之幸。

 “哈芬号太危险了!性命等于是捡来的。”周隆庠说:“汪先生已经同意改坐北光丸到上海。”

 影佐心里得意,他在想:汪精卫一生三翻四覆,开头都有他的一套理想;似乎特立独行,表现了中国读书人的起节。但他的理想,往往经不起考验,极容易为环境所支配,现实所屈服,譬如这一次说不坐日本船到上海;其实要坚持亦不难,大可在汕头暂住,自己另外安排交通工具;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照此看来,只要汪精卫一上了这条船,就不怕他不就范。

 但汪精卫却自以为还大有可为;在”哈芬号”做了一首七律:“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诗的题目叫《舟夜》。汪精卫向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失意得意不知在大海中度过多少个”舟夜”所以说”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是指重庆和蒋委员长;日军猖狂便是”风仍恶”对”舵手”虽无谴责之意,但已肯定了掌舵极难。不过在他认为已发现了一线光明——近卫是他的”镫塔”;可惜”镫塔”上的光,不是越来越强,无端跳出来一个平沼,成了浮云掩月之势。

 “良友”自是指曾仲鸣;”百年沉”是指元朝——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于1260年;至1368年元亡,历时106年。他的意思是,眼前恰如宋之亡于元;一定要亡于日本了!因而用了”重见”的字样。

 这当然是正好经过”零丁洋”的感触;但他自负比文天祥有办法,不必作”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叹。至于”检点平生””未尽”之”心”就是从未真正满足过领袖欲;这一次大概可以”满足”了。

 平时周佛海早已到达上海,展开活动;罗君强在这年初春,公然跟他一个姓魏的长官要了600元旅费,飞到香港,作了周佛海的主要助手。当时日本方面跟周佛海联络的是西义显;因为高宗武最初赴日的任务,对蒋委员长有所报告时,都由周佛海经手转呈,而西义显对高宗武的情况非常清楚,所以由他跟周佛海联络,最适当不过。

 4月初,西义显坦率地告诉周佛海,日本方面对高宗武已失去信心;以争取蒋委员长来主持谈和的”高宗武路线”已遭拒绝。问周佛海今后的和平运动,应该如何做法。

 在影佐祯昭已上了”北光丸”专程赴河内去接汪精卫时,西义显这话无异明白表示,日本已决定扶植汪精卫。事实上这也在周佛海估计之中;今后如何做法,在陈璧君几次到香港,在九龙闹区尖沙咀的住宅中,与周佛海、梅思平筹议已熟,此刻是向日方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周佛海说:“采取言论的和平运动,为汪先生的原案;但我以为,只有言论,尚感不够。应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

 这就是所谓”周佛海路线”;实际上是”陈璧君路线”甚至也可能是”汪精卫路线”——汪精卫夫妇对他们的追随者,唱了一出”双簧”汪精卫采取”言论的和平运动”:陈璧君私下表示应该采取”实际行动的和平运动”而对外则由周佛海作陈璧君的化身,提出”组府”的”周佛海路线”藉以掩护汪精卫。

 周佛海对西义显的具体说明是如此:“如果日本政府能忠实履行近卫声明,我们亦可成立强有力的政府。但近卫的这份声明,分量还嫌不够;对最重要的撤兵问题,竟避而不谈,评价值已大为降低。倘能恢复我们所提原案,并忠诚付之实行,则庶几中日事变可以解决。现在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应飞往东京,直接征询日本最高当局的意见;如果认为条件不能接受,仍可返回民间的和平运动。如果日军能保证并尊重我们政治独立,即应毅然到南京组织政府。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准备向汪先生建议,请他接受。”

 如果汪精卫肯作东京之行,便有”朝拜”的意义在内;仅在宣传上便可获致钜大的利益,所以日本方面毫不考虑地表示”欢迎”汪精卫到日本访问,有了这个承诺,周佛海的活动便更积极了。

 由于”兴亚院”拨来的”关余”每月有300万之多;经费宽裕,易于结客,周佛海拉拢的人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只有4个,一个是无锡人赵正平,”维新政府”的”教育部长”;他是民初陈英士任沪军都督时的幕僚。周佛海与他的侄子,地方自治专家赵如珩在日本同学;赵正普通过这层关系,与周佛海接上了线。

 第二个是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由他的关系,又拉拢了一批清朝末年达官贵人的子弟,如杨士气的侄子杨毓恂等人。第三个是大夏大学的校长,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说;他是”日本通”之一,浙江温州人,与梅思平小同乡。

 第四个是富滇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袁砚公。他跟前面三个人不同,赵正平是过气政客;岑德广是纨绔”遗少”;傅式说虽为大学校长,而在学术界并无多大地位,号召力有限,而袁砚公是龙云及云南大老李根源的驻沪代表,他之参加”和平运动”可能会影响云南的稳定,因而为军统判为制裁的对象,而且很快地被执行了。

 但在中下层”干部”方面,由于自正金银行提来,整箱簇新联号的交通银行10元钞票的魅力,到设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兵买马机构来登记的却很不少,筹备”组府”的初期,足已够用。但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粉墨登场的初步条件,虽已具备;而且陈璧君在内,周佛海、梅思平在外,交相”劝驾”;汪精卫却临事踌躇,不敢轻发。因为过去在政治上的翻覆,毕竟是在国内;如今却牵连到外敌!汪精卫不好货而好名;清夜扪心,不能不想到”身后是非”

 陈璧君心里雪亮,汪精卫要一个人来壮他的胆,这个人若非顾孟余,就应该是陈公博。顾孟余的态度很坚决,早有”割席”之势;而且陈璧君于汪系人物,唯一所畏惮的也只是顾孟余,不敢自讨没趣。因此,集中全力在陈公博身上下工夫。

 到了香港,陈璧君去看陈公博,谈到组府问题,陈璧君表示汪精卫并无成见,决定召集一次干部会议,以多数的意见为意见。陈公博便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谈到汪精卫个人的利害,滔滔不绝地举出不应”组府”的理由。

 陈璧君一直不作声;等他讲完,平静地说一句:“你自己跟汪先生去说。”

 陈公博默然。于是陈璧君展开”攻势”极力相劝;说只有陈公博对汪精卫是有说服力,而这分”说服力”只有在促膝倾谈时,才能发挥。

 陈公博考虑了好久,终于还是拒绝了。

 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方面由汪精卫打了电报;一方面由陈璧君再度作香港之行,向陈公博提出要求,如果他真的不愿参加干部会议,希望他派一个代表。

 这时在香港能够代表陈公博发言的亲信,只有一个何炳贤。但是,何炳贤不愿淌浑水,一口拒绝。

 禁不起函电交驰,只是动之以情,陈公博便又再一次去挽请何炳贤作代表,仍然遭到峻拒。何炳贤的理由是:去也是白去;因为如果能有几分之一的希望,劝得汪精卫悬崖勒马,还值得去一趟,无奈汪精卫的至亲,如陈春圃等人,已经在放空气,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之前,有一封信留给蒋委员长,中有”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的话;所谓”难易”汪精卫的解释是,在本位工作上坚持到底,大不了一死殉国,这一点容易做到;将个人的一切抛开,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比较难了。由此可知,汪精卫已经决定”组府”了;召开”干部会议”完全是表面文章。

 此外有人为陈公博进一步指出,陈璧君只是利用陈公博。因为目前在汪精卫身边得势的周佛海与梅思平,都不是汪精卫的基本干部;梅思平分量不够,周佛海历史甚浅,他是西安事变后,汪精卫由欧洲兼程返国时,奉蒋委员长之命到香港迎接,因为谈得投机,才逐渐接近,过去并无渊源。既然如此,这个”干部会议”所作成的决议,汪精卫是可听可不听的;换句话说:“组府”不”组府”完全是汪精卫个人的事。

 但如有”陈公博”之字牵涉在内,情形就不同了,即令是代表,即令是反对”组府”总还有一句话好说:“当时干部会议”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参加的”这个藉口可以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汪精卫的组府是陈公博他们都赞成的。

 话虽如此,陈公博终于忍受不住情面的压力,苦劝何炳贤为他去了却一笔”人情债”又说:不去有”默认”之嫌;去了,提出反对的理由,态度鲜明,是非自有公论。这个说法很有力;何炳贤终于同意,充当以陈公博代表的身分,参加了汪精卫的”干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