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夜的月亮。这些年来它一直明晃晃的悬在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地方。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明亮,没有风,也没有云。碎小的星星在遥遥闪亮。苍穹在淡黑色中透出一点幽幽的蓝,久久凝望着,又似乎泛着白色的微光。月亮的边缘非常清晰,并没有我记忆中那种毛茸茸的潮湿的感觉,它白白大大,在窗口缓缓移动,象有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在艰难地推着。我忽然就强烈地感到它是有灵性的,正默然注视着人间多少正在展开的故事。我记起了今天是中秋节,白天上课时想起来后来又忘记它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而白的月亮,我奇怪地想着家乡的月亮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看去不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也许因为这是遥远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是这样陌生而凄凉。

 这么多年以后我有时还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思文不用那么冷漠的声音镇住了自己,或者,如果我的心不是那么脆弱,而执着地请求她原谅哪怕一直到天明,以后的一切会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我是学的其它专业,在北美能够如鱼得水,我和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

 但是,人的一生是用偶然的碎片组合起来的拼花图案,每一块碎片都不会有第二次安排,却又决定着图案是否完美的最终结局。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前年记不清的哪一天,随口说了一句,要思文写信给已经回国的外籍教授贝克,请他寄三十美元考托福,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一切。那时她的同学一个个都赶赴北美,由于我没有兴趣,她也没动过心。那时候,我的话对她来说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三十美元,作为最初的动力,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贝克寄回的那封信,偶然地被别人拿走或退回…思文怕寄到她的系里引起议论,要贝克回信到我们系里。信封上有人在英文名字旁批了一个“凌”字,搁在办公室桌子上起码有两个月,我天天看见却毫无感觉。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思文也从不提起。当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悟到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三十美元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了好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那暗绿色的图案引起人的多少幻想。几天之后,我陪着她南下广州,怕只是写信会报考不上托福。如果,思文的托福考试再多错一道题…纽芬兰大学是当时唯一考虑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最初发出的三十多封信经过几个回合,只剩下这最后一线希望。学校要求托福成绩过六百分,而思文是六百零一分。真的好悬。以后每当她说起这件事,就说冥冥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保佑,这使她对一切总是充满信心,从不退缩。她的信念是,是困难就可以被克服。很多小事中暗含着生命的转折,它恢宏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在很久以后才会呈现出来。如果…还有很多。一切生命的谜底都潜藏在这两个字之中。但是,没有如果。如果有的话,每一个生命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如大江东去无可逆转无法挽回。

 那一夜的月亮很亮很圆,在那个圆月之夜我想得很远。

 跟思文认识的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找女朋友的问题上,我有着所向披靡的自信。思文虽然无可挑剔,但我还是有几分犹豫。我没有把握她是不是自己所想象所渴望的那种女性。有一次她说:“Husband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husband。”正是这一句话彻底地征服了我,使我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对女性我需要有一点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一点小崇拜,这使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有时我也想到这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人想自我证实的愿望,是幻想中的附加抚慰,是一个自己设置的人生骗局。但既然人一生都在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自欺中度过,并在这种幻觉中维持着心灵的平静,那么这种幻觉就不必残忍地打破。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往深处细想。当我的一个熟人,也是思文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林思文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随之又付之一笑。我觉得他们并不理解她,认真考虑一下这话的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也证实着我的判断。思文多次说到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事业只是附带的追求。反而是我多次督促她不要无所作为。在家庭中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年直到出国之前。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判断,思文在结婚前所作的姿态到底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她的确真心实意地打算扮演一个柔顺的妻子的角色。可以肯定的只是,她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她的这种素质也许永远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出国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和思文在几年的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默契倾刻瓦解。随着目标的逐步靠近,出国在她心目中由一个淡漠的概念变成一种狂热的奋不顾身的追求。从收到奖学金通知书那天开始,思文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在她的面前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而研究生按规定不能出国,她必须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退学。她又是从本系考上的研究生,退了学回到本系,这时申请出国,马上会暴露出退学的理由是一场骗局,所以又必须立刻调动工作,这又要得到系领导和校组织处的同意。然后,还要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这个单位不但要同意接受她,而且还要同意她马上办理出国手续。还有,她的奖学金只有六千加元,而签证至少要八千五百加元,她必须另外找人作经济担保。而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多月之内完成。

 一开始我就和她发生了矛盾。我建议她对校研究生处说明退学的真实理由,这样就不存在同意调走和找接收单位的问题,直接在本校办出国手续。在我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调动根本不可能。但她要一步步走,宁可麻烦也要稳妥。她毫不迟疑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另外一个研究生想退学去日本,对研究生处说明真实理由,遭到坚决的拒绝,还找了文件给他看。得到这个消息思文拖了我连夜拜访了他,那研究生直赞扬思文精明,骂自己糊涂,不懂世事,又说自己能变个女的就好了,装作有了身孕就可以退学。思文说:“这一点早就想到了。”出了门思文说:“看到了吧!听了你的我就完了,你的话真的信不得。本来我想靠你,看起来是靠不住的。以后你最多只能建议,不能作决定。”我的威信从此开始破灭。

 思文从一个怀孕的女友那里弄到了尿,要我填了她的名字去化验。然后取了证实怀孕的化验单,找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请他帮助说服研究生处同意退学。她说:“我都快三十岁了才怀了孕,想去做掉他又不同意,”说着指一指我,我马上硬了脸上的肌肉做出坚决反对的神态。“想读下去又实在无法兼顾…”她说着这些的时候神色凝重,讲到研究生学位丢了太可惜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声音哽咽,掏出手绢侧了脸去擦眼泪。副校长显然被感动了,答应明天就打电话给研究生处。我木偶似的呆在一旁,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我如坐针毡,我万没想到思文还有这么一手。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她自己一定也动了感情,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细想之下就甚至感到些许恐怖。出来我说:“思文凭你这张嘴,说水上能点灯我也会相信的。你去加拿大怎么学民俗学呢?”她望了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应该学电影表演才是,你肯定有天赋,得奥斯卡奖也没问题。”她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被逼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倒是心里放得下架子做得出来!”她说:“不做有什么办法你倒告诉我!你当我是有表演欲呢。活这个世界上只能按达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算了算了,你心里的傲慢先收拾好了,要不你有本事把路都走通了什么都不要我管。”第二天中午她说副校长电话已经打了,要我陪她到研究生处处长家去,我知道她心里想着我在场可以加强现场效果。想到她又要把那番表演重新来一遍,我忙不迭地推辞。她说:“好,你在外面等我。下次到组织处长家你一定要去。”我只求当时脱身,一口就答应了。半天她从里面出来说:“有希望了。”我看她眼眶湿湿的,说:“又伤心一场,白死了一批细胞。”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果然过几天就办了退学手续。办了手续她说:“现在学也退了,只有背水一战,不是死就是活。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呢。”我说:“你别吓我,死死活活的!”她瞪了眼说:“吓你?现在谁有心思吓你!”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里一惊,说:“你是林思文不呢?”她又瞪了眼说:“别开玩笑,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命都去半条了,你还开玩笑。”看她那陌生的眼神我心里恐惧着不再做声。

 下一步要去找组织处长,请求调动。她认识处长先生的女儿但没有深交,找上门去要求帮忙够不上交情,也太突兀。她设计好了,在处长家附近路上等着,装作在外面碰到,再谈拢了到她家去玩,这样去接近处长,等了几次没有等到,回来就找我发脾气,我稍一反抗她就表现出失去控制的疯狂,说:“别跟我吵了,你,你!我会背刀砍会放火的!”我只好摇头叹气不再吭声。这天她回来说:“到戴处长家去了,在外面碰了他女儿,说上路就跟着去了。今晚你陪我去。”我说:“我去干什么,我去一点用都没有,我最不喜欢求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我说着抱拳作揖打拱。她马上沉了脸说:“我喜欢求人,我最喜欢求人,这是我的爱好!我是求人的专业户!高力伟我跟你说,现在学也退了,死路一条,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我会发疯,你总不愿有个神经病妻子吧?”我说:“又吓我了,你这个人命最要紧,不会神经。”她“嘿嘿”笑两声,我心里直发凉。她笑了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会,不会。”我怕她的神态,说:“主要是我去了也没有用。”她说:“戴处长凭什么帮我的忙?有内容呢!她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在市政府工作,还没有对象。我们学校找遍了没有合适的,现在要把范围扩大到你们学校去,所以你非去不可。”我吓一跳说:“我们这里自己还有很多大姑娘呢,我到哪里去找?要不我们先离了婚,你把我介绍给她。”她说:“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做是一定要做的。”我还想找理由推托,她叫起来“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谁叫你开始叫我写信要美元考托福,把我推到水里你想袖了手站在岸上不管我?”我只好答应了陪她去。走到戴处长家门口我站了不肯进去,她也不做声,直了双眼盯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肩,指甲深掐进去。我痛得想叫又不敢叫出声来。她忽然又松开手“扑哧”一笑轻声说:“求你还不行吗?一辈子我又能求你几回呢?”她那一笑惊得我打了个哆嗦,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软下来,点点头,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看她按了电铃。里面人应了来开门,她又匆匆吩咐我说:“表情自然,笑。”进了门她象老朋友久别重逢笑得生动,并不提出国调动的事,也不提他女儿的事,和处长天南地北扯得热火朝天。处长女儿娴静地坐在一边竟插不上嘴,只是含笑听着。扯了好久又很自然地转到他女儿的婚事,指了我似乎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些不错的小伙子,要他去说。”我连忙点头应和。要走了站起来到门口,思文才说到调动的事要请戴处长帮助。戴处长一口应了说:“组织处放你没问题,你们系里肯不肯?”思文说:“系里的工作我会去做。”处长送出好远,分手时思文又把话题转到他女儿身上,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处长说:“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轻人没有出息,还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处长去了,我说:“思文你胆子太大了,怎么敢说这几天就有消息的话!”她说:“那归你负责。”我急得出汗搓着手说:“我没有办法,他女儿又长得不漂亮。”她说:“漂亮还劳驾你,早抢跑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堂妹我还…”她猛地一推我,我说:“你打人?”她说:“打人?明天杀不杀人还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这样实在的人,那是应了我爸爸一句话,吃屎还没有人开茅厕。谁规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找几个去见面。”

 只好硬了头皮上了。说真的我自己找对象都没有用过这份心思。辗转托朋友物色到一个,思文把处长女儿夸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1000字…)

 最困难的还是找到一个同意思文马上出国的接收单位。我和她每天骑了车在太阳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专,没有一家愿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碰了钉子,以后连续地碰钉子,几乎要绝望了。思文完全变了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刚入睡就惊醒,再也睡不着,还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讨论。听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辞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经特别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说不好,她就会发脾气。我疑惑着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那个温柔的思文到哪里去了。又担心这种局面以后无法改变,那我真不知怎样跟她生活下去。为了使她那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有所中和,我尝试着不动声色的抵抗,但这种抵抗除了引起她发泄式的激动之外再也没有意义。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无计可施,便采取了完全退让的态度。对这种家庭角色的急遽转换我根本不能适应,把希望寄托在事成之后回到原来的状态。面对冲动的思文我压抑着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话说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激动起来,冲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觉得她实在太没道理如此冲动,回了几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态把我挺到墙上搡揉着,说:“到今天我还要命干什么,把这条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头不再做声,再要记起引起这一场冲突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心里叹息着世事的荒诞。沉默着经过一片废墟,我躲到一堵墙后解了手。看见周围一片空旷,我一股气从心底涌出来,忍不住拼命吼了几声,象野狼的嚎叫回荡在旷野。我回到马路上,路灯下思文露出嘲讽的笑,自言自语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蠢气,别丢人了。”这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我心底漂移着一阵憎恨。

 那个月思文身上又来得特别迟,超期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思文劈头劈脑骂我说:“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图了自己痛快又不顾我的死活。”我想来想去实在记不起自己何曾犯过错误,申辩了几句她哪里肯听,声称“你要负全部责任。”逼急了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她象一只小兽似的扑过来,伸了五指抓我的脸,我吓得推开门就跑。她追出来站在楼梯上,怕邻居听见,用手势比划着打的动作,我在楼梯下,嘴张合着不发出声音,一次一次地摊开双手,比划自己没有错。两人手比划着演哑剧式的好一会,楼上有人下来,她马上回屋去了。那人过去了,我上到楼梯中间,看着没有动静正想走上去再解释。她突然冲了出来,我转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说:“男子汉,男子汉呢。”我在下面昂了头说:“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后来拿尿去化验了,并没有怀孕。她看了化验单还不信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都过有十天了。我说:“那你从来没有这样忧虑激动过。”又过了一个星期,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怪你怪错了,你别生我的气,要是平时我也不会那样呢。”我叹息说:“出国都把人折磨成什么了,北美有钱捡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接收单位还是没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纸证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但就是没有哪个单位愿盖这个章。我们的亲友全部出动,活动了一个月也没有进展,思文几乎就要疯了。有一天我开玩笑说:“不就是一个章吗,实在没办法,自己刻一个算了。多出点钱找街上那些流动的刻章人。”她说:“那怎么行,到公安局开玩笑。露了馅我这个国就出不成了,还要判刑。”我说:“说笑话呢,谁真的敢?”她沉默一会,象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又下决心似的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判刑也要试一试,我反正是不要命了。找人刻也要坐了火车到别的城市去找,万一出了事也不连累到他。”我看她认真起来,想得这么细,心里怕了说:“开玩笑的啊,你当真什么!你想要我坐几年牢吧。”她说:“你自己说出来的,那自己去做,我不管你怎么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出了事我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坐牢也是我去坐。”看她那神态我心里想,出国不成恐怕要闹出人命来的。

 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事情忽然轻易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来访,知道后自告奋勇说,他在一个研究所有熟人,关系不太密切但可以试试。我说:“早就试过了,想送东西也送不进去。”思文却马上提出陪他一起去,当天就得到消息同意接收,几天后派人去思文学校拿了档案,又开出了接收调令。两天之内办完了调动手续,马上又开出了申请护照的证明。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拿到护照那天思文捧了在嘴上亲得“啧啧”有声说:“为你这鬼东西我都差点死了。”又贴在面颊上摩挲。我说:“还不是靠了我,我的朋友。”她说:“靠你我还有今天,以后你讲的话我要多想几想。”以后我再说什么,她也不反驳,只是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冷笑,那轻轻的一声象刀片子一样刮得我心里生疼,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绝望叹息。

 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思文就去了圣约翰斯。

 那天夜里的月亮又白又大又圆。我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我在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丝印象是,那冷冷的圆圆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口消失。

 十八

 和思文的感情一旦开始走下坡,就以加速度下滑。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我和她都无意出于理智的考虑作出妥协,把发展引向另一个方向。对事情的危险前景我有了模糊的意识,却没有情绪去补救,倒象自己是个听之任之的旁观者。我并没有在内心精心计算过利弊得失,只是凭着直感去行事,这种直感是理智不能驾驭的强大心理力量,连自己也无法解释。后来想起来,当时我潜意识中有一种破坏性的恶意,它裹挟着任性、固执和些许残忍向前滚动。不知思文对事情的前景有怎样的认识,她并不是缺乏想象的人。

 于是很小的冲突也有了很强的破坏性。这一天思文说,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妹妹思华弄到圣约翰斯读语言学校。我说:“自己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再背上几十几百斤。思华外语不懂几句,体力又没有,娇娇的弱不禁风,来了干什么。”她说:“思华是做工人的,没有你这么多麻烦,只要能赚钱就行。她端盘子总端得起吧。”我说:“你想清楚,林思文!我工作还找不到她找得到?读语言学校工作许可证也申请不到。”她说:“打黑工,总比中国赚得多。”我说:“来了还不是天天闲在这里,起码房子你要给她租一间。”她说:“这你别怕,不要你养她,不要你拔一根毫毛,不要你去找工作,都归我包圆。”我说:“你能负责包圆,你能负责我还会落到这一步!你只能负责一个屁!”她马上说:“我就能负责你这个屁,不是我你这个屁能放到北美历史系来?”我一次次鞠躬说:“感恩戴德,感恩戴德。”又说:“那我的弟弟也要来。”她说:“那也可以,等思华来了再说。”我说:“他是男的先来。”她说:“我先来思华先来。”争了半天她不再理我,到楼下去做饭,我心里静不下来,又追到楼下去说,她把饭锅往电炉上一顿,水溅起来在烧红的电热盘上“滋滋”地响,腾起一股白气,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要再商量了,你再说我也懒得听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一踏糊涂,哪里有精神来听这些闲空话。跟你我口水都讲枯了。”说着吐了舌子给我看,我气得腿直抖,一恨一恨地咬了嘴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说:“害了我们自己还要害思华。”她冲过来说:“我害了你是吗,我害了你!你良心都喂给狗猫吃去了!”又瞪了我咬牙切齿说:“固执的人,固执的人!你这个人真的不是人!”我说:“那你找了我这个不是人的人!”她嚷道:“是我自己瞎了眼!做个男人就这么狭隘,你什么时候才会象个男人!”我浑身的血燃烧着,把冰箱踢了一脚说:“放屁!”冰箱的门开了,她把它关上,笑一笑说:“踩着了你的痛脚是吧!”我说:“放屁,放狗屁!”她说:“你再骂,你敢再骂一句,我拳头都捏得叫了。”我笑起来说:“嘿嘿,你还想打人!放──”话没说完她一掌打在我脸上,我痛得一叫说:“真的你打了,你打了!被你打了脸我还是个男人!”我用手挡了第二掌,她又朝我身上打。我从后面抱住她,抓住她的手,她弓着身子挣不开,就踩我的脚。我松开她说:“你打,让你打!”她不再打我的脸,使劲打我的身上。我闭了眼站在那里不动。她又打了几下说““没有劲了,手打痛了。”我的神经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象一尊木偶,无法理解身外的一切。她喘息着,坐在椅子上呆望着我。我一时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痴呆着不知多久,时间似乎也停止了。突然一滴泪从眼角沁出来,缓缓流过面颊带来一点微痒。这痒痒的感觉唤醒了我的意识,我回到了现实,想起了刚才那一幕,鼻子一阵酸痛,抿了嘴眼泪默默地流,一颗颗挂在下巴处,再滴下去。思文开始木然地望着我,象是看一个陌生人。这时看到我流泪,她似乎省悟到了什么,低了头避开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双手,不断地用力去擦手背那碰破了皮出血的地方。她的动作中带着一种自虐的残忍,象是要平衡一下刚才对我的粗暴。我装作不理解她这动作的意义,麻木地望了她不做声。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站得有点累了,才长长地叹息一声,颓然地倒在肮脏的地毯上。我听到她开始轻轻地啜泣,又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这也没有引起我心里的那种爱怜的感情。

 平生第一次,我拒绝了女人的眼泪。

 要是我对痛苦的体验不那么敏感,那就好了,那样我会活得轻松得多。有时候我遗憾自己情绪的触角那么脆弱,轻微的伤害也会引起强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我经常在内心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可深心又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这种说服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我甚至对自己有着一种痛恨,在心里责骂自己是“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责骂成为了徒劳无益的挣扎,反而提醒自己更尖锐地意识到那种沉重,在里面越陷越深。在这次事情之后,我忽然感到思文脸上说不清楚的一点什么是那样难以忍受,潜意识中那种生理性排拒忽然明确化了。四年多前,我和思文认识的时候,这一点使我有一点犹豫,我无法装作视而不见,人唯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好多次我下决心想咬紧牙关冲过去,心想结了婚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但又怀着一种很深的恐惧,怕结婚以后那样的感觉更加强烈。人人都说思文长得漂亮,连我那些挑剔的朋友也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使我想与他们交流一下感受也难于启齿。我在心里叹息着,自己这么敏感可怎么得了。有一次我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这一点,朋友马上反驳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真的十全十美又轮不到你了。他的话马上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这话真是太对了真是无法反驳。思文的柔顺消除了我最后一点心理抗拒,我告诉自己这种弥补已经足够。她对我那样爱那样痴心,我不忍也舍不得叫她失望。何况我周围也没有几个姑娘经得起那样近距离的仔细审视。结婚以后我几乎忘了这一点,偶然有点感觉也没有觉得那就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这种排拒的感觉又强烈起来,它阻挡着我从内心去接受思文暗示性的和解信号。对思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再在内心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对自己长时间的装聋作哑。“离婚”这样一个念头一旦在心里闪过,就再也不能抹去,它在内心看不清的什么地方发出诱人的遥遥召唤。

 思文对那天情绪的失控显然很后悔。她也许没有料到我根本就不回手,也不遮挡,这样使她的冲动找不到合理性的借口,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安抚自己的内心。如果我还手,她心里反而会舒服一些。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木然的态度比粗暴的反抗更加可怕。我对那天的事并没有特别计较,没有提及一句,只是用一种淡漠来回答她表示悔意的暗示。那几天我无心看书,上课也集中不起精力,整天的神思恍惚。我知道思文需要一个台阶,使她得到我的谅解而又不至于太突兀羞于出口。我在一种阴暗的心理支配下,以一种刻意的冷漠来阻挡她和解的意愿。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还是说还是做,可是语气和神态中却渗透着一种拒绝。晚上睡觉时我说一声“瞌睡了”就熄灯背对了她,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嘴角那一丝冰冷的笑。

 思文对我有意的拒绝已经理解,这使她羞于再做出和解的姿态。于是她换了一种方式。那天晚上她吃饭只吃了几分钟,一碗饭还剩下一大半,就推了饭碗,懒懒地倚在沙发上。推开饭碗的时候调羹掉在桌子上“当”地一响,这响声使我领悟了这一举动的特别用意。我想问一声,犹豫着还是装着没注意到,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使我非常痛苦,我已经完全体会不到自己的冷漠带来的报复的快意。整个晚上我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想着是不是该放弃这种冷漠。好几次我几乎就要换一种口气去问她,为什么只吃这一点饭,是不是病了,但总是在心里害羞着鼓不起勇气。又想到前几天的事对自己来说甚至是一次机会,它使我有被良心允许的充分理由保持这种冷漠。于是我装作没有意识到她的自虐,说几句平平常常的话,大多数时候用漫不经心的阅读来掩饰沉默中包含的残忍。睡觉之前我几乎要崩溃了,不经意似地问她:“我肚子又饿了,煮了牛奶你也吃一杯好不?”她淡然地说:“算了。”得不到回应我马上退了回来,默然的睡了。

 半夜我突然醒来,象心里有什么在提醒着自己。我伸了脚慢慢的朝身后探过去,空空的使我吃了一惊,睡意顿消。装着翻身侧了身子我发现思文裹了什么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偷偷移了胳膊看着夜光表,是凌晨三点。我在黑暗中等了约有十分钟,她还是一动不动象一尊塑像。我眯着眼仔细观察了一下,她只裹了一件单衣。我缩在毯子里顿时感到一阵凉意,心里震颤着,再也没有力量坚持,再也无法装作无动于衷。我咳嗽几声,轻轻翻了几次身,又睡意蒙蒙地呻吟几声,她还是一动不动。我用含含糊糊的声音说:“睡觉了,半夜了。”说了几遍她还是象塑像一样在黑暗中沉默。我支起身子,用力把她按下去,说:“有点蠢吧!”她说:“睡不着。”还想坐起来。我伸了胳膊搂了她说:“有什么心事睡下来想,要感冒了发烧了好些罢!你是最爱惜身体的人呢。”她呜呜地哭起来,哭着就气喘吁吁身体抖动。我说:“你还在想那天的事情呀?算了,连我都忘记了。”她缩在我怀中说:“你没有忘记,你记仇,你心里记仇。”我说:“我真的没放在心上,谁老放在心上呢,不就是打了几下吗,这点小事。”她说:“我知道,我心里知道。”我知道那些空空泛泛的话再也含混不过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在异国他乡天涯海角,好难好难的啊!同心协力还应付不了,还要互相折磨。我们心里苦了在流泪滴血有谁会知道呢?加拿大好是好,但不是对我们的好,特别是我,人都是个废人了。我们还是按原来想的。赚点钱,生个儿子是加拿大公民,给他多留一条路,你再拿了学位,回去算了,好不?”她止了哭说:“好。”又说“那你不记我的仇了?”我说:“不记。”她说:“要是你得健忘症还好些。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多心,我只是没有耐心。外面压力这么大,几千几万斤压在身上,我都觉得腰要折了神经要断了。我没有耐心你原谅我一点,心里知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就别跟我计较,你是男子汉心怀宽广。在这茫茫的世界你再不理解我还有谁理解我呢。我抱了好大的希望,苦苦等一年把你等来,谁知又是这样,我有什么想头?”说着又哭起来,肩在我胳膊中一耸一耸抖动。我感动着,却再也说不出什么,摸了她的头说:“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上她情绪很好,去学校之前说:“高力伟,那天是我不对,是我犯了错误,你真的不记我的仇好不?我保证下次再不这样了。”又羞涩地笑起来。我说:“好好,我忘都忘了你还老是提起!”她说:“知道你是男子汉胸怀海一样辽阔,怎么会跟我这样的人计较呢。”我说:“别拍我的马屁,拍也没有用,我不要你说好听的,下次别这样就没事了。”她说:“不会了,哪里还会呢,我又不是疯子。”她去了,我心里惆然若失。这种感觉如此明显地在心中凸出来一块,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原因,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把所有的事都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这种感觉的来由。我干脆抛开了去,拿起教科书一句一句的读下去,但那种感觉依然在意识的边缘飘荡,让人感到它的阴影。我放下书,下楼从冰箱里取了一听可乐来喝。在嘴唇触到冰凉的可乐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我明白了自己。原来我在深心已经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机会,一个通向解脱的起点,而现在这个机会却失去了。明白了这一点我有了一种懊恼,怨恨着自己没有足够硬的心肠把冷漠坚持下去。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产生了分手这样可怕的想法,而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唯一明确的是,我现在本能地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牵挂的人,这想法连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惧。

 在寂寞的时候,我常常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我觉得在深心自己也看不清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他把我当作另一个人来审视。我想了好久,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可怕的想法。有些男人在结婚以后,会因为生活的平淡缺乏预期的浪漫而对妻子失望,这也许并不因为妻子有什么不好,而只是对平淡感到厌倦。他们在深心渴望着奇迹,有时单独赶赴舞会,想有意料不到的艳遇使乏味的日子富于新鲜的刺激。在思文出国以后,当舒明明以稚气的崇拜昏头昏脑地闯入我的生活时,我没有拒绝这种热情。在惶惑中我安慰自己,想着这并没有超出人性允许的胡度。对舒明明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最后的距离,这不是因为有多么道德,而是没有勇气承担那么沉重的良心责任。好多次我在激动中想做那种我渴望着而又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这时那种畏惧就提醒着我就此止步。我还不至于为了追求刺激的渴念去凿沉家这条小船。舒明明好几次对我说:“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我坦白地告诉她,我不能那样做,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勇气。我心里喜欢着她,又觉得自己虚伪透顶。到加拿大之后,我想着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可近来我又开始了有意识的回忆。在自己的想象中,我已经把和舒明明在一起的情景温习过许多遍了,那些平平淡淡琐琐细细的事情,忽然都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每次与思文发生冲突之后,对过去的回想就特别活跃,舒明明的幻象就更生动地浮现在眼前。那怯生生的羞涩,那迷迷惘惘的询问眼神,使我的心感到快意的安慰。这样的安慰我从思文那里也曾得到过,但现在已经很遥远,出国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我需要这种感觉,当我在现实中得不到,就到回忆中去寻找。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舒明明那小鸟依人般的身影就显得更加珍贵,更加执着地在我心中闪现。犹豫着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非常平淡,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只字不提,这时我明白了自己对她的真实感情,明白之后更加小心谨慎。我不知道自己的前景,我怕她造成幻觉而作前途渺茫的等待,那样会害了她对她太不公平。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想念一个人就越是不敢表达。人真的是很怪,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珍贵,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到了那一点,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把它看成了幸福的全部。在这万里之外,地球的另一面,我想起舒明明那信赖的轻轻一点头,那求助的微微一笑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多么领当不起的生活恩泽。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连我自己也看不透也说不清楚,难道因为这些我竟动了离婚的念头?在这种种回想的映衬下,思文的种种优越都失去了色彩。在国内时,听见别人说思文是女性中的出类拔萃者,我心里还很得意,觉得她真的是无可挑剔。而在这里,当其它留学生,还有她的老板等人众口一辞这样说的时候,我却感到了沮丧。我总觉得这些话的后面的意思就是,你高力伟配不上她。那天去化学系一个博士家里玩,他太太对我说:“高力伟你真是幸运,有了这样的太太还有什么可complain的呢?”我当时点头微笑称是,心里却是一声苦笑。人有时对自己就是不理解也看不透。为什么离婚的念头一旦产生,就这么强烈,我说不出充分的理由。这是一种直感,我相信这种直感一定有着充分的理由,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

 十九

 纽芬兰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几乎还没有感觉到秋天,冬天就来了。

 (以下略去3000字…)

 二十

 我要思文从化学系搞来一个温度计,用桶在水房里接了冷水热水兑在一起,测了水温,把上次买的绿豆分一半泡了,又把房子里的电暖气开大一些。过一天绿豆吐出一点小小的白芽。我把绿豆倒入那只塑料大桶中,用湿毛巾压好,每天从水房提了温水浇几次。水流到底下一个大桶里,快满了就舀出来提到水房倒了,一天几次。晚上把水准备好,半夜也起来浇一次,怕烧坏了。豆芽一天天长上来,四天后竟长满了一桶。我抽了几根看了,长长的一根根,白嫩嫩脆生生的惹人爱。我说:“好了。”便和思文把塑料桶抬到水房里,闩上门,在浴池放了半池水,把豆芽倒进去,再一把一把捞起来,这样洗掉绿豆壳儿。洗了两遍洗干净了,有一大桶,称了有四十多磅。我心里高兴着,多搞几桶就来钱了。

 我给顾老板打了电话,问他要不要。(以下略去250字)

 回去我把钱掏出来给思文看,她也很高兴,又耽心我误了学习。我说:“学习学不学都行,钱可不是赚不赚都行。”她又说,赵教授已经通知了她,到明年一月助教工作就没有做了。我说:“刚可以多赚几块钱,又一个洞,豆芽的钱也填不满。不过也好,舍了那点钱你论文就快马加鞭了。早点到多伦多去赚是一样的。”她说:“不做了也好,做了我心里好紧张的,生怕一点没做好。”我说:“下个星期豆芽再多发一桶,什么地方有那种大桶呢?”她说:“学校教学楼有,有些都空在那里。”我说:“那今晚去拿一两个来。”她说:“还是买吧。”我说:“拿一个算了,买一个也要到超级市场跑一趟,还远些。今晚没有机会拿到,买也要买一两个。”她犹豫一下同意了。说:“十点钟你到赵教授实验室来找我,十点钟以后教室里就没有人了。”

 晚上我骑了车到赵教授实验室找她,她说:“我有点怕。”我说:“怕什么呢,我真的当这是偷,我又不去拿了。我只当家里没有垃圾桶,顺手拿一个。”她说:“如果碰了人问你,你就说,Ithinkituseless。”她要我复述一遍,我又复述了。她说:“有人了我就唱歌。”我说:“干什么呢这么紧张,自已吓自己吧。有人来了又怎么样,我当他的面也拿了。”她说:“小心,去吧。”

 上了楼我查看了教室都空着,便熄了走廓里的灯,教室里的灯射到走廓来,静静的反而有了一种紧张气氛。我轻声自言自语壮胆说:“自己吓自己呀。”又把灯开了,心里反而坦然起来。我提了两只垃圾桶,把里面的垃圾倒到另一只桶里去,又把两只桶叠起来拎着。

 快走到转弯的地方思文忽然站在那里唱起了歌,背对着我一只手在后面摇着。我马上把桶靠墙放了,手插在口袋里慢慢踱着步。一对男女学生牵着手下楼,望也没望这边一眼。下了楼我拎了桶在前面走,她推着单车远远跟在后面。到了马路上她跟上来了,我说:“进了安全地带了。赵洁为了八块钱上了法庭,这两只桶要三十块钱呢。”她说:“那不一样。”我也笑了说:“那不一样。”我要她上车,她说:“风这么大,又拿这么大两个桶,会吹倒的。”我说:“我骑车你还怕,你搭我的车也有几年了,出过事没有?”她说:“出事还用两次!”却一边在车后坐了,一只手拎了两只桶。我骑起来,她说:“小心啊,两条命!”我说:“死也不是你自个去死。”后面来的小车经过我们的时候都放慢了速度,鸣着喇叭小心地开过。有辆小车开得很慢经过,一个妇女摇下车窗说:“Toodange肉s,becareful!”思文说:“我还是下来。”我踩得更快说:“外国人命要紧,没有事也说危险。他们又没有骑过单车,知道什么。”

 这一次发出来的豆芽有七十多磅。我和思文在水房里洗了半个上午。听见三楼有人下来,脚步声在水房门口徘徊,知道有人等着解手,我急得汗都出来。外面的人等不及了敲了,我们又不敢开门怕他进来看见这种场面。

 匆匆洗完一遍,听听外面人走了,开了门赶快把豆芽抬到自己房里。等啤酒老倌解了手,再抬进去洗一遍,俩人累得直喘,怕水房占得太久,别人不高兴了报告了房东。洗完后思文翻着电话簿打了十几个电话,有两家超级市场要我们一袋袋装好,拿去试试。我又临时去买了塑料袋,一磅一袋装好。下午我送过去,有的说包装还不行,有的说质量差点,总还是接受了。最后剩下十几磅,我说:“算了,留着自己吃,这个星期不要买小菜了。”思文不肯,又抓起电话去联系,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餐馆要十磅。我说:“我送去了,你在家做饭。”她说:“反正今天是没心看书了,一起去吧,当它是散步。”在地图上找到位置,俩人一起送过去。谁知走起来比想象的远得多,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拿了八块钱又往回走,思文说:“脚又走痛了。”我说:“这八块钱坐出租车回去不知够不够?”她说:“来得这么苦的钱,真的舍不得用。”走到半路她说:“肚子饿痛了。”我说:“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她说:“我饿不得,饿了头就发晕。”花一块钱买了一包炸土豆片。我说:“俩人跑这一趟赚了七块钱。”她说:“肚子饿痛了那没办法。”

 回到家一算,得了六十多块钱,除了成本赚了五十块钱。思文拿着钱呆呆地看了一会,忽然哭了起来。我说:“哭什么呢,你买土豆片我又没有说你。”她只是哭不说话。我说:“怎么我又得罪你了?”她用衣袖擦着泪说:“下次别发豆芽了好不?”我说:“好不容易找一条缝能赚几块钱,又不搞了!”她说:“两个人忙这一整天,那几天天天要浇水还不算,半夜还要起来,算起来两块钱一个小时也没有。我想起我们自己,真的好可怜啊。国内的亲戚朋友,只以为这里有钱捡,我妈妈知道我们这样,真的会哭的。我们有苦也说不出来。”我说:“有办法谁愿这样?没有办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哪天有好办法了我们按那个办法去做,现在没有办法还是按没有办法的办法去做。”她说:“我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你,没有办法。”我说:“一大袋绿豆还剩几十磅呢,吃得完不?扔了它不?你不想搞你就不搞,我反正要搞。”她说:“你反正不会听我的,我也没抱希望说服了你。没有办法。”

 二十一

 这天思文告诉我说,她大概是怀孕了。我的心一跳,身上紧张着感到了燥热,一时不知是惊是喜。我马上镇定下来说:“到医院验了没呢?”她说:“还没呢,我想就是的。”我说:“怕又是情绪波动作怪了,要不我明天陪你去医院。”她说:“也可以吧。这次感觉不一样。”我说:“也好,也好,既来之,则安之。”她马上说:“什么叫也好也好,生个加籍公民不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吗?”说着眼睛直望着我。我避开她的目光说:“很好,很好””她说:“你心里不太高兴?”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情绪体验明白,被她这一问,倒真象心里不高兴被她发现了,便昂了头迎了她的目光说:“怎么不高兴,怎么会不高兴?怎么会呢?”她冷冷地说:“我倒真的看不出你有多么高兴。”她这一说我倒象在商店行窃被现场抓获,已经无可抵赖非得找一个说明的借口了。我机械地说着:“很好,很好,很好。”我说得很慢,拖延着时间,自己也感到很虚假在掩饰什么。当说到最后一个“很好”时,我忽然想到了便有了勇气,说:“只是我们现在太难太大压力了,我简直就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再有个孩子怎么应付得过来。”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轻松了,又想起赵洁在法庭上说手里拿了一把伞。可是我并没有做贼的心态怎么神态却象个贼!思文听了这句话,脸上却柔和了,说:“怕什么呢,这么多人都生了,也没见有谁就过不去。没想到他会来,可来了就来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快三十岁了,难道不成去把这孩子做了他!苦也要熬,难也要熬,都是熬过来的。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没个容易那么一说。”听她说“这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也泛起一阵温柔,仿佛一个赤裸的胖大小子的影子在眼前一闪。

 晚上我感到心神不定,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又怕思文看出我有心事的样子。我拿了教科书说:“我到楼下客厅里去看。”把书翻了几下,就那样打开了捧着下楼去了。下了楼我把一张沙发移动一下,背对了楼梯坐了,又把书摊了放在膝上。我坐在那里心里乱七八糟,一会想会有个孩子了,加拿大公民,又完成一件事;一会又想这一来跟思文的关系就板上钉钉再也无法改变,要她改变现在的性格几乎不可能,一辈子感情生活就这样没希望了,怎么甘心!我心里还萌发着一种新的期望呢。想过来想过去总想不清楚,在心里对自己发狠说:“想什么想呢,想!想也罢不想也罢,你想他生下来他会生,不想也会生,想不想都是一样,想也是空想了,干脆别想!”这样想了心中一阵轻松,用力合上书站起来准备上楼去。书合上时“叭”地一响,一瞬间我忽然感到一种沮丧,脚再不敢迈动,仿佛跨一步就是作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我站在那里呼吸紧张,胸口感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渐渐的沮丧变成了恐慌和绝望。我喉咙里哼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声音含糊,只有我自己能懂得那声音的意义。这样哼着我又颓丧地坐下去,这时心里已经明白,这件事对自己是一个确定的打击。

 第二天我骑单车搭了思文去了医院。我对自己心中的阴冷感到害怕,可又没有办法很自然地做出兴奋的样子。我那愁苦的心情一定被她看出来了,她说:“难道你真的怕到这样的程度,我一个女人还不怕呢!孕是我怀,生是我生,你实在要怕还有几个月呢。”我放宽了心,象是被她说中了心事,做出愁苦的脸说:“我真的怕,真的生下来怎么办,自己也顾不过来呢。”我不会扮演一个假面的角色,内心的高傲也使我不屑于这样去做。现在勉强做着,自己也觉得不自然,心里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反抗。幸好思文转了身去问护士小姐什么问题,没有注意我的表情。

 在服务台我们交了社会保险卡和医疗保险卡,领一张卡片填了。护士叫我们等着。为了掩饰自己不安的神态,我拿了桌上的《TIMES》来看。上面报道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大规模冲突,这对戈尔巴乔夫民主化进程是个巨大考验。又有麦当娜在多伦多演出,全城轰动。我想着现在在多伦多的话,说不定有机会一睹麦当娜的风采,但还没想得太明白又否定了,门票起码几百元一张,我进得去吗?正胡思乱想,护士叫她,思文就进去了。我想跟进去,护士微笑着扬手挡住了我。我不断地来回踱着,脚根本停不下来。心里祈祷着,希望此事非真,又是一场虚惊。又想着当年母亲怀了我去看医生,父亲的心情不知如何?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看得特别清楚,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事实,自己和思文的分手已成定局。这样想着我更加感到了这个事实对我的残酷性。在内心我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我很怕伤害了别人,哪怕无意中给了别人轻微的伤害,我会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我甚至没有力量去拒绝别人的意愿。

 但是这一次,天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这个念头对思文是残忍的,那么也请上帝原谅我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在走道里来回地走着,心被撕成了碎片。这一刻与思文分手的愿望是这样强烈,简直在这一瞬间成为了铁一样的决心。我这时觉得痛苦绝对不只是一种精神感受,也一定是一种肉体的感受,不然它为什么这样具体到可以触摸,使我的心如此沉重?我不能解释这时自己这种愿望为什么会这样强烈,以至对于钱的愿望也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我感到了害怕,我想在心里向自己证明,这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是由于要接受一个新的事实而激发出来的过分恐惧,由于人的那种难以实现的意愿就更加强烈的可悲天性。但这种证明不幸却是乏力的,内心的呼声是那样清晰强烈无可回避。我觉得过一会如果这个事实得到最后的证明,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这时思文从诊室里出来说:“医生叫你。”我从她脸上看出,怀孕的事已经确证。我心往下一沉,马上又恢复了冷静,反而有了一种痛苦的顶点已经度过的轻松。医生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笑容满面向我祝贺,我也微笑着点头回应。他的话我听不明白,知道是在吩咐做丈夫的要注意什么。出了门思文问:“医生说的你都听懂没有?”我说:“半懂不懂。”她又把医生的话转述给我听,我都应了。单车搭了她往回走,走不多远我停了说:“不知单车能搭不?有震动。”她说:“没有事,医生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和平时一样。”继续骑了车走。思文在后面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说:“加拿大分什么男的女的,又不是中国,中国城里人也不分了。加拿大女人权利还大些。”她说:“是个男的呢,幸福操在自己手里,女的呢,幸福操在别人手里。还是男的好。”她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出来,我真没想到。看起来她已经领悟了男女之间的另一种奥秘,想起来也是我伤了她的心。

 我敷衍着说:“有出息呢,幸福都在自己手里,没出息呢,幸福都在别人手里。你看我不是个男的,工作机会和奖学金都操在别人手里。”她说:“你是特殊情况,不算。我说的是男人女人的区别,你别打岔。毕竟三十岁的男人和三十岁的女人就不一回事,老天爷设计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我说:“那我们生个男的。”她说:“已经都定了,你这都不懂。”又说:“如果生了就把我妈妈接过来带,满一岁了让她带回国去,我们再好好干几年。”我说:“连怀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又说了很多,我心里正痛苦着,没听清她说什么,她说一句,我“嗯”一声。她忽然提高声音说:“高力伟!”我吓一跳,回头望她一下说:“怎么,又犯错误了?”她说:“你不高兴?”我说:“没有啊,就是想起有点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说:“问你什么都是一个‘嗯’,‘嗯’什么呢?”我说:“我想着总有点怕。”她说:“谁知道你想什么呢,你的心思我永远不懂。”

 那几天我心事重重,总想着“怎么办”这几个字,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有时候人在某种处境中想挣扎一下,可就是用不上力,眼看了自己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时才明白了人也只能如此,他生存的空间就是那么一点,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规定好了,并不因为这个人是自己,老天爷就作出一种特别的安排。

 这样想着我试图豁达起来,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内心活动,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总是越注意就越不自然,内心的清高也在反抗着这种矫作,反而显出一副遮遮掩掩做贼心虚的神态。思文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处境太艰难”这样的理由开始被她怀疑。有时她以审视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在我做着什么的时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悠闲地交叠着放在小肚前,以冷冷的目光追随着我的行动。这种沉默使我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想说几句轻松的话使气氛不要这么凝重,可思维特别的迟顿,勉强笑着说几句,思文也不象平时那样感兴趣,只是淡淡地反问一句:“是吗?”这简直就是在表示说,你的表演蹩脚透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这更加强了我那种心虚的感觉。有几次我真的差不多就下了决心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免得这样相互折磨,但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事到如今,谈一次除了彻底打破幻想之外,又还能有什么结果?

 那几天的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想到这里我打一个冷颤,拼命摇一摇头似乎想把烦恼甩开。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要勉力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有时候拿起书来看,在书的掩护下尽情地沉思默想。虽然书上写了些什么却全然不知,但我还是过一会把书翻动一下书页,翻得很响似乎证明着一种事实,并不时地悄悄转悠了眼去观察思文,看她是否已经相信我沉浸在书中了。

 终于我彻底意识到这种挣扎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必须面对现实,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缓和与思文的关系,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当“别无选择”几个字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感到了一阵痉孪性的痛楚,想着人生这唯一的过程竟如此可怜,在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上受到如此的制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我把“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含在口中啧啧有声反复品味,从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处境在某一天竟会轮到了自己。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不必多想,不必任性地放纵了内心的痛苦,徒然增添自己的烦恼。正如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事实又何等残酷,但既然别无选择,也就不必焦虑,真的,人不能为别无选择的事情焦虑。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力量反抗。这样想了我在内心推卸了责任,心境也开朗了一点。

 沿着这个方向想到了极限之后,我又回过头来想。毕竟,思文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她变了这不是她的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什么都是从零开始,要她在外面应付裕如而在家中温柔谦顺,这种要求也太不现实,她不可能随时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毕竟女人不是上帝为了谁的需要造就出来的。我能够理解她但却仍然难以接受她。在这里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转换,我想不清楚这种家庭角色随着环境变化而转换是不是必然的。别人都羡慕她,称赞她,我却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种别的意味,一种判断,一种嘲讽,这使我的心更加敏感。我心里伏着一只反抗的兽,等待着,窥视着,渴望着一切反击的机会,让这个机会给自己一种力量的证明。世界上也许真的就有那种强干而温顺的理想女性,这是奇迹,奇迹培养了人们的幻想。但谁去设想奇迹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这个人将是注定了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承认了我们关系眼下的格局,我总还是个男人,这一点无法改变。我在心里设计着,要软硬兼施想办法改变了她,回到从前。不然我不能想象以后几十年该怎么度过。

 我平静下来再也不愁眉苦脸,也能够看一点书了。“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我居然也通过了。试卷发下来逊克利尔在上面批道:“YourEnglishisbetterthanIexpected。”他不会知道,这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重要的地方硬背下来,考试时机械地抄上去的。要我临场去组织文字,我恐怕写不出成句的话来。通过期中考试并没有增强我对学习的兴趣,我的心象散沙一样收也收不拢。我还在想着有机会了还是去找份工作,而不能想象这样再过两年直到毕业,那样我在精神上会拖得精疲力尽。圣约翰斯,这个天涯海角的城市,曾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想象,我现在对它却已经完全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