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我经常感到冥冥中有种什么力量和自己作对,不然为什么总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这么难,卖小菜也赚不到钱。还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家医院招厨师的广告,十三块钱一小时,我去约见了,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会有点希望。出来了在心里问自己,如果得到这份工作能稳定,还回国去不呢?这样想着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马上就面临着重大选择。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门,怕错过了通知的电话,最后忍不住打电话去问,已经录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后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会本能地预想结果一定与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没达到目的正是证实了自己的预想。怀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气和地面对每一次失败。我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认定洗碗这份工作是多伦多给我作出的恰当安排,是我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一个凭实力生存的社会里,我的实力仅仅是还有一把子气力。我服了气,对某种好的转机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运。

 这天中午思文吃饭的时候随手翻着《星岛日报》,翻到一页说:“这里招厨师,你去试试。”我吃着饭没有留意。招厨师的广告天天有,但有本领的人太多太多,哪又会轮到我。她见我没有反应,就翻过去了。吃了饭我躺到床上拿了报纸来看,先看了新闻,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说:“招人的广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术又不过硬,试也白试。”她说:“不是那一页,是一家外国人办的公司,招中国厨师。”我一听高兴了,凭我的手艺,在唐人街餐馆做不行,外国人办的公司也许还能混过去。我翻到广告,是一家由香港老板投资,委托外国人办的中式快餐连锁店,叫做Ho-Lee-Chow,一下就要招进几十个人。我铺开地图查到地址,就骑车去了。

 这是一家送餐公司,没有餐厅,顾客打电话订餐,做好了由司机送上门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几天一起开张,正缺人手。接见我的是个姓王的总厨,会说国语,几家分店的厨务由他总管。他问我申请什么位子,我说:“炒锅。”他说:“做过几年?”我说:“才做过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两年了,要不现在就试试。”

 他说:“相信你了。炒锅位子没有了,做油炉你来不来。”我说:“对不起,我想知道油炉多少人工一个钟呢?”他告诉我是九块钱,我说:“来。”又说:“不过我做炒锅比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帮我个忙把我分到炒锅位子上去。”他说:“以后看机会,我记着点。”我站起来点头笑着。他指头点一点示意我坐下,说:“有工作证没有,这不是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也可以。”我说有工作证,他要我复印一份,又要我把开户银行支票帐号也带来,钱直接付到帐号上去,公司只发一张工资单。他问:“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换衣服。”我说:“明天来可以吗?我今天还要到另一家餐厅去把那边厨师辞了。”他说:“那明天不来就当你不会来了。”走的时候我怯生生问一问:“人工多久发一次?”他说:“每周划到你的帐号上。”我对他半是点头半是鞠躬,说:“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说:“先到这里培训几天。就这样了。”

 这么轻易地,一个月就可以多挣几百块钱,我心里高兴透了。出了门我走在马路上,跳起来向空中捞抓几把,象是抓到了钱,塞到口袋中去,口里发出“啧啧”的声音。骑上单车又夸张地想象着自己刚才那副低眉顺眼的神态,把那种神态在心中仔细描摹。描得活灵活现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里假装对自己生了气说:“你呢,男子汉呢,做了那副样子羞不羞呢?”于是在心里对自己挤着眼睛扮着鬼脸笑。笑着笑着忽然就再笑不出来,叹口气,嘴蠕动着对自己说:“又装了一回孙子。”

 一年多来我总是在装孙子,这样别人看着顺眼,在心里肯定了他自己,想着自己是决定他人命运的人物,也许就给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样子,更想做出很神气的样子,可我有求于人底气不足,想做也不能够,万一人家看着你不有点不对眼,机会就完了。我不断地做出低眉顺眼的神态,我要让人家看着高兴,人穷了首先要向钱看,讲不起志气。无论如何,我总算找到了一份还过得去的差使,每小时的收入比纽芬兰多了一倍呢。这是真的,这是实在的,为了这真的实在的玩艺儿我得委屈了自己。我还不太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这样轻易地落到自己头上来,太多的痛苦经验和失望经历使我对希望抱着极深的怀疑。也许明天我去了,他说一句“Sorry”我又完了。我心中计算着如果拿到了这份工作,再想办法爬到炒锅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为了钱这东西,我得把内心那种倔犟的反抗冲动打下去。想到这是对命运的暂时妥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的心中轻松了一点。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倔犟赌气除了证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没有其它意义。我也想带着优越的谦虚微笑潇洒地走几个来回,可这得有实力。这个我没有。我心里明白,我服了气。这样想着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这样的心情对待她,我却做不到。我也明白一个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并不是由他是一个男人决定的,那种非常现实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没逃脱这个大多数的范围。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种事实。有时候我对自己的固执作出反省的时候,又马上有一种内心冲动对这种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捍卫着一种关于爱情的信念,爱情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改变了就不再是爱情,不是爱情就不必那样执着。我可以承认所有的现实,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不配有一份象样的工作,承认自己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就是吃了饭有一把力气,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里畏畏缩缩。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压抑着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里不行。我和思文已经互相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谁也不愿向妥协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不进则退,退到如今想进也难了。说真的,时至今日,我还担心她会向前迈出这一步呢,那样我将会进退两难。

 第二天我骑车去上班,路很远,骑了四十分钟才骑到。(以下略去600字…)

 干活轻松,精力还过剩,我又在一个韩国女人开的一家小餐馆找了一分半职的工作,吸尘、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三点钟到Ho-Lee-Chow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点,到底天无绝人之路。

 四十五

 多伦多大学有两幢宿舍在央街上,专门提供给那些带了家属的研究生。那里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请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轮到。历史系有个天津来的博士轮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个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让机会轮空了,就把租住权偷偷转给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层楼上,一室一厅,比我们现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租金却也差不多。这样的机会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认她的能干。

 那时我和思文的关系正处于冰点。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来,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说几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见我也不收拾东西,也不说走,问我:“我的东西收好了,下午有人开车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犹豫中,希望她来求我,又怕她来求我,听她这样一说,我随口说:“你先搬走,我再说吧。”她说:“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说:“这些话就多余了点,又没谁叫你负什么责任。”我在心里猜测着她这些话是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许她并不想要我搬去,这样她就在心里对自己推卸了责任。又想,也许她还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说。还没想清楚我说:“电视机录象机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着还是个负担,电话机你也拿走,我没有人要打电话。”

 深夜我干活回来,她已经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间,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的感觉,自己已经被世界彻底遗忘,没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着隔壁那对男女会怎样在心里窃笑,关了门乐得在床上打滚,在楼道里碰了面把那种幸灾乐祸的微笑传递过来。熄了灯我靠在床上默然凝神,一个家就散掉了,这样轻易这样平静,使人根本体会不到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重大意义。我有点怅然,却并不悲伤,也没有那种曾在心中期盼过的解脱的兴奋。苦涩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开,我必须咬紧了牙坚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万块钱的目标,这一瞬间这个目标成为了神圣的召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沮丧,退一步我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力量以父母的慈爱关注着你,悲哀和眼泪都毫无意义。

 这样想着,眼眶中就有泪水涌了出来。我在黑暗中睁圆了眼睛,竭力控制着不让流下来。僵持了几秒钟,一行泪从面颊上流过,接着又是一行。我大声对自己说:“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几十岁了。”说着抽出枕头,双手抓着从额头往下一抹“嘿嘿”地干笑两声,骂一句“不争气的东西”似乎想也没想,举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的响声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来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这种寂静,感到寂静中有一种力量从四方沉沉地压下来。我对着黑暗吹了一声极长的口哨“嘘”的声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气,尽可能更长地不停顿地吹着,那一丝声音带着悦耳的尖锐。莫名其妙地,顺着口哨的声调,我在一口气就快吹完的时候,吹起了那首歌“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问自己…”后面的词记不起来,把曲调一直吹下去。声音在夜里特别响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听见,明天会到房东那里去诉苦,于是用毯子蒙了头,在毯子里使劲地吹,终于,吹得口干了,嘎然而止,头颓然地一偏。

 在要睡着的那一瞬突然惊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看着腕上的表,已凌晨两点。计算着明天上午十点出去工作,还有时间,就爬了起来,摸了衣服穿上,到厨房冰箱里提了壶喝几口冷牛奶,摸黑下楼开了门,朝唐人街走去。

 路上积水的地方刚刚结了冰,踩上去发出断裂的轻响。上弦月象被冻住了一样弯在无云的天幕,星星隐隐约约地闪闪烁烁。一阵寒风吹来,几片落叶擦着我的脸掉下去,带来一点微痛的感觉。唐人街上霓虹灯的招牌和广告还亮着。街上没有几个人,有一两家小酒家还在营业,里面的人映在窗帘上影影绰绰的。又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几声粤语的骂人声。永远游荡的印第安人在黑暗的街角晃动着身影,他们无家可归也不想归家。我从士巴丹拿街拐到登打士街,在街角停了,看道明银行橱窗里的利率表。又漠然向前走。这座巨大的城市离我非常遥远,对它我感到疏远,我无法摆脱那种漂泊旅人的感觉。我深深感到哪怕在这里再呆更长的时间,也仍然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发了财,我不会感到幸福。所有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路人,我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看得起也好,看不起也好,与我也没有关系。我内心没有向社会证明什么的冲动,钱是我与这个社会的唯一联系。这个社会并不需要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人需要我,连思文也不需要我,我被遗弃了。

 一直走到央街,我看见一些妓女穿着短裙,在等公共汽车的玻璃亭中避风,又有几个穿着长袜毛大衣在冷风中徘徊,向偶尔驶过的小车招手。我忽然觉得对她们不能骂一句“卑鄙”就总结了一切,她们也挺可怜的。我怕惹麻烦不敢走过去,就往回走。看见银行区一幢幢一百多层高的大楼在黑夜中通明透亮,想象着自己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忽然成了某幢大楼的老板,每天进出大楼时,白人小姐毕恭毕敬地拉开大门,我也不望她们一眼,在内心高傲地一笑。到了办公室不断有人进来请示,我以一种优雅的从容一个个打发走了。又掏出烟来,秘书小姐马上给我点着了。我吐着烟雾,靠在安乐椅上,思考着怎么到中国去投资,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一种感觉。正想着眼前一个人影一晃,我吓了一跳,倒退了一步,原来是个露宿街头的讨乞者,是个印第安人。我摸出一块钱硬币塞给他,匆匆走开,在心里抱怨他打断了自己的好梦,再往下想也没有情绪了。又想起自己在这么冷的天还舍不得花一块钱坐地铁去上班,骑车跑那么远,于是在冷风中给了自己一个嘲笑。从明天起我不能省这点钱了,我自己也是个人,对人我不能那么刻薄。在深夜里我游荡了一个多小时,冻得受不了,一路小跑回到那空寂的小屋里。

 第二天去一号店上班,总厨说:“调你去五号店,今天就去。”我说:“是做炒锅吧?”他说:“去就知道了。到那里找阿来,他是头厨,看他怎么安排你。”我又转了地铁到五号店去,找了阿来,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问我:“你会炒菜?”我说:“我都做了好几年了,王先生说调我到这里当炒锅。”他问:“过来几年了?”我说:“三年,在纽芬兰我当了两年多厨师。”他说:“Youarelucky,来三年就当了两年厨师,当年我从香港过这边来,餐馆里做了三年还没摸到锅边呢。”又说:“今天我看你做大厨,楼下换衣服。”我在计时器上打了工卡,到地下室换了衣服,又掏出菜单飞快地溜了一遍,幸而这几天每天看了几眼,也差不多背熟了。又想象着炒菜的动作,手动了几下。两个多月没做,手明显有点生了。到了五点钟,订单从传真机中不断出来,生意比一号店要繁忙得多。阿来在后面配菜,我和叫阿长的厨师在前面炒。头几份菜阿来看了一下,下面就让我去了。

 这一站就是五个小时不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以下略去1000字…)。

 四十六

 那家小餐馆的韩国老板娘的勤奋令我吃惊。她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工作,天天如此。她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开这家小店九年来,没有出去玩过,有很多年都没去过湖边了。还是在七年前她因为办移民的事情离开多伦多到渥太华去过一天。她跟我说这样的生活没有意思,非常可怕,好在已经习惯了。又说:“Tomake摸ney,nochoice。”我本来还闪闪烁烁地想过,有机会了是不是自己办一家小餐馆,听了这话不敢再去想,在心中承认了自己不是吃这棵菜的虫。有一次她应付一百零五块钱给我,却付了一百五十块,我想她算帐可能会算出来,把多的钱退给她。她收了钱,从裤口袋中掏出一沓钱夹到一起,又夸我说:“Youarehonest"。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钱不退也可以,在心里后了悔,暗暗跺脚骂了自己几句。

 这天我从小餐馆干活回来,到唐人街买了《星岛日报》,准备另找房子。我不能一个人住四百块钱一间的房子,再过几天这房子就到期了,多住一天也要交一月的钱。我必须尽快找到一间便宜的房子。我找到了一间小房子,二百四十块钱一个月。我交了二十块钱的押金,说好三天后搬来。房东给了我一张收据。现在每个星期我只有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在Ho-Lee-Chow休息的那两天,我也得去小店干半天。这两个半天对我显得珍贵,我可以喘口气,心中早早就计划着这时间能干点什么,好几次我想放弃了小餐馆的工作,又想起挣钱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每天上午九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出门,心中好象赴刑场似的,向往着晚上快点到来,一直到深夜才回家。这种紧张有个附生的好处,可以让人没有精力去想那么多。晚上回来经常是澡也没有气力去洗,身体往床上一板就睡去,睁开眼睛又得动身了。想起韩国女人来加拿大十多年了,一年到头也是这样生活,我心里又有了一点勇气。

 钱是这种可怕生活的唯一补偿。劳累是可怕的,但没有钱的可怕比劳累的可怕还更可怕些。所以可怕了你还得迎着那可怕走过去,不能怕那个可怕,你觉得可怕很可怕那就更可怕了。在这里有钱的人什么都是,没有钱的人什么都不是,对这种现实你除了接受之外,根本无法去讲道理,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出国之前,我没想过钱这东西还能够这样有力的支配了自己,那时从心底我还有点看不起钱呢,觉得俗气,但眼下我不能有别的选择。想到这一点,我打了个寒颤,全身马上泛出鸡皮疙瘩,摸着胳膊上的疙瘩我警告自己,钱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它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使自己把这种日子无穷无尽地过下去,那我就完了,就把生命变成了追求数字的游戏。心中还有这么一点反抗意识,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正常人,还不象那老板娘从人格上已经完全被钱同化。我又想到自己订的五万加元的目标太高,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按目前的速度还要差不多两年,想到这点我感到绝望的痛苦。好多次我在心里跟自己抗争,想推翻这个目标都没有成功,才知道人原来最容易被自己禁锢。

 在我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餐馆干活,经理说有电话的我。这太奇怪了,在这个城市还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五号店的电话号码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过呢。我拿起电话说一声“哈罗”那边传来思文的声音:“今天晚上你回过这边来好吗?我已经把你的东西都运过来了。”她说着轻轻笑一声:“没跟你商量,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我说:“又不早说,我房子都找好了,押金也交了。”她马上说:“那我叫部出租车把你的箱子毯子送回去。”我说:“那算了,你告诉我住在几号。”

 接了这个电话我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下了班我在央街地铁站下了车,心想,这个位置好,每天上下班也不必转车。我没有开楼下门的钥匙,进不去那玻璃大门。在通话器上找思文的名字也找不到。我等急了胡乱按了一个按纽,(以下略去220字…)。

 我不停地按,再也没有回应。我想:“反正我没事,对不起我就这么按下去了,吵着了你是你活该,谁叫你骂人。”正一下一下按得来劲,电梯响了。我想可能是那人下来骂人了,赶忙坐到一边假装打瞌睡,想着他要是问我,我就说刚才有个人在按那些按纽,又走了。正低了头笑呢,有个声音叫“高力伟”是思文。我说:“我都准备在这里过夜了。”她说:“等了多久?”我说:“反正这段时间如果在赚钱够买一袋米了。”又问通话器上为什么没有她的名字。她说:“我是顶别人的名字住进来的,你忘啦?”在电梯里她望我笑一笑,我也望她笑一笑,都不提那件事,到十八楼进了屋子,我说:“你好好过啊,一个人住这一套!”这房子的确很好,木板地,有五十多个平方。她说:“所以我把你喊来。”我说:“至少每个月可以省几百块钱房租。”她说:“我没有这样想。”我说:“你是想起我一个人太可怜了。”她说:“你知道就好。”我说:“谢谢你还记得我,我没有料到自己这样一个人还值得别人记起。”

 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又住到了一起,关系却还是平平淡淡,没有争吵,也没有那份情绪。要是自己是一个挺拔的形象,我就会有那一份宽容一份大度,而不会这么狭隘这么固执。我落到靠偏执来维护内心那一份骄傲的地步了。明白了这一点我还是不愿放弃,我等待着思文彻底妥协。

 思文没有收入,我主动提出房租伙食全都归我承担。她说:“那就先欠了你的,记下每个月多少。”我说:“我高力伟再没有志气再舍不得钱,也不至于就要跟你来算这个细帐,男子汉气慨的牛皮吹不起,也不至于那么小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