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说说我的妻子吧。我的妻子,学前教育专业的硕士,一家奶制品跨国公司的部门经理,从德国回来了。她计划在上海逗留一周。这些年,她一直在国外漂泊。先是列宁格勒(后来人们叫它彼得堡),随后是赫尔辛基、哥德堡、伊斯坦布尔、伯尔尼,足迹横跨欧亚大陆。她走到哪里,我的信就追到哪里。我从监狱中被放出来以后,给她写信就成了唯一的乐趣。那些信最终都被退了回来,信封上俄文、德文、瑞典文的告白翻译出来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查无此人。她消失了整整九年。九年,用于忘掉一个人,不多也不少。可是,她在一天下午突然从图宾根打来了电话,说,我要回来了。

如果我没记错,她今年应该是三十五岁。按照我的想法,这恰好是一个人开始死亡的年龄。我的好几位朋友都是在这个年纪选择了自动消失。我也曾想到过效法他们,但勉强活下来,结果竟然也不坏,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用我一位爱饶舌的朋友的话来说,活着,但不存在。

总之,我的妻子是回来了。据说,她在国外的日常工作是饲养奶牛。除了不能让奶牛做广播体操外,原先准备对付学龄前儿童的专业知识,用来取悦那些花纹斑驳的畜生倒也能凑合。她已经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这是什么国家?”这句话她常常挂在嘴边。她加入了德国国籍,这样说话就多了一点底气。仿佛她曾经热爱过的祖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在图宾根,连奶牛都知道遵守交通规则,可是在这里,你走在马路上,似乎随时都可能被疾驰而来的汽车撞翻,还得提防骑车人嘴里飞出的浓痰。”我要是请她上街吃顿饭,她的话就更多了,“那种地方怎么能去?要知道,上菜的侍者那黑黑、油油、肥肥的大拇指是整个地泡在汤里的呀!”好在她在上海只待一周。对于我们要办的那件事,一百六十八个小时已经足够了。

我要讲的故事,其实与我的妻子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它确确实实是她在上海逗留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说起来有点离奇,如果不是我亲历亲闻,我大概也不会相信它是真实的。

现在,我必须提到另一个人。他叫杨菲,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

在我的妻子的眼中,杨菲可算得上一个国宝级的稀有生物。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纬度或标高,可以用来检测日常生活的趣味和质量。她常说,要是杨菲有一天也变得心事重重,这个世界大概就真的不可救药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的确,杨菲是一个快乐的人,从来不知道忧虑为何物。就连他的卷发、豁牙、汗腺的分泌物都散发着令人愉快的气息。可就是这个人,近来却被一个巨大的恐怖撵上了。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他,他自己就找上门来了。他甚至都没顾上与我的妻子打个招呼,就一屁股歪倒在我们家的沙发上,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完了。”那是我妻子回国后的第二天,大约是傍晚时分。当时,我妻子正兴致勃勃地让我欣赏她在国外所生的几个小杂种的照片。我记得,有两个孩子的头发是亚麻色的,还有一个黑人。

我对杨菲的烦恼没有什么兴趣。只有无比脆弱的耐心,用于忍受他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杨菲从公司里下班回家,看到有人在他门上留了一张纸条。一把匕首透过防盗隔栅的空隙,将纸条钉在了他的门上。纸条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晚上八点,长风公园游船码头见面。否则我就杀了你。

这显然是一封恐吓信。他差不多六点钟就赶到了长风公园,并在那守候到午夜时分。除了湖边的一群练功者,约他见面的人始终没有出现。一连三个晚上都是如此。“约我见面的人,说不定就混迹在练功者的行列之中……”杨菲说。看上去他被吓坏了,一刻不停地摆动着他的双腿。

等到他终于认出了我刚刚回国的妻子,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过去和她热烈握手。我妻子的态度不冷不热,眼睛里多少有了一点怜悯、惊异和不屑。我也只得在他身边坐下来,将那些蓝眼睛、黄头发、黑皮肤的洋娃娃丢在一边,帮他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盘问了他半天,杨菲就说出这么一件事来。

大约是两个月前的一天,杨菲在公司里加班。他最后一个从楼上下来,电梯司机小梅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她抱怨说,她胃病犯了,得赶紧回家吃点东西。这时,杨菲随口就说了一句:“要不,我请你去吃夜宵?”他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到小梅却认认真真地答应了,这使他几乎吃了一惊。她长得不算漂亮,每天在电梯里进进出出,杨菲很少注意到她的存在。可是这一次,他们挨得那么近,他能感觉到她丝质棉袄的柔滑绵软。随着电梯的急速下降,他的老朋友,身体上那个嗅觉灵敏的机器马达轰鸣,正不可遏止地一点点肿胀起来,他有了一点晕眩感。

他们在公司对面的火锅城吃饭,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在这段时间里,沉默所堆积起来的暗示像沉重的山丘压在他们的心头。“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杨菲说。

他们从火锅城出来,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多了。小梅忽然对他说:“这么晚回家,我怎么向丈夫解释?”杨菲替她想了好几个理由,都被小梅一一否决了。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果是索性不回家,去杨菲新买的公寓喝咖啡。这个建议是杨菲提出的,属于调情的一个部分,小梅犹豫了一下,问他,“你那儿能不能洗澡?”她这么一问,杨菲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的身体在黑暗的大街上索索发抖。

据杨菲说,他们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当小梅洗完澡,赤身裸体地从浴室中出来的时候,杨菲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对于有些女人来说,光看外表是远远不够的。按照陈独秀的理论,她是属于那种外表贫瘠,内容丰美的女人。另一个结论是,他必须悬崖勒马。他想起了小梅的丈夫。他们没有见过面,但杨菲知道他是山东人,十六岁时曾用水果刀捅过一个小男孩,知道他蹲过七年大牢。

“问题就在这儿,”我妻子说,“要是你们俩有了那种事,反而倒比较安全。”

“为什么?”

我妻子笑而不答。

杨菲说,他平生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事儿,而且还他娘的没有干成(直到现在,他还为此耿耿于怀)。除此之外,他实在想象不出任何人有任何杀他的理由。看来,杨菲已完全认定了这个事实。

“你先别着急,要弄清这件事的真相,其实也不难,”我对他说,“你再去请那个电梯女工吃顿饭,跟她聊聊,探听一下虚实。”

“小梅已经有一个多礼拜没有来上班了。”

“你明天去公司打听一下,给她打个电话,约她出来,看看她是什么反应。”我妻子明显有些困了,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

杨菲半天没有吱声。他似乎在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来,问道:“要是他今天晚上就下手,那怎么办?”

他这一问,把我的妻子也逗乐了。

我问他有没有想到过报警。他说他已经去过警署三次,没有什么进展。他曾提出让警方派人二十四小时昼夜保护,接待他的女民警笑得前仰后合:“你一定是好莱坞电影看得太多了。你不是克林顿总统,我们也不是白宫的职业保镖。”

“假如我真的被杀了,你们谁负责?”杨菲问道。女民警想了一下,回答说,假如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全力破案的。

杨菲直到很晚才走。临走时还从我们家里的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他担心在回家的途中就会遭到袭击。

第二天,我和妻子去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大厅的长椅上坐满了人,我们数了数,一共有十来对,有离婚的,有结婚的,也有离过婚要求复婚的。她当年在国内时就没有排队的习惯,她总能为自己找到插队的理由。这一次,她亮出了德国护照。办事员冷冷地朝它瞥了一眼,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他递给我们一张表格:你们回去填一下,三个月以后再来。可我妻子并不气馁,她又交给他一只信封。

里面装着我们的离婚协议复印件,还有她悄悄塞在里面的八百马克。小伙子将信封放人抽屉的同时,向我们打了一个OK的手势。

我们从民政局出来,天已经快黑了。在出租车上,前妻突然提出,她想去清水公寓看看杨菲,看看他是否还活着。

公寓的住宅楼相当豪华奢侈,前妻说,即便是在图宾根的富人区,其壮观程度亦不过如此。她显得多少有点失落。她不明白,像杨菲这样一个古典文献专业的书呆子,怎么会住到这种地方来。我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听说他在股票上发了点财。前妻说,早知道在国内赚钱这么容易,她当年就不会历经千辛万苦去俄罗斯当倒爷了。

杨菲不在家。但我们确信他还活着。我们打算在门厅里等他一会儿。这时,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看上去顶多十八、九岁,穿着时髦的皮裙,红色的长筒袜。她正在电梯间的地毯上寻找着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把钥匙。长发盖住了她的半边脸。就这样,她在电梯间来来回回地走着,似乎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我的前妻走过去问她,是不是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她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我们,很快又将目光移向别处,仿佛在想着一件遥远的事。那是一张被忧愁毁损的脸,它的美丽像刀片一样锋利。她在哭泣。我从未看到过这样一张悲哀的脸,仿佛她的眼眶中不断溢出的不是泪水,而是她的整个灵魂。

清水公寓离我们的住处不太远,我和前妻决定步行回家。在路上,我们找不到话说。我知道,我们都在惦记着电梯间的那个女孩,猜测着她怪异的举动所掩盖着的某个事实。

“你说,人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前妻忽然像打哑谜似的问了我一句。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以为呢?”我问她。

“它自己。”她毫不犹豫地答道。看来她是先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这样问我的。她随后就哭了起来。她说,她一看到那个女孩,就知道她快完了,她的灵魂破了产。我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站在路旁有点不知所措。我的心中没有一丝怜悯。或者说,我暂时还没有余力来怜悯她。我在想着自己。我想着它从前是什么,现在变成了什么,最终它还会是什么。我觉得,她的答案是对的。

三天后,沪上的几位同学为我的前妻举行了一场小型聚会。我们又碰到了杨菲。他刚刚理过发,手里握着大哥大,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似乎完全换了一个人。我们提起了那张纸条的事,他竟然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解决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你找到小梅了吗?”

“这事跟小梅没关系,”杨菲说,“完全是他娘的虚惊一场。”

杨菲说,前天晚上,他刚刚在床上躺下,就听到有人按门铃。“当时,我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都凝固了。我打开门,看到三个黑影站在门外,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不过,他们对我没有一点兴趣。他们要找的人不是我。她住在隔壁,另一个模特儿。

“我知道隔壁有人住,不过很少来,那个房间一个礼拜大约只有一两天亮着灯。但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婊子竟然也叫杨菲。我不知道那三个陌生人是不是杀手,我只知道他们一个个都显得彬彬有礼。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们找错了人,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了。这是一场误会,却害得我整整掉了六公斤肉。”

杨菲眉飞色舞地说完了这件事,又把刚刚听来的一个笑话给我们讲了一遍。不过,我的前妻隐约感到,那件事似乎并没有结束。

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前妻将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她已决定改变原定的计划,提前一天离开上海。

她说她一天都待不下去了,这就是她的理由。为了早一天结束这次旅行,她不惜绕道北京,搭上了去法兰克福的班机。

我没有送她去机场,这也是她提出来的。临走前,她还在想着那个女孩:“问题是,假如真的有人要杀她,说不定她还蒙在鼓里。”

她的忧虑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被证实。当天的晚报刊登了整版的消息,还配发了图片。报道说,女模特在长风公园的树林里被杀后,尸体遭到了残酷的戏弄。

这天深夜,杨菲打来了电话。他说他要告诉我一件事。我告诉他,我已经看了报纸。

“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件事。”杨菲说。“小梅已经回来上班了。她现在就躺在我的身边。”

他还说,小梅的丈夫,那个劳改释放犯早在两年前就与她离了婚。“看来,所有的担心都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