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

 突然的我又闲得发慌。每天上午懒在床上,十点多钟起来,在房里到处磨蹭一下,无聊地把什么东西都翻出来看看,摸到下午两点半钟去上班。房子里就这几样东西,空空荡荡让人心虚。我忽然着了迷似的喜欢逛商店,好多次我到依顿购物中心,从地下的餐厅一层一层看上去,连六楼的家具也细细看了,也只能看看,什么也不敢买。那些精美的东西也并没有在心中激起强烈的欲望,我知道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就这么看着,心里也有了一种说不明白的充实。休息那两天实在无聊了,我到公共图书馆去看画报,又借了《红楼梦》和《金瓶梅》回去看,看累了又趴到阳台上去看汽车。我经常一两个小时趴在那里,看楼下汽车行人来来往往。看呆了好象在看,又好象没看,有时脚都站麻木了才记起已经过了很久。看着下面央街上的轿车乌龟似的爬行,人影子也蚂蚁似的移动,远远的来了又远远的去了,我觉得非常可笑,这个世界很奇怪很滑稽也很荒诞,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又在心里设想怎么才是不奇怪不滑稽不荒诞,却想不出来,又觉得似乎也只能如此。于是我站直了身子,挺了胸,想象着一种庄重神情,又尽量在脸上表现出来,稍微探出身子对着下面行人车辆检阅似地缓缓挥手,喊着:“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有一次我站在窗前出神,不知怎么一来顺手拉了一下窗框,听见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发现一只好大的苍蝇被我关到夹层玻璃中间了。看那只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搬了张椅子坐到窗前去看。对着阳光我看清楚了苍蝇脚上茸茸的细毛,停着的时候翅膀也在轻轻的颤动,两条后腿弯过来梳理翅膀,前面两只触角似的东西前后动着。它停下来我就在玻璃上拍一下,它又飞起来,在玻璃上碰得嗡嗡的响,渐渐落下去。又停下来我就再拍一下。这样有几十次,它对我拍动玻璃再也没有反应。我想:“让我也喂一只动物。”就到厨房拿了几粒米饭,飞快地拉开窗框丢进去。过了两天我又记起那只苍蝇,一看它还停在那里,米饭已经干了,似乎还是那几粒。我拍几下玻璃它动也不动,象是死了。我拿了一根筷子,把窗拉开一条缝去拨它,还是活的,轻轻动几下竟不避开。这么老实的一只苍蝇使我感到惊奇,用筷子挑了它,它就停在筷子头上。我把窗户拉开,它并不飞走。我说:“饶你一条命了。”拿了筷子走到阳台上,伸出去用手一扇,不动,再对着嘘一口气,它飞走了。我对着空气说:“本来想喂了你做个伴呢,你又要绝食。”把筷子丢到地上。

 我终于有耐心坐下来,写了几篇散文杂感,投到《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去。文章刊了出来我无动于衷,这个世界离我很遥远,它承认不承认我都无所谓,我心里在计算着那点稿费。

 这天晚上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刘晓冬从圣约翰斯打来的,他找林思文。我说:“林思文到蒙特利尔去了,这几天都不会回来。”他说:“你是高力伟吧。”我说:“是高力伟,我还记得你呢,你在物理系读博士对吗?”他说:“找你也是一样的,一定帮个忙。”他告诉我说,一年多来他帮女朋友申请语言学校终于成功了,她星期四从上海起飞,应该是今天下午到,可飞机到了却不见人。我说:“在多伦多转机耽误了也不一定。”他说了那女孩的姓名特征,要我到机场去帮他找找。我说:“明天一早我要上班呢。”心想:“到机场去帮你找,你倒是敢开这口,以为机场就在这楼下吗?”他又问我有什么办法在多伦多找到她,我说:“上海航班晚点了也不一定。”他说:“我帮她订的加航的机票,不太可能晚点。”他说得有点结结巴巴的,我似乎看见了他嘴直哆嗦。

 放下电话不几分钟,他又打电话来了,第一句话说:“她跑掉了,一定跑掉了。肯定现在在多伦多。”他要我帮他找找。我说:“多伦多几百万人呢,在这海里到哪里去捞这根针!”他说:“到联谊会去看看,她来了今晚很可能住在那里。”他要我现在就去,我说:“都半夜了我还去敲门呀!”答应了他明天一早去。他又告诉我那女孩可能用化名,要我问几个人有没有那个样子的人。我要他明天晚上打电话来问消息,他说:“明天中午行吗?明天中午!”我答应了。

 有这样一件事情做我也挺高兴。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联谊会,心想:“是个什么女人呢,又能够风骚到哪里去,把他挤捏成这个样子!”我查了登记名册,又问了好几个人,并没有这样一个人来过。中午刘晓冬打电话来,我告诉了他。他听了呆在那边了,我“喂”了几声也没反应,我对着话筒吼一声:“长途呢!”他在那边说:“完了,完了,这女人,我掐死她!掐死她呀!”

 放下电话我没再去想这件事,就算真的跑了也没有什么稀奇。过了几天我晚上下班回来,看见刘晓冬在家门口等我。我说:“为那人就跑到多伦多来啦?”进了门他说:“等你都有几个小时了。我下午五点就到了。”他说着脸上显着亲热,象见了多久不见的老朋友,其实我跟他就那年圣诞节前说过一次话。我下方便面给他吃,说:“就干等了七八个小时?”他说:“我下去走走,又上来,上上下下也有十几个来回了。”我说:“现在知道热锅上蚂蚁的心情了吧!”他说:“知道了知道了。我打电话回上海,我妹妹送她上的飞机。”我说:“老刘,我骂你又不好,不骂又实在该骂几句,是脑袋里灌了油腻还是怎么着,这么想不通,还飞到多伦多来找!什么玩艺,值不值得嘛!她现在就是坐在你面前,倒在你怀里让你搂稳了,明天她要走还是走,你用根绳子拴了牵着也不行,侵犯人权!钱送给航空公司还不如买几箱啤酒一醉,醒来就好了。她真是个天仙吗,身上哪里都雕着花吗?就把我们老刘坑成这样!”他说:“老高,说别人的事总是一口气的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自己没痛在心里!她的事我办了一年多,联系语言学校,找经济担保,买飞机票,不怕你笑我,光身一个老爷们等这两年有多少想象你也该知道,就盼着这一天呢!完了,说完就完了!有些事真的就这么轻易就完了,不相信!”他吃了面在椅子上坐了抽烟,又说:“走之前我妈当她是儿媳妇了,把一个家传的宝石戒指给她戴上,在国内前前后后花了几千块钱,都是我牙缝缝里省下来的,寄给了她我心甘呢,谁知她就这样照我头顶一棍子!”我把毯子抖开说:“两个男的睡一床挺那个的,你睡地板上。”他点点头,问:“林思文呢,她还没回来?”我说:“总会回吧。”他说:“那边传说你们快离婚了,我想挺好的一对,上帝选着配人也难配这么好,不可能吧!”我不置可否笑笑。他掏出一叠信递过来:“你看,你看看,她写给我的。”我说:“不客气我就看了。”他说:“尽管看尽管看。”我顺手抽一封,他都丢过来说:“都看看,看了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我说:“知道什么东西还飞到这里来找,天下总还另外有几个别的女人吧。”信上那火辣辣的句子烧得我脸热,目光都不好意思在那上面多停留:“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在那美好的国度重温共枕同欢的旧梦”等等,看到这里我说:“姑娘倒挺会写的,也怪不得我们老刘搁不下来,火在心里烧了几年,说熄就熄啦?”他说:“我主要是怄不过,找到她让我使劲踢几脚,我就算了。”我说:“你都跟她睡过了,也该付出点什么,现在这就打平了。”他躺下去说:“不瞒老兄,出国前在一起前前后后也有两三年,要是有一间房子,早结婚了,要是有那间房子,访问学者我也不一定来了,一间房子!”熄了灯他躺在那里长吁短叹,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亮。

 第二天上午我陪他去了移民局,坐在那里等到十点多钟,总算约见了他。他走到三号约见台去,好奇着我站在后面看。移民官听了他的申诉,到后面查了一会回来说:“ThisgirlisreallyinToronto.Butshedoesn'twanttotellotherswhereshestays.Wecan'thelpyou。”刘晓冬急了,把头伸过去嚷着:“Tellme,pleasetellme。”移民官摊开双手微笑着摇头。我跑上去拉他一把说:“没有用的,这是人权。”移民官又按下键报了下一个号码,刘晓冬急了,踮着脚把头凑得更近,用中国话骂:“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他妈的你,怎么不保护我的人权。”移民官大为惊异,严肃地望着他。我不好意思,退到后面去。刘晓冬还在骂,移民官的脸色越来越严峻。我又跑上去拉他一把说:“骂人也犯法,他听懂了早就叫警察了。”他听了“犯法”两个字,马上就不骂了,气呼呼地“哼”着,似乎是瞧不起那不愿为他打抱不平的移民官。出了移民局到了街上,他又骂了起来,骂那女人,骂移民官。我说:“老刘,在这里骂你有什么用,听的人只有我一个。”他说:“我太气了我太气了!”他站在移民局门口不肯走,我抓了他的胳膊推他,那胳膊在不住地颤抖。

 五十五

 在六月里我搬到东区唐人街附近去了。一个上海人租了那一幢房子,一家人住在楼下。楼上我住了一间小的,那间大的已经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香港女人住了。

 那些日子在恍惚中象梦一样的飘过去。每天干活回来就在房子里呆着,借几本高阳的历史小说来看,或者写几篇文章投到报社去。到了每周休息那两天,经常是一整天也不跟人说话,想来想去想到一件可做的事,比如到东区唐人街去买一把小菜,心里就有了一点充实,也不骑车,慢慢悠过去,又慢慢悠回来。有时回来时就在桥上伫了,看远处的高楼大厦,看CN塔,看下面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这样闲逛着,又记起在国内把北美的生活想得多么浪漫诱人,嘴角又浮起自嘲的微笑。那些远远近近的风景我已经看得厌倦,闭了眼也能在心里描摹出是什么样子,于是又觉得跟思文在一起吵几句也有点好处,那样我可以在心里有点事情做。到了夜里我靠在床上捧了书看想引来瞌睡,可经常越是意识到了看书的目的,瞌睡就越不来,心里有个骄傲的声音在反抗着说,不能欺骗自己,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躺在床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睡着,睡着了心中那种空虚的沉重就没有了。那种空荡荡的沉重有着物质般的质感,压在心头我可以感到它的分量。这时我知道了酒的好处,可以让人暂时忘了痛苦,可惜我又不会喝酒,也舍不得买了来喝。好多次我睁着眼望着一片漆黑有几个小时,终于忍不住,爬起来穿了衣服,在这半夜里象游魂一样,到无人的街上去游荡。在夏夜的微风中我感到了凉爽,伸开双臂微微弯曲想象着是舒开了翅膀,一下一下地缓缓拍击,身子轻盈地也就有了一点飞翔的感觉。有时就骑了车,沿着街一直下去,到安大略湖边去看夜景。偶尔看到两个夜游的醉鬼吵架,两个人很温和地推来推去,骂着脏话,却打不起来,让人看了不过瘾,这样我也能看上半个小时。在深夜经过那些无人的街,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在口袋里装了三十块钱,有人来打劫就拿去好了。经过那些黑暗的街角,我总是想象着象报纸上报道的那样,有人会跳出来,用枪逼住了我。我在心里等待着,要是真碰着那么一回也有点刺激,可惜这样的事从来也不发生。我这时已经厌倦了逛商店,却又着了迷似地的到银行区去看利率的变化。在那些利率较高的小银行之间比较,在心里计算着利息是否够付我这个月的房租了。

 那个休息日我在家呆了一天,磨磨蹭蹭的把白天度过去了。打开冰箱看了半天,也想不起要买什么,银行的利率昨天也看过了。可怕的夜晚来了,我骑车到央街逛了一圈,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回来才十点多钟。我后悔下午不该睡了那一觉,现在一点瞌睡也没有。我想找件事做,用力按了按肚子,想体会清楚里面是不是空了,偏又一点也不饿。我的思维象通了电一样灵敏,又象原始时代的穴居人一样贫弱。我把电话本摸出来想跟几个熟人打电话。平时我很少跟他们联系,今天急了没话也要找些话来说,问一声“近来可好”拨了几处竟没有一个人在家,失望地把话筒放了。我想起今天一整天还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就坐到床上去,靠着墙,闭了眼把自己设想成两个人,在心里一问一答:“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一个人呆在这房子里?你从哪里来?你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答着终于突破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心理障碍,长长地叹出一声,顺着这一声,把那些问话在嘴里说了出来。听着自己的声音非常奇怪,又不知道问答者哪一个代表真正的自己,哪一个代表设想中的自己,想来想去来来回回设想了好几次,都觉得不合适。这样神经病似的自言自语有几分钟,自己感到了无聊又觉得有点恐怖,终于停下来。又下了楼走到街上去,碰了一个人就拦了他问:“Excuseme,WouldyoushowmethewaytoYongstreet?”这样拦了有十几个人问了,每个人都很耐心地告诉我方向,我非常恭敬地点头致谢“Thankyou”前后也说了有几十遍一百多遍。最后自己也问得厌烦了,把双手伸过头顶拍响着,一个人神经质地笑。再往前走,忽然看见对面的马路的路灯下,有一辆警车停着,几个警察扭着两个黑人在搜身,黑人很老实地举着双手。我马上横过去看,刚走到旁边站了,一个警察说:“MayIhelpyou?”我只好知趣地走开,远远看着警察把那两个人塞进警车带走了。

 时间还早,不到十二点,我继续往前走,发现自己走到丹佛士街口。这是多伦多有名的妓女集散地,很多次深夜回家在电车上看见妓女们穿着性感的衣服站在街角路旁,或者慢悠悠走着,等待着生意。我忽然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有一种非分的向往。沉住了气一想,自己也并不是想去干那勾当,而是想去跟那些姑娘们说几句话。明白了自己又有点不放心,又想到自己口袋里也并没有钱,才彻底放心了往那边走去。(以下略去1000字)

 回到小房间里我还是毫无睡意,那种空荡荡的沉重又重新聚集起来,在心头凝成一个结。捧了书到床上去看,也看不进,于是扔开了。又到水房里把浴盆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放了满池的水跳到里面躺了泡着,浑身搓来搓去也搓不下灰疙瘩。泡了好久觉得够了,把水放了擦干身子。想起那香港女人这几天也不见人影,楼上就我一个人,就打开一条门缝伸手把过道的灯关了,赤裸着身子回到房里。披了毛巾拉上窗帘在灯下看自己的身子,觉得有点羞愧,又觉得又点刺激。干脆把毛巾甩开,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双手在身上拍得“啪啪”的响,心想:“我把自己吓着了,把自己吓着了。”一下窜到床上去坐了,双手搂了肩尽量缩成一团,一下又跳下来,拍着身子走来走去,又熄了灯,黑暗中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左边走几步,右边走几步,想象着电视中演员的表演,做着各种舞蹈动作和造型,眼珠子随着动作瞟来瞟去左右乱转。做着我觉到了兴奋,逃脱了那种沉重的空虚。最后我“哈哈哈”地笑几声,摸到床上去睡了。

 这样我在孤寂中挨过了几个月。好多次我觉得自己意志快要崩溃,又怀疑自己思维迟钝是不是神经有了问题,心里害怕起来,在心里默默地背着“八八六十四,九九八十一”“日照香炉生紫烟”又轻声念出来让自己听见,似乎这样就给了自己一个还清醒着的证明。

 五十六

 在我住的街道附近有一所小学,每天有很多小学生越过马路上下学。(以下略去1100字)

 五十七

 在报纸上写文章多了,也写出了一点小名气。报纸上称我为“大陆作家”我感到惶恐又有一点得意。慢慢的我有了一点自信,把稿子寄到美国的报刊上去,发表了,又寄到香港去,也发表了。这使我有了勇气以平等的心态与别人交往,哪怕对方是个博士什么的呢,我也用不着那样躲躲闪闪畏畏缩缩了。这样我交了一些朋友,他们有什么聚会就叫我过去。孤独虽然依旧,毕竟又好多了。有时候干活回来已是深夜一点,我依然精神振奋,写到三四点钟再睡。不知怎么一来,餐馆里的同事也知道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孟浪就是我。阿良说:“孟浪也在餐馆里,怎么回事!孟浪也切菜包春卷,怎么回事,嘿嘿!”阿长说:“孟浪怎么跟我们干一样打湿手的事,这不对嘛,人家是个知识份子嘛!”说了两个人互相望了哈哈的笑起来。

 这天多大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国内一个女画家叫汪莉娟的,在大人物画廊办画展,销路不好,她想把画抽回来移到纽约去,孙老板却把画扣住了准备贱卖掉。因为合同订在前面,那些画她想抽也抽不回,只好在多伦多想办法。朋友要我尽快写篇文章发表,看能不能挽回局面。这个画展我在《星岛日报》上看到了广告,还没去看过。我知道这些画家为了出国,不管画廊老板条件多么苛刻,也接受了。这样至少可以出国看看,回去又可以说是在国外办过画展的。到了这里,老板按合同行事。画家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满心委屈也无可奈何。

 朋友陪我去见了汪莉娟。(以下略去1100字)

 过了两天文章在《星岛日报》登出来,我又说服孙老板再花钱做了一次广告。画的销路见着就好了起来。过了一个多星期,孙老板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些画卖得差不多了,还剩几张让画家包回去了。他很高兴,请我去翠园酒楼去喝茶。我去了,孙老板塞给我一个二百元的红包。我也不推辞就收了,说:“孙老板你把汪莉娟的画甩卖掉了,她亏了你也亏了,那种价别人买去只当装饰品,不当艺术品。”孙老板说:“我跟她赌气!自己的东西走不动,怨我!这不是笑话吗?”我说:“老板你当然不容易,大陆来的画家更不容易,有时候您放松一点,他们也喘口气,瘦死的骆驼大过马呢。”他笑了说:“好歹我也算个搞艺术的人呢,心就那么辣?没有办法!我也要找口饭吃是不是?说穿了说透了我这也是生意,商场如战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淋淋你死我活的事!我今天破产了,跳楼也不会有人拉着我!你信不信?我也想心软呢,可能软吗?”他说着眼中放出一种光来。我看了心颤,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孙老板别说那么可怕,我心都被你吓跳了。”他又笑了说:“这就吓着你?嘿!十年前我破产了一次,为了朋友的事抹不开面子!朋友做生意贷款请我担保,又算着有把握就签了字,可到了期他归不了帐,银行把我帐上的钱哗啦一下就划去了,又封了我的房子,那次不是我太太死拉着我,我真跳了楼,不想活了!我想人的心要硬啊要硬啊,想着想着真的就硬了。生意嘛,杀人见血的事!”我跟他碰杯喝了口啤酒,说:“老板您说得这么恐怖,那个意思我也领会到了。这么说,我这个人就做不得生意?”他“嘿嘿”的笑,不回答。我说:“我还想等赚足了五万块钱做个什么小生意呢。”他说:“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朋友啊,别不高兴啊,你根本不行。你不够狠。生意上的事要狠心,狠心!该咬的时候要一口咬紧,怕他痛?我做二十年的生意,经验主要就是这个“狠”字,没有良心吃饱饭。心肠一软,倒血霉是一定的。生意上的事就是要钻牛角去,要腆着脸横下心钻到牛角尖尖尖上去。这中间的真理我跟你吹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一定到那一天你自己出血了,痛了,才会明白。生意上的经验说是说不明白的。说这次吧,我放她走了,好人吗?好人!可损失我就一个人扛了。甩卖了她的我还少亏几个!”我说:“孙老板你看死了我?说不定哪天我就发了!”他眯了眼对我笑,说:“那也许你会走运,这样的运气我是碰不到的,想都不敢想会碰到自己头上来。你要做生意也可以,要倒一次血霉,把这五万块钱亏完了再欠上几万,从头来过!那时候你就知道生死之间只隔一层纸。有这种决心你就去做。”我举了杯说:“孙老板谢谢你提醒我,我敬你一杯。”他跟我碰了杯说:“恕我直言,你只要心里明白我不是害你,就别生我的气。”我说:“老板我还要谢谢你呢,怎么说得到生气上。”“谢谢我倒不必,别在心里惦记着孙老板是一头狼就谢谢你了。”

 五十八

 快到秋天的时候,二房东告诉我,隔壁的香港女人结婚搬走了。我说:“她结婚了吗,她反正也没在这里住过几天,她早就结婚了,现在不过是正名,其实在加拿大这名正不正也没有关系。”他笑了,又说:“过几天有个女孩子会搬来,从南京来的,是多大的学生,没关系吧?”他意思是问我和女孩共用厨房水房介不介意。我说:“没关系,反正得来个人。十八岁的小姑娘和八十岁的老姑娘对我来说都一回事。”他笑了说:“那你挺正经啊。”我说:“想不正经也不正经不起来。”他说:“那你修练成佛了。”我说:“什么时候回国去我再还俗。别把我看那么好,我也不是吃素的。”他说:“那随你们,你们自己的事。”我笑了说:“还不知道是不是个猪八戒呢,你就把我和那个人‘们’到一起去了。”他望了我有点神秘地说:“挺漂亮的。”我说:“那是金陵一钗呀!”

 这天晚上下班回来,我发现隔壁已经住了人,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我也没想什么,进了屋倒在床上看书,看一会困了就去洗澡。我发现今天澡盆已经有人用过了。挡水的塑料帘子我平时都是拉到左边,今天却移到了右边。搬到这里来我总是洗淋浴,我特别忌讳和别人共用浴盆,怕传染什么病。香港女人搬走后,我用肥皂把浴盆仔细洗刷了一次,开始泡到浴盆里去洗。今天只好又洗淋浴了。洗着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心想,要是自己一个人住这一层楼多好。

 好几天我都没见到隔壁这姑娘。我上午十点钟起床,她已经上学去了,我晚上回来,她却睡了。这样过了几天,我心里痒痒的有了点好奇,象有只小甲虫在那里停了,那许多只脚不住地乱动,毛茸茸的惹人。我去揣想这姑娘到底俊不俊,二房东说挺漂亮也不知是真是假。一会儿我希望她挺漂亮,有机会了发展她做说话的伴儿;一会儿又希望她丑,真象个猪八戒,这样我放宽了心,当她是原来那个女人,各干各的事,心里也不必七上八下的受刺激。有天上午在楼道里碰了面,那一瞬间光线暗暗的没看清。我看她很明显地把头一低,我也马上漠然地侧了脸,和她擦肩而过。等她过去了,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走下楼去,中等个子,细细的腰肢一扭一扭的,有点意思。这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倒得找个机会看清这人啥样。这天早上我醒得早,听见厨房里有响动。我爬起来,把衣服穿整齐了,抓了枕巾在脸上干擦几把,又搂搂头发,开了门走到厨房门口,停一停,惺忪着眼慢慢走进去。她站在电炉边炒菜,平底锅“嚓嚓”的响。我轻轻咳嗽一声,看她回了头,我马上把脸一偏,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壶,倒在小锅里,问:“对不起,煮牛奶可以吗?”她把身子移开一点,往电炉上一指,也不望我,脸微微往那边一偏。我把小锅放到后一排的炉架上,很自然地望她一眼,觉得有点面熟,眼盯着牛奶心想,这人是见过的。忍不住又往那边瞟了一眼。这不是张小禾吗?眼下的那颗小黑痣看得清清楚楚。我吃了一惊,她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会呢?我在心里作种种猜测。正想着呢,她叫道:“牛奶,牛奶!”我眼睛并没从小锅上移开,但牛奶溢了出来我却毫无知觉。我把锅端到一边,厨房里马上飘着一种焦糊的气味,小锅放下去的时候太重,几滴牛奶溅到她的菜里面。我把手指放到嘴边吹着,掩饰着说:“好烫好烫!对不起啊。”她还是微微偏了脸不做声。我心里想:“咦,还挺傲的啊,以为谁又不知道你!”我端了牛奶到房子里,把小锅放到桌上,又钻到毯子里去睡,也不去想这件事。以后我们迎面碰了,象不认识一样走过去。我觉得这样也好,非常好。我看见了她就象没看见一样,眼睛就这么望着也不避开,毫无表情地走过去。我对自己用更大的冷漠来回答她的冷漠感到满意。幸好在加拿大我并不想动什么心思,幸好。

 这天我休息,睡到中午才起来。我胡乱地吃了饭,懒洋洋地走到东区唐人街买了点水果蔬菜,在桥上看了会汽车,回来又倒到床上去睡,哪里还睡得着。心想,不睡也好,睡了晚上精神太好,难得熬过去。想写点什么东西,铺开了纸坐在小桌边,怔了半天一点情绪也没有。于是下了楼,躺到门口的小草坪上去晒太阳。躺在那里我想着这一次又写点什么才好。忽然想起把张小禾的事写了,投到香港去也挺好。下次得问问思文,她的故事的后半截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把刘晓冬的故事写了,投到香港去,很快就发表了。当然我没有用他的名字,也没用孟浪的笔名,怕万一他看见了在心里唾我。这样想着我在草地上翻一个身,把鼻子凑着地面去闻那青草幽微的清香。侧过脸忽然看见张小禾背着书包,穿了牛仔裤,白衬衣扎了进去,远远的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地走过来。我慢慢坐起来,迎着她望过去,毫无表情地看她渐渐走近。她走近了,脸上也毫无表情,经过了我身边,头在我的视线中消失,我眼皮也不抬一抬,在那刹那间,我看见她胸部隆得高高的,在白衬衣里随着脚步轻轻地上下颤动,很生动的样子。突如其来地,我全身触了电似的一颤,一个冷噤从脚底飞快移动着传到头顶。这样的感觉我已经非常陌生了。到加拿大这两年多来,我对异性有一种冷漠。我用冷漠表示着疏远和拒绝,这样来维护自己内心的骄傲。久而久之,内心那跳跃的火花也渐渐微弱。知道了自己是没戏的人,是局外的角色,我也不往那方面多想。有时我对自己感官知觉微弱的状态感到害怕,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理上生理上有了问题。还是在两年前,在圣约翰斯的时候,有一次和林思文去逛超级市场,偶尔转过脸时,看见一个穿红色夹克衫石膏模特的胸部微微显露了出来,我全身也是这样中电似的一颤,站在那里呆了有几秒钟,思文还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哪怕那次阿唐带我去看脱衣舞,那么多姑娘又那么漂亮那么好的身材,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我也无动于衷。想不到今天自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受了诱惑。

 我坐在那里想入非非,想到了“有亭翼然”这几个字来形容那种生动。我知道有很多姑娘,为了追求曲线感,用了那种厚海绵的胸衣。曲线是突出来了,但却没有这样一种富于质感的生动。我想来想去,越想越细腻,想象力突破了一切遮蔽,一切都在脑海中活灵活现的浮出来。我故意打乱自己的想象,去想写文章的事,又去计算存款的数目,可心里转了个弯,又想了回来。我抵抗了几次,没有用,干脆放弃了抗拒,让想象自由地流动,一边自言自语念叨着:“太下流了,太下流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心里能有这么一颤,我还是感到了安慰。我没有问题,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