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愿作调人。

 平时为日本新闻界称之为”和平运动参谋总长”的周佛海,对”组府”正起劲之时,在上海招兵买马,许下了好些”部长”、”次长”而且连”新政府”的预算都编好了。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以致于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场,却是个未知数。

 一个问题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飘带。汪精卫坚持要取消,而日本军部特地召集华中、华南、华北3个派遣军的参谋长,在东京开会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期上挂飘带,作为”汪政府”的”国旗”已是最大的让步;如果连这条飘带也要取消,变成敌我不分,不但在实际作战上有妨碍,最严重的是会影军心,万一发生哗变情事,勿谓言之不预。

 提出这样的警告,日本军部自然坚持原议;汪精卫也知道事实上有困难,只能拖着再说。

 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井从香港回日本以后才发生的。原来关于”汪政府”的国际地位问题,周佛海曾经与日本外务省的代表加藤谈过,”汪政府”自称为”还都”并非成立”新政权”所以无所谓”承认”问题。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卫呈递”国书”

 加藤的答复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递国书。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组成”新中央政府”毫无意义。谈得一场无结果而散。

 当然,让步的必是骑虎难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卫商量,用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宣言的方式,作为日本对汪精卫”组府”支持的表示。这个方式是影佐祯昭所同意,而且认为很合理的;但到东京去了一趟,他的态度改变了。

 “贵方发表宣言,日本方面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不表同意,亦不否认,采取默认态度。”影佐接下来将与今井商量好的解释说了出来:“因为公然承认,则日本右派及帝国主义者,必然反对,不能不事先顾虑。”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认;可是,”他问:“日本的议员或者记者提出询问;日本政府如果稍为表示:这是中国旗面的希望。哪一来,汪先生宣言的效力,岂不是完全打销了?”谈来谈去谈不拢,只好约定第二天一起去见了汪精卫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见面便问:“汪先生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周佛海认识此人,并不相熟;如今听影佐这一问,料知有话,考虑了一会,还是据实相答。

 “他到上海来了;要由香港转重庆。我昨天跟他见面。”影佐紧接着说:“他对全面和平倒也很热心。”

 一提到这一点,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面和平固然是内心的希望;但一谈到全面和平,对于”组府”便横生好些障碍;日本军部不肯发表宣言响应,亦就是为了留下跟国民政府的和谈之路。如今横刺里又杀出来一个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势,恐怕要弄得很复杂了。

 心里是这么想,表面上当然表现得颇为兴奋的样子,”喔,”他问:“他怎么说?”

 “他说,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谈过,希望王克敏出任蒋委员长及汪先生中间的调人。”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华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无所知?王克敏具何资格,能任此调人?

 “不过,我们从另一方面接到的电报,与此不同。”

 “所谓另一方面,是哪一方面?”

 “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影佐停了一下说:“据说,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庆与东京间的调人,托王克敏向冈村大将,探询意向。”

 这两种情况,大不相同;王克敏虽没有资格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国的背景,甚至可能是华府白宫或国务院的授意,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不但够资格,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那么,”周佛海问:“冈村大将作何表示。”

 “冈村大将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他答复;所以打了电报给西尾大将,请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贸然作决定性的答复,便即问说:“西尾大将当然要跟东京联络?”

 “是的。一方面跟东京联络;一方面要我来联络,西尾大将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听得这话,周佛海大感兴奋;因为西尾寿造没有抛开汪精卫,证明日本军人还是讲交情的。否则,重庆与东京,通过司徒雷登直接联络,汪精卫成了局外人,不仅没有发言的余地,而且连内幕都无从获知,那时的地位,岂不尴尬?

 “周先生,”影佐最后才道明真正来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系,请你跟他见一次面;谈谈汪先生跟你对全面和平的意见。”

 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踌躇了。原来他的根本目的是:“组府”第一;谈和平次。以为有了”政权”在手里,就是有了一笔政治资本。但”组府”之事,从”高陶事件”以后,各方的空岂不佳;全亏得周佛海在那里极力拉拢。如果传出消息去,说他与司徒雷登有所接触,大家都会想到:必与中日谈和有关;既然要停战谈和了,”汪政府”当然不会再出现。见机而作,避得远些;否则”新贵”做不成,落个准备”落水”做汉奸的名声,太犯不着。这一来,不就等于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间,楚军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尽管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却由于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只要有全面和平的机会,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倒说退缩不前,岂非言不由衷,平白让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

 因此,他决定采取拖延策略,”要见面,就要谈得很具体;不然不如不见。”他说:“容我先跟汪先生谈了,再给你答复。”

 事实上他没有去见汪精卫;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去商量。岑德广毫不迟疑地说:“这机会当然不容错过。不管谈些什么,你总要跟他会一面。”

 周佛海想了一下说:“问题是,我去看他,他来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泄漏出去,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岑德广当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说:“你跟中间人约定时间、地点,到时候我派车去接,在我这里见面。即或消息泄漏,只说不期而遇就是。”

 “不错,不错!人生何处不相逢?”周佛海认为这样做不露痕迹,同意照办。

 “公博,快回来了吧?”岑德广又问。

 陈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对”组府”本不感兴趣,从高陶事件以后,态度益发消极,此时岑德广问到,周佛海叹口气说:“汪夫人预备亲自去劝驾,来不来未可知!”

 “有公博在这里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见面,可以表示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以后报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场也比较好说话。”岑德广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谈一谈?”

 “你看呢?”

 “我觉得事后告诉他比较好。”

 周佛海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有什么事,只有我先挺下来再说。”

 见面的日子,定在2月12日;到了约定的时间,岑德广派了一辆车,将司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

 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我等于一个中国人。”

 就这一句开场白,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

 “蒋委员长励精图治,这几年来国内无论物质上的建设,精神上的培养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发了七七事变,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内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说道:“我要说明,日本看到中国进步,内心不安,诚然有之;不过那是日本军阀的心境,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军阀,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间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现了机会;现在是中国方面的问题。将近两年的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给英明的蒋委员长几年生聚教训的时间,仍旧可以跟日本一决雌雄。”司徒雷登紧接着以郑重的神色说道:“这完全是我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

 “我完全能够理解。”周佛海说:“事实上,我们内心中也是这样想法。”

 “你所说的我们,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内。对于汪先生倡导和平,我极表赞成;不过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果所传是实,那是中国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极沉着的态度说道:“请司徒博士作个简单分析。”

 “很显然地,在对外作战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已是一个弱点;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国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错的。不过,一时分裂的现象,也许反可以发生加速复合的力量。”

 “分裂之后再复合,裂痕总归存在的。”司徒雷登不愿在这个问题引起争执,话锋很快地一转,”我这次到重庆,会竭见蒋委员长;很愿意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达蒋先生,谋求一个共济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见面,就是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司徒博士的热诚,我们感激而且佩服。不过,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目前进行组织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进行交涉。如果我们的政府在组成以前,重庆跟东京的和谈,已经在进行;那么成立新政府这一层,自可从缓。倘如重庆与东京能够达成停战的协定,则新政府虽已成立,亦可随时取消。”

 这样彻底的表示,司徒雷登为之动容;便进一步问道:“照周先生的说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证履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请司徒博士代为向蒋先生表明:我们所做的事,纯在求取全面和平,决不会成为重庆与东京和谈的障碍。”

 岑德广所提出的,如果和谈实现,希望美国居间保证。周佛海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因为不论如何,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事,邀请另一国居间保证,无异自请他国来干预内政;不过司徒雷登已经很爽快地作了承诺,也就不必再提任何异议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说:“我大概在月底才会从上海动身;如果汪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到重庆,我是乐于效劳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对于他刚才所说的,可以代表汪精卫保证”新政府”将不会成为和谈障碍的声明,希望进一步获得本人的确认;因而毫不迟疑地答说:“在司徒博士起程以前,不妨再叙一叙;我可以把汪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详细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