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后,政要名流的下落。

 就在这一天,日军开始对香港发动总攻击,由第23军第38师团为基干的佐野兵团,分左右两翼,在香港的筲箕湾及北角强行登陆;九龙方面可以看到日军在香港升起的气球,显示登陆已经成功。

 在日军炮轰香港及强行登陆以前,曾两次派遣参谋向英军劝降,都被严词拒绝;登陆以后,亦仍然不愿投降。于是,出现了一场自日军侵华以来,从未见过的奇特形式的战役,因为香港是丘陵地带,复有坚固的高楼大厦,可以代替防御工事之用,所以既非人自为战,短兵相接的巷战,但也不是开阔地带,可完全使用重武器的阵地战,而是两者交替的进行。佐野兵团自香港东北角,向西推进,初步以占领位于香港中部的力高臣山及金马仑山为目标;混战了两天,至12月21日,占领了黄泥涌山峡,惊喜地发现了大水塘——香港自来水的唯一水源地。

 这一来,日军等于扼住了香港的咽喉;等到破坏了给水设备,香港的居民便如置身在烟狱中了,只有炽热的炮火,没有点滴清凉的甘露。英军是非投降不可了。

 12月25日,上午平静无事,午后的炮火却空前地炽烈,”山顶区域”——香港最高贵的地带,亦是总督府所在地,硝烟弥漫,惊心动魄。这样到了下午5点50分,”扯旗山”上终于扯出白旗,停战投降的命令,迅即传到各防守地区。日军亦作了相同的反应,炮声顿息,只有断续的机关枪声;真如”鸟鸣山更幽”一样,反更显出死样的沉寂。

 而就在这沉寂之中,香港名流所集中的”香港大酒店”出现了石破天惊的举动;有位赋性正直敢言,著作甚丰的名记者李健儿,笔名”黑翁”在扯旗山上出现白旗以后,呼叫如狂,直奔天台,大喊一声:“自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然后纵身一跃,碧血四溅于皇后大道中。

 此外,还有防守西线的司令官劳森准将,奉令停战后,单人双枪,冲入日军阵地,见人便射,杀了十几名敌人,终于死在乱枪之下。

 在九龙,半岛酒店虽然5楼已成为日军司令部,但对旅客,居然仍旧供给”圣诞大餐”而且是传统上必不可少的火鸡。但隔海突然的沉寂,为大家带来了莫名的不安,因而食欲无不大受影响。

 深夜,在耳语中流传着一个消息,香港总督杨慕琦,已率同”太平绅士”向日军投降;事后”太平绅士”各自回家,杨慕琦则已被送至九龙,此刻就住在半岛酒店6楼。

 日本政府正式发表,派矶谷廉介为总督;广东的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郎为政治部长,主管民政。但此时港、九最有权力的日本人,却是一个名叫冈田芳政的中佐;他是日本在华老牌特务机构”梅机关”的代表,派到香港,成立了作为”梅机关”支部的”兴亚机关”早在”十二-八”以前,冈田就在港九大肆活动;那些地方上知名人物之成为”特侦”以及失陷在九龙的要人名流,被请到半岛酒店,以便接受”保护”都是冈田一手所策划。

 及至香港沦陷,那里的要人名流,一样被集中在香港大酒店。最后,并”半岛”的”楚囚”于”香港”;但为政府工作的要员,却都由水路或者化装为难民,进入广东,由惠阳经韶关而脱险。

 在日本人看,被软禁在香港大酒店中的人物,都是大有用处的。其中有张静江的女婿,做过外交部长的陈友仁、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外交界耆宿颜惠庆、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曾任暨南大学校长的郑洪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段祺瑞一系的大将曾云霈、《星岛日报》董事长,有名的富豪胡文虎,以及粤军前辈许崇智。

 许崇智是在香港的广东人中,声望最高的一位;因此,冈田首先策动他来歌功颂德,劝人归顺。软哄硬逼,许崇智无可奈何,只有点头。

 讲词当然是冈田派人写好拿来的;许崇智到了电台,以毫无表情的声音,照本宣科。最后应是宣布”完了”二字;许崇智把它改了一下:“交代我讲的话讲完了!”坐在收音机前的人,心照不宣,许崇智明道言不由衷。监听的人,大为恼火,找他去办交涉;他很轻松地答说:“我说的是实话,不是你们交代我要这么讲的吗?”

 在软禁的日子中,大家的生活过得却很悠闲,除了供给不缺,可以在酒店的范围内自由走动,甚至可以来八圈卫生麻将;也不禁亲友的拜访。只有一个人例外,交银通行总经理唐寿民。

 唐寿民是江苏镇江人,银行界中”镇江帮”很有名,所谓”江浙财阀”之”江”看起来指江苏,其实是指镇江。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胡笔江,也是镇江人;但他跟唐寿民面和心不和,因此阴错阳差地枉送一命。

 事在3年前的8月间。那时中央政府已决定迁到重庆,但国家行局的业务重心,却在香港;财政部为了召开货币金融会议,电令在香港的国家行局总经理,到重庆商讨筹备事宜,据说胡笔江怕唐寿民在最高当局面前,有不利于他的陈述,因而自告奋勇,愿作此行。当时的飞机票很难买,结果从金城银行所定的机其中,情让到一张,预定8月24日上午搭”桂林号”起飞。

 恰好立法院长孙科,访俄回国,经港小住,也定在这天飞到汉口向最高统帅复命。中国航空公司,替他安排的飞机是上午8点钟起飞的”重庆号”这天一早,孙科由随员梁寒操等人陪着,从半岛酒店到了启德机场;时间太早,”重庆号”还在作例行的地面检查工作。孙科只当替他预备的是专机,应该”升火待发”人到即行;见此光景,大发脾气,原车回到半岛酒店,开始早餐。看看时候将到,随员促驾,而孙科余怒未息,迟迟起行。

 中国航空公司已知道孙科对他们不满,如果”重庆号”按时期飞,等他一到,无机可搭,岂非更要大发雷霆?因此,不敢不等;好在航线由昆明转重庆的”桂林号”乘客都已到齐,于是中航将飞行程序变更了一下,让”桂林号”提前起飞。

 那知飞机一出航线,便有4架日本零式战斗机在等着了。原来中苏复交后,民国25年,成立”中苏文化协会”一直是孙科当会长,抗战爆发,中央决定派他与王宠惠展开对苏谈判,接洽军援;这年初夏,更发表孙科为特使,率领一个访问团,搭机绕道欧洲,飞抵莫斯科,洽借一亿五千万美金的军火援助。这一来大遭日本军阀之忌,等他一到香港,便买通了一个姓彭的汉奸,打听到了孙科的行期,要置他于死地。

 谁知”重庆号”尚在启德机场,而”桂林号”由于提前起飞,被日本战斗机误认为攻击的目标。

 左右夹攻之下,”桂林号”的美籍正驾驶,只能沿珠江低飞,在中山县所属,地名张家边的水面迫降;因为飞机本身有相当的浮力,入水不会马上沉没,仍有逃生之望。

 但是,日本战斗机却钉紧了目标,轮番低飞扫射;胡笔江已经爬出窗口,只以回身去取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这片刻的耽误,等到第二次脱离窗口,跃入水中时,恰好敌机俯冲扫射,中弹殒命。

 唐寿民阴错阳差地逃过了一场劫难,仍旧留在香港,独揽交通银行的大权。”十二-八”变岂不测,当日军攻陷九龙,向香港展开猛烈的炮战时,交通银行正由美国运到大量新钞,尚未发行。为了怕落入敌人手中,他亲自督率全体员工,将这批新钞票,截角焚毁。在日本人看,这是非常严重的反抗行为,所以香港一沦陷,他被冈田芳政列入首先要搜捕的黑名单中。

 唐寿民当然也知道自身的危险;化装成药材商,预备趁日军疏散难民的机会,由广东转入内地。不幸的是,让关卡的日军识破身分,送到香港大酒店;由于他在被捕后还不肯承认自己就是唐寿民,所以日军认为他随时会潜逃,加紧监视,行动只在斗室之中,一切有限度自由活动及接见亲友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管理这一批身分介于俘虏与客人之间的名流的,是一个名叫井崎喜代太的中尉,颐指迫使,架子极大;他要每一个人写一篇自传,表明过去的历史,及与国民党的关系。其中最有骨气的是陈友仁,批评日本军阀胡闹,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必将失败;最热中的是郑洪年,表示自己很有办法,希望日本人能够用他。

 民国31年1月10日,皇后道中突然戒严;香港大酒店附近,更为严密。同时被软禁的”贵宾”们都接到了通知,有两个日本将官要来看他们。

 两个都是中将,一个是来自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后宫淳;一个就是主持港、九作战的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他们是由冈田芳政陪了来的。

 在华丽明亮的大客厅中,首先被请来谈话的是老外交家颜惠庆。经过冈田的介绍,后宫与酒井都很客气地道了仰慕之意。然后由后宫发问:“请问颜博士,你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如何?”

 “此一事件发动得太突然,我事先毫无研究,无法推断将来的结果。”

 “是不是可以请颜博士对我们作一点具体的建议?”

 “战区如此辽阔,牵涉的因素如此复杂,像这样的战争,是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颜惠庆又说:“光凭报纸上的一点消息,不能让我充分了解整个情况,所以很抱歉,我实在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

 “那末,对于国民政府的宣战呢?”后宫问说:“颜博士是否认为会影响中日之间和平的达成?你看,有多少宣战的理由?”

 颜惠庆仍旧用闪避的态度:“国民政府宣战的消息,我是间接听到;正式文件,未经寓目,歉难列举宣战的理由。”

 “再请问颜博士,你对未来有什么希望?”

 颜惠庆想了一下答说:“中日军事冲突,已逾4年,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中国的难民,最低的估计,亦已超过1000万;物资上的毁弃,更无从计算。可是现在战区日益扩大,这是最不幸的一件事。个人年事已高,希望能有重睹升旗的一日。”

 这是极好的一篇外交词令,最后一句话,可以解释为赞成中日全面和平;也可以解释为日军全面撤退。说战区日益扩大为不幸,即表示希望日本不再向国军防守区域进攻;亦有指责日本军阀穷兵黩武之意。言婉而讽,经过翻译传达后,后宫与酒井都频频点首,是称许的模样。

 “颜博士,”后宫开始游说了,”以你的经历及经验,如果能够参加政治活动,对于达成你早睹升旗的希望,一定大有助益。我们乐于见到你出山。”

 “多谢盛意。”颜惠庆从容答说:“我以衰病之身,从辞去驻苏大使以后,就决定退休,至今7年,不但无意再入仕途;而且与实际政治也脱节了。暮年岁月,惟有从事文教及慈善事业,服务社会、略尽国民一分子的责任而已。我过去在北京政府,参加内阁,办理外交,前后20年,自愧建树不多;现在年迈力衰,就想为国效劳,亦势所不许。”

 “照颜博士所说,如果有文教及慈善方面的工作,你是乐于参加的?”

 “是的。”颜惠庆加强语气补了一句:“必须是非政治性的,纯粹属于社会自发的!”

 谈到这里,后宫向酒井问道:“阁下有什么事,要向颜博士请教?”

 “我想请教颜博士,对于促进中日两民族间真正的亲善,有何高见?”

 “此事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颜惠庆闪避着说:“将来如有所见,一定会提供当道作参考。”

 谈话到此告一段落,送走颜惠庆,请来陈友仁,继续再谈。

 由于事先已看过陈友仁所写的”自传”知道他是”亲苏派”所以谈话也便集中在这方面,后宫问道:“陈先生,你对斯大林的看法如何?”

 “我没有跟斯大林接触过;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由松冈洋右去回答。”陈友仁用英语回答。

 一开始就是深刻的讽刺,松冈洋右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车站拥抱那一幕,日本军人大都引以为耻。所以后宫与酒井,相顾嘿然,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陈先生,”冈田芳政打破了沉默,”听说你一向与蒋介石先生不和——”

 “不!”陈友仁有力地打断了他的话,”中国是团结的。蒋先生现在领导整个国家,为了民族的生存作难苦的奋斗,我对他只有敬重。”

 “那末,陈先生,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呢?”

 “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工作,才能表示敬重蒋先生。”

 话有点说不下去了。酒井的脸色很难看;冈田深怕闹到不欢而散,破坏了这一次特为来笼络目的。

 后宫略一颔首,随即问道:“陈先生,如果我们释放你,你愿意到哪里去?”

 “如果是释放,我有我的自由,希望到哪里去,不必告诉你。倘或你们仍旧当我是俘虏,到哪里去都没有我作主张的余地,也就不必多说了。”

 态度始终是如此傲岸!但后宫亦起能忍耐;用解释的语气说:“陈先生,你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你愿意到哪里去,告诉了我们,好替你准备交通工作。”

 陈友仁想了一下答说:“上海虽已沦陷,但照国际公法,仍旧是中国的领土。我愿意回上海。”

 即使想赴内地,也必然说是愿意到上海;到时候再设法转道,比在香港、九龙要方便得多。事实上,日本军方,也已作了决定,这批高级俘虏,以移送到上海,最为妥当。

 这期间,南京、上海方面,不断有人派来,而目的不同。来自南京的,自然是汪政府的特使,希望争取有分量的在野名流,金融巨头,参加”和平运动”这个工作没有成功,但也不是完全失败;有些人已作了口头承诺,只以日本军方要听东京的指示,一时还不能将愿意参加汪政府的人,交给南京来人。

 来自上海的,情况最复杂,有受杜月笙之命,到香港来营救”老朋友”的徐采丞;也有”76号”派人”抓人”的。最大的一个目标是陶希圣,但他早已举家混入第一批疏散到曲江的难民队伍中,间关抵达”行在”了。

 香港大酒店中的羁客,能恢复自由的,只有3个人,一个是许崇智,他与新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是老朋友,而且在表面上,日本人”交代”他做的事,很巧妙地都敷衍过去了,所以提前释放。

 一个是胡文虎。他在香港虽只有一座”虎豹别墅”与一张报纸;但在南洋一带,事业甚多,号召力亦不小,日本人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自然特加青睐。

 再有一个就是曾云霈,他是留日出身;当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时代,很得意过一阵子;在日本阁员级的要人中,朋友很多。而且十几年来,他亦未曾参加实际政治工作,生活靠蒋委员长迎段南下,月饭2万元中,分润维持;段祺瑞一去世,境况更窘。这些情形,日本人是谅解的;因而宽大处理放他一条生路。

 除此以外,另有3个人受到特别优待。第一个是”北平李丽”;虽然美人迟暮,但风华如昔,典型犹存,广东特务机关长兼任香港民政长的矢崎,一见惊为天人,倾倒不已。于是”北平李丽”成了香港名女人中的名女人。她本来以手面豪阔出名;这一来更得畅行其志了。

 那时有好些人受过”北平李丽”的惠;而受惠最深的,却是梅兰芳,他曾”降尊纡贵”陪”北平李丽”唱过戏,就因为这一重粉墨因缘,”北平李丽”在矢崎面前极力称颂,梅兰芳亦成了矢崎公馆中的座上客。但是,矢崎无法逼他再出现在舞台上;这便是”北平李丽”的卫护之功——梅兰芳特意留起一撇小胡子;梨园行蓄此与”剁网巾”皆是不再唱戏的决绝表示。倘非”北平李丽”不能任他”蓄髭明志”

 再有一个便是影后胡蝶;据说是日本军方曾特别下令保护。她亦经常出现在矢崎的公馆中,终于获得通行上的方便,悄悄潜返内地了。

 除了颜惠庆坐船以外,其余香港大酒店中的高级俘虏,都坐日本所派的专机,飞抵上海。平时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的时候。

 这些名流到达上海的消息,已在日本军部控制之下的报纸,是不准登载的;但在私底下——汪政府的要员及上海的”上流社会”中,却很引起了一番热闹;访客陆续登门,细叙契阔、悲欢杂陈。一阵接风压惊的应酬过后,情绪慢慢平静,便有许多正事要谈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亦都是银行家,一个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周作民;一个是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还有一个是久任银行公会秘书长的林康侯。周、唐二人是周佛海的旧交,与周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无话不可谈。

 “太平洋战争一起,首蒙迫害的就是我们东南财赋之区;军需供应,尤其是粮食,日本人搜括得很厉害,自己划定了一个军米区。民以食为天,如果一旦民食供应不上,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周佛海问说,”作民兄,你有什么好办法?”

 “在这种一面倒,又是军事大帽子往下压的情况之下,能想出办法来,已经很好了;哪里还谈得到好办法;我看,唯一的办法是:与其你来做,不如我自己来做?自己做,总还有腾挪闪避,甚至暗中掣肘的余地。不过,”周作民特别强调,”不管怎么做,总要先取得重庆的谅解。”

 “那是一定的。”周佛海点点头说:“你的原则很好;我让他们去拟好了办法,再跟你来请教。”

 周佛海召集专家,拟定了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组织规程;下面又分米粮、纱布、日用品等等专业委员会。所谓”统制”对日本人的说法是配给之意;以有限的物资,作最经济的分配。日本方面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要求尽快成立;因为对”统制”二字,各有会心,在他们看,可以利用这个委员会有效达成搜刮的目的,何乐不为。

 依照组织规程的精神,此一统制会是商界自动自发的组织,因此,负责人便须从商界中去找。上海从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一走,崛起了另一批闻人,其中年高德劭,以闻兰亭为首。

 他是江苏常州人,这年高寿已七十有三,但精神矍铄;清癯的身材,撇一部银髯,真有仙风道骨之概。他的本行是纱布,民国10年以前,便已崭露头角,担任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长;又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交易所,虞洽卿所办的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务事理。一生敬业乐群,赋性淡泊,但对社会福利事业,颇为热心,所以物望甚高。只是以前有杜月笙、虞洽卿在,声光不免被掩而已。

 周佛海根据上海商界巨子的反应,决定请闻兰亭出山。他是茹素念佛的,周佛海特地精治了一席素筵,而且请了好些有名的”居士”作陪,提出要求,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作个敦劝的总讲;闻兰亭慨诺不辞,不过他有个附带条件,要请两个人帮他的忙,至少也得是两个之中的一个。

 一个就是刚由香港回上海的林康侯。他是上海本地人,进过学,即是一名秀才,前清末年,做过南洋公学小学部的校长,以后又参加《上海时报》,做过主笔。平时各省都在提倡自办铁路,林康侯与当时一班立宪派的名流,创办苏州铁路,又跟”梁财神”——梁士诒组织新华储蓄银行,自此弃儒习贾,在交通金融事业上,有过一番作为。

 民国17年开始,林康侯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金融巨子,无一不熟,而且做事任劳任怨,不矜不伐。有此两项长处,闻兰亭觉得他是最理想的助手。

 再一个是大陆银行的叶扶霄,与闻兰亭的交情极好;但交情是交情,做人是做人,叶扶霄不愿淌浑水。所以最后是林康侯经不住各方劝驾,觉得盛情难却,做了”商统会”的秘书长。

 秘书长有了,便须物色所属的5个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米粮统制委员会。闻兰亭与林康侯,不约而同地都看中了一个人。

 此人叫袁履登,籍隶浙江宁波,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除了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以外,一直担任公职,并有两个头衔,一个是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仿佛民意代表;一个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籍董事,对于公共租界的设施,是有发言权的。这两个公职,造成了他在上海滩上的特殊地位。加以为人和平敦厚,乐于助人,所以声望很高。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当然要改组,英美籍的董事,一律送入集中营;原来的日籍董事冈崎,成为总董;袁履登也水涨船高,被推为副总董,但权力却反不如前,因为工部局的董事会已经有名无实,难得开会,就开会亦只是听冈崎一个人大放厥词,根本无他人置喙的余地。

 袁履登之出任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自须先谋之于冈崎;同时提出条件,必须按起配给”户口米”冈崎表示,这个条件他也同意,然而无法作主,要取得”登部队”的许诺。

 冈崎又提出一个要求,想请袁履登出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彻底清查上海的户口。这件事与食米配给有密切关系;袁履登是无法推辞的。不过,趁此机会,却可以提出一个条件,不得再有封锁的情事发生。

 原来当日军刚入租界时,常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者只是激于义愤的爱国情绪,每每伏击”皇军”及汉奸,只要某一地区发生暗杀事件,预先安设好的警铃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圈出事地点四周,成为局部封锁地区。真所谓”画地为牢”在”牢”中的住户商品,不准有人外出;路人则在原地停止,听候检查”良民证”无辜被捕的不知凡几;幸而通过检查的,也并不能立刻恢复自由;对锁自几小时至几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获,犹不解除封锁。这是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残酷的惩罚手段;目的是要使得爱国志士,想到一出了事,便会连累无辜、同胞,饱受失却行动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无从补给的痛苦,因而踟蹰罢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日本军方自非允许不可;因为他们亦已看出来,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压手段,只有引其中国人更多的痛恨,更坚持不屈,恰好与他们希望软化中国人的目标,背道而驰。倒不如略为宽大处理,反可以省却许多麻烦。

 平时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与闻兰亭、林康侯,为人合称为”三老”这”三老”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因为不是被请去证婚、就是被邀剪彩,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应酬,筵席上一定会遇到。

 除了林康侯以外,由香港送回来的名流,几乎每一个都不能免于日本军方或汪政府的登门拜访,延请”出山”当然,像郑洪年那样热中的人,一拍即合,出任了管辖京沪、沪杭两条铁路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此外大多虚与委蛇,或则设法延宕,或则担任一个空头名义。只有两个人比较特殊,一个是陈友仁,闭门坚卧,纤尘不染;一个是李思浩,担任了素无渊源的新闻报董事会主席,只为了帮朋友的忙,而且是取得政府默许的。

 原来当太平洋战争一发生,日本进入租界,首先要控制的便是申、新两大报。两报当然要改组;而改组两报的权柄,却很奇怪地是握在日本海军手中。日本陆海军对于在中国的占领区,各有势力范围;上海是一例外,属于陆海军共管区域;西藏路以东因为接近黄浦江,所以归海军管理,作为上海报馆集中地的望平街正在此区域之内。

 日本海军所选中的《申报》主持人,名叫陈彬壧,他是?苏州人,战前曾在《申报》主持笔政,颇得史量才的信任;史量才被刺,《申报》内部清除左倾分子,陈彬和远走香港,替陈济棠办”港报”跟日本方面搭上了关系。所以此时以《申报》旧人来主持《申报》,顺理成章,毫不为奇。

 《新闻报》的商业色彩比较重,日本军方认为人事不必更动,只责成《新闻报》加强替日本宣传而已。但政府方面却认为董事会主席吴蕴斋,也是知名的银行家,他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这所谓”北四行”集团中的中坚分子。北四行在上海有两笔很重要的投资,一是握有相当数量的《新闻报》股权;一是有名的国际饭店。自北四行的领导人周作民离开上海,这些事业都由吴蕴斋出面主持;事实上他在《新闻报》并不大管事。如今来自重庆的消息,说他不见谅于政府,当然亟图摆脱。但是日本海军又岂能容他高蹈?再说所代表的股权,亦不能随便放弃;因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这时便有人献计,说要找一位资历辉煌,而又为日本所信得过的人来接手,才能脱身。吴蕴斋深以为然;几次计议,物色到了李思浩。

 李思浩字赞侯,浙江慈溪人,长于度支,是段祺瑞一系真正有实力的大将;日本军认为由在北洋政府历任财政总长,而在国民政府中并未任过任何要职的他来主持《新闻报》的董事会,是很适当的人选。于是,吴蕴斋便向蛰居在法租界偏僻的惇信路,吃斋念经,不问外事的李思浩游说,力劝他?出山来保全这一张行销全国,发行数字占第一位的《新闻报》,庶几沦陷区的同胞,还有一处可以诉若,说说话,让日本人觉得是不能不顾忌的喉舌。

 就为了这个原因,李思浩托徐采丞用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获得同意,方由吴蕴斋正式向日本海军驻上海的最官员近藤推荐,接任《新闻报》社长。

 李思浩出山之时,闻兰亭却已有倦勤之意。原来此时有关东南的物资,成为三方面争夺的目标,一是日本军方;二是汪政府;三是我们的大后方。

 为了维持抗战,大后方必须海外及沦陷区的物资支援。?际采购,本可通过香港及上海的中央信托局办理;太平洋战争一发生,这两处的中信局不能再发生作用,对于沦陷区物资的争取,就更显得重要了。

 大后方的这个争取工作,分多方面进行;主要的是两条线,一条是由杜月笙的代表徐采丞与日本陆军登部队打交道;一条是由第三战区设法搜购,自浙东输内地,不幸的是第三战区的经济特派员平祖仁夫妇,双双为76号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