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福克,

七月下旬下午过去了一半

“诺福克,美国中部一座幽僻的小镇。属衣阿华州。盛产烟草、棉花和甘蔗……”

写到这里,李惟翰多少有点不着边际的感觉。事实上他对诺福克在美国确切的地理位置一无所知。管他的呢,他想,写作就是杜撰。人们总不至于为了一首诗评而特地去美国考察一番吧。于是,他接下去写道:

诺福克的居民多为印度支那人、马来亚人杂交的后裔。在拉丁语系中,诺福克一词的词根含有“幸福”之意。这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所在……

飞机正在下降。气流掠过机翼,发出一连串均匀的蜂鸣音。透过机舱的窗户,他仍然可以看到那轮漂浮在昏暗云团之上的圆月。它随着机身的颠簸而跳跃。他知道自己就要抵达目的地了。他熟悉这里的几乎每一条街道。而当城市晦暗的灯火突然从灰蒙蒙的云层中闪现出来,跃入他的眼帘,李惟翰还是感到了一阵隐隐的刺痛。

他看着远处的那轮圆月。它曾经在他童年摇篮的扶手上投下桂树的阴影,使小巷深处爬满常春藤的墙壁变得一片幽蓝,似乎每一扇窗户中都暗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在他去黑龙江插队的列车上,它一路跟随着他,像一尾在水底游来游去的鱼,又像是一只啁啾不已的小鸟,在车窗外深黛色的树林中闪闪烁烁。它曾经照亮过农场遥远的地平线、他的简陋而甜蜜的婚床,他一生中许许多多个寂静的时刻。现在,它成了一块呆板的、褪了色的、褪了又褪的织物。很快,乌云的阴霾遮住了它。

空姐朝他走了过来,让他系上安全带。随着机身的陡然下沉,持续不断的眩晕感涌上了他的额头。他打开记事本,在上面飞快地写道:

亨利·泰勒在这首题为《打秋千》的诗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意象正是眩晕。秋千,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钟摆,两者都暗示了生存的不真实感……

随后,他合上了记事本,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飞机的起落架接触地面的一刹那。

这一次,报社派他去武汉采访水灾,允许他在上海停留三天。有许多棘手的事等着他去处理。

他必须去医院与他的前妻作最后的告别。姐姐在不久前的一封来信中告知了他这一消息。她的腹部长了一个肿瘤。医生们替她打开腹腔,仅仅是为了有机会可以将它重新缝上。她的日子不多了,但也不至于很快。她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他说,希望临终前能够与他见上一面。

他还得去看望他读博士时的导师。这些日子,师母每天都要给他打电话。据说是先生的神经有点不太正常。实际上,他的神经系统一直有毛病,时好时坏,它集中反映在导师眼珠的转动上。李惟翰又想起了师母在电话中幽默的语调:老头子眼珠子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时,他的眼珠每分钟还能转动十七八下;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锐减到十二三下:到了如今,你猜怎么着?它几乎不转了。

另外,假如他没有记错的话,两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六日,他的一个好朋友要结婚。豆豆是他的中学同学,后来又一起去了黑龙江。李惟翰喜欢朋友,也喜欢仪式,喜欢婚礼中混合着狂欢与忧伤的氛围。

当然,他真正愿意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去看看他的女儿,带她们去公园或者儿童游乐场。当年,他与妻子办完离婚手续去南方时,她们还在摇床里熟睡。她们是双胞胎,一个叫李动,一个叫李静。现在已经五岁了。他记不清她们的脸,只是保留着一丝模糊的印象:李动好静,恨不得把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用来睡觉;李静好动,小胳膊小腿从早到晚踢个不停。他担心与女儿见面时能否将她们区分开来。一想到这对双胞胎的女儿,李惟翰的心情顿时就变得复杂起来。她们的降生涉及到深藏在他心底的一段隐秘。时间的消逝没有帮上他什么忙。遗忘反而使记忆更加牢固、坚实,历历在目。

在上海逗留的这三天中,他还得抽出时间,写完亨利·泰勒的这篇诗评。他给南方的一家杂志社开了一个专栏,介绍当代诗歌。截稿日期快要临近了。泰勒的这首诗他已经读过无数遍了,它仿佛是专门为他写的,李惟翰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像鼓点一样追逐着这首诗的节奏。有时,他感到自己就是亨利·泰勒,或者说他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正在通过虹桥机场的出口,走向热浪逼人的茫茫人海;另一个安坐在诺福克小镇幽静的木屋中,写下那些温暖而伤感的文字。

她的体力吃不消

医院用来对付癌症的

射线和放疗药剂

肝胆外科的病房在住院大楼的六层。李惟翰来到那里的时候,正好赶上早餐时间。病人们手里拿着饭盆伫立在各自病室的门口,等着餐车从走廊的另一端推过来。

一位年轻的值班主任带他来到妻子的病房门前。尽管李惟翰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妻子容貌的衰变还是让他吓了一跳。那是一段蚕食后纤维毕露的桑叶,一段白蚁蛀空的朽木。“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李惟翰自语道,眼睛不敢朝妻子那边看。

她服了镇定药,还在昏睡之中。她的弟弟坐在床边看书。

“这就是病魔创造的奇迹!”值班主任双手插在宽大的衣兜里,不时摇晃着身体。他的语调中既有无奈,也有赞叹。“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所能使用的维持生命的药物与病魔的进攻相比,微不足道。”

“她知道自己的病情吗?”李惟翰问道。

医生笑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显示出回答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他说:

“我们没有告诉她。但据我们看来,她应该有所察觉。所谓的不知道,不过是假装不知道而已,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幻觉,来自于巨大的求生本能。我们(他再次强调了这两个字)认为,事到如今,应当明确地告诉她实情。毕竟,她神志清醒的时间屈指可数。至少她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安排剩下的这点时间。这是出于对病人的尊重。当然啰,有些人就是愿意不明不白地死掉,那就另当别论了。”

看到李惟翰走进来,她弟弟合上那本《四大名捕会京师》,从床边的椅子上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

他告诉李惟翰,医生们也许预料到了4床的病人昨晚要咽气,给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大概是怕吓着她。那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天没亮就蹬腿走了。尸体是早上拉走的,暂时还没有新的病人补充进来。

“这本书你就留着看吧,”他将温瑞安的那本小说递给他,“我走了。”

他让李惟翰至少待到下午三点,姐姐单位工会的人来了之后才能离开。

她的脸上像是涂了一层蜡。灰灰的,但很亮。下巴尖利,如刀削的一般。头顶秃了一块,连眉毛都掉光了。她的嘴唇不安地抖动着,仿佛在梦中喃喃自语。

十二年前的一天,时间也是早晨。李惟翰刚下火车,他身上的雪片还没有完全融化掉。他轻轻地打开门,走到了她的床边。阳光透过光秃秃的杉树林,照亮了窗台上的积雪。她的脸深埋在松软的枕头里,一只手平放在床侧,一只上举,像一个凫游在水面上的仰泳者。那时,她的时光还是一堆色彩鲜艳的积木,怎么拼都能拼出一个有生气的未来,那时,新买的结婚家具上的油漆味尚未散尽,花瓶中还没有来得及插满芬芳馥郁的百合,他的身上还残留着黑龙江农场的干草味。他就这样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她,舍不得将她唤醒。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笑。无声的,带着骄傲,惊讶与羞怯,没完没了地笑。

终于,她睁开了眼睛。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打量着他。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她问道。

“刚来。”

“我弟弟呢?”

“走了。”

李惟翰提到了他姐姐写给他的那封信。妻子点点头。她说她现在连喘口气都觉得吃力。护士小姐拎着输液瓶朝她走过来。妻子下意识地举起两只手,反复比较着,犹豫着该用哪只手输液。

护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针头扎进去。另有两个护士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给4床换床单。妻子把头侧过来,问她们:

“4床是不是出院了?”

“出院了。”护士愣了一下,然后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神,说道。

“要是今天没有新的病人进来,”等护士们走了之后,妻子低声对他说,“晚上你就睡在这里。”

李惟翰未置可否地看了她一眼。

“孩子呢?”他问道。

“你姐姐把她们领走了。”

他姐姐在市郊开了一家成衣店。生意不好也不坏。妻子说,他姐姐常常来医院陪她,不过从不带孩子们来。“我现在看上去是不是挺吓人的?他们不让我照镜子,不过我从别人的眼睛里能看见自己。”

她还提到了他的两个师弟。他们每个周末都来看她。她指的也许是常知辛和唐金。除了豆豆之外,他们两个人就算是他在上海最好的朋友了。

“人有时只要走错了一步,甚至只是稍稍犹豫一下,噩运就会抓住你紧紧不放。”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李惟翰说,“别再想它了。”

事实上他们都没法忘掉那件事。它像一枚生了锈的铁钉,打在心脏的深处。在离婚之前,他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与克制,试着接受这个事实。最后还是分了手。他记得妻子从法院出来,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那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李惟翰没有多想,也不愿去妄加猜测,因为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一张绿色的离婚证书,还有一张飞往南方的机票。

这时,他突然觉得妻子的眼神有些不太对劲。她先是呆呆地看着他,仿佛在心中盘算着多年前的一件小事。接着,她轻轻地说了一句:噢,它又来了。脸部的肌肉随之开始了难看的抽搐。李惟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破碎而真实的脸,就像每一寸肌肤都在经受着崩裂、瓦解的痛苦。薄薄的毛毯下面,她的腿高高地耸立起来,整个身躯向上隆起,犹如一只甲壳虫想要将仰翻的身体倒转过来,而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该死的,它又来了。她叫道。指甲在铁床的扶手上划出了刺耳的声音。她试图撕开胸前的病号服,撕开脖子的皮肤,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喘过一口气来。李惟翰看见回流的血液顺着玻璃软管伸伸缩缩,看见了她那只蹬掉毛毯的纤细的小腿,袜子褪了一半的脚踝。李惟翰俯身问她,要不要请医生来?要不要按床头的紧急呼唤铃?她没有回答。

医生们早就赶来了。他们站在门边,远远地看着她,脸上古怪的表情好像在说,我们也无能为力。门口还簇拥着几个病人,伸长了脑袋朝这边张望。他们脸色灰灰的,有怜悯,有恐惧,也有庆幸:好在不是我……

李惟翰感到妻子向他使了一个眼色,一个含混不清的暗示。他立刻就明白了。她是让他转过身去。她不愿意让他看到自己最为脆弱的时刻。女人对于自己的容貌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她的眼神央求他转过身去,不要看着她。可是她也许并不知道,病痛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挥霍掉了她的万贯家产,她已一贫如洗。她的美丽破了产。

李惟翰觉得自己掉在了一个黑得没有尽头的窟窿里。意识的朦胧的光亮不多不少,正好能够照得见他内心的冷漠。他转过身去,看着窗外。他想到了一个古老的字谜。谜面是:比二多一半。谜底是死。

屋外阳光炽烈。病室的空调给他带来了错觉,盛夏变成了春天。窗口正对着住院部的大花园。树木新栽不久,还不足以蔽荫。临近中午的时候,花园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蘑菇状的凉亭空空荡荡。只是在人工池塘的对面,有两个小孩在那儿钓鱼。

进来一个护士。她给妻子注射了止痛剂之后又出去了。又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头发湿漉漉的。

“每天它都要来这么三四次,折腾得你恨不得立刻死掉。”她微笑着对他说,“好在我对它已经习惯了。痛,有时也不是坏事,它可以抵消你对活着的贪恋。”

只有当她笑起来的时候,李惟翰才能隐约回忆起她那张一去不回的脸。他的心里涌动着数不清的箭镞。

“本来,我让你回来,的确有话要跟你说。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我们都变了。”她说,“刚才护士给我打了一针,我要睡一会儿。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疼痛,要么昏睡。”

她果然闭上了眼睛,但没过多久又睁开来,说:“你真的是变了。”她摇摇头,笑了笑。接着又说,“如果你没事,就在这儿坐一会儿。要是想走,也不用叫醒我,现在,我要睡了。”

妻子熟睡的这段时间里,李惟翰来到阳台上抽烟。看着楼下那座洁净的花园,他又把那件事从头到尾细细地想了一遍,这些年来,他已经让自己习惯了不再想它。他不知道,这件事的种种枝节,有多少是妻子闪闪烁烁地告诉他的,有多少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有多少出于妻子的背叛,有多少来自于他的怯弱。

五年前六月的一天,她与同事通宵值班。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系里的副主任老张。后来,老张接到一个电话,被校长叫去开会了。他们就在宽大的会议室聊天。同事提出来打扑克,她拒绝了。她盯着电视屏幕,看着电视新闻,揣摩着播音员的说话的语气,盼望着让应该发生的事发生。那些日子,她成天都处于莫名其妙的激动之中,情绪亢奋,脸上红扑扑的。有时像融化的冰,有时又像坚硬的石头。那是特有的五六月间的眩晕。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仿佛一件决定他们命运的大事随时都会发生,而且会发生得像他们想象的一样完美。

到了深夜两点,老张还没有回来。同事从包里取出一盘录像带。她本可以阻止他。因为她的心在远方。那时,她既幼稚,又纯洁,还好激动,多么好啊!在这之前,她的日子还像婴儿一样安静,多么好啊!

于是他们看录像。

看完了一盘之后,他们半天没有说话。寂静是暧昧的。同事问她还想不想再看一盘。她没有吱声。

于是,他又换了一盘。她后来告诉李惟翰,她唯一的愿望是老张赶紧回来(李惟翰问她,你是不是同时也在希望他不要回来,她想了想,回答说,她不知道)。这时,屋外突然下起雨来,同事去关窗户,顺便拉上了窗帘。

李惟翰没有等到下午三点就离开了医院。

就像

一个人担心一圈钥匙的响声

会打破一片寂静

沈先生背对着他,站在书房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只放大镜,正专心致志地从花盆里捉虫子。书桌上蹲着一只大白猫,懒洋洋的,眯缝着眼睛,不时用爪子蹭一下脸。

“先生近来还好吗?”李惟翰站在书房的门口,犹豫着该不该进去。

“不好。”沈先生硬硬地说了一句。

师母端着一杯茶,从过道里走过来,朝他吐了吐舌头,示意他到客厅里去。

李惟翰显得有些尴尬。他硬着头皮又问道,先生这些日子都在忙些什么,读些什么书?沈先生这才转过身来,冷冷地打量着他,过了半晌,才说:

“准备后事。”

“你别招他。”师母见状赶紧将他推进了客厅,低声对他说,“他的神志不太清楚,你就当他是个呆子。”

沈先生唯一的儿子几年前出车祸去世了。这似乎引发了他对于饲养宠物的疯狂嗜好。先生曾经养过狗,鸽子,金黄地鼠,兔子,现在只剩下了那只大白猫。李惟翰记得,他博士毕业的那一年,这只白猫刚刚捉回来,一只笔筒就足以容得下它。师母说,沈先生如今只愿意和白猫说话,他对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

再有,就是那些植物和花卉。家里到处都搁着花盆。总共约有六十多株。有些花早已枯死了,可先生仍舍不得扔掉。虫子孵出了卵,长出了翅膀,一到晚上就围着灯罩撞来撞去。

师母告诉他,先生最近的一次发作是在去年年末。他自己掏钱出了一本论文集,印了一千册。收到新书的那天他还挺高兴的,谁知当天晚上他就用放大镜从书中挑出了五十多处印刷错误。后来,他给报社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寄去了勘误表。没多久,那封信就在报上登了出来,没想到,这封不足五百字的短信竟又错了八处。连他的名字都印错了。从那以后,先生整天都在唠叨着,他生活在一个垃圾堆里,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堆垃圾。

“一天晚上,他硬逼着那只可怜的白猫背唐诗,我才知道他又犯病了。”师母说,“不过,他这次犯病,出书这件事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还有什么事?”

“你先喝茶,不着急,我们待会儿慢慢说。”师母给他往杯中续了水,站起身来,“噢,我差点忘了,你是抽烟的。”

“先生看上去挺正常的嘛。”李惟翰说。

“那只是表面现象。”师母在书架、茶几上乱翻了一通,没有找到香烟,却翻出一只打火机,“他的病时好时坏,你待会儿就能看出问题来了。”

她试了试打火机,还能用。她将它递给李惟翰:“我记得去年春节,校长来看望老沈的时候,曾丢下过半包中华,就是想不起搁哪儿了。这样吧,我下去替你买一包。”

师母这样说,吓得李惟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无论他怎样规劝和央求,师母还是执意要下楼买烟。

“我知道,你们抽烟的,烟瘾一上来比什么都难受。”她从门后取出一双套鞋换上,又拿了把雨伞,“你先坐会儿,我去去就来。”

师母走后,李惟翰想去陪导师说说话,但最终又改变了主意。他跟了先生三年,现在还是有点怕他。他严厉的目光总是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李惟翰随手翻着一本杂志,听着屋外沙沙的雨声。他忽然看到有团黑影在对面的墙上晃了一下,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来,一双汗津津的大手突然从身后蒙住了他的眼睛。

“猜猜看,我是谁?”他听出这是沈先生的声音。他嘿嘿地笑着。

“您是沈先生。”李惟翰只得假装猜了半晌,然后答道。

“不对,你再猜。”

“是沈先生。”李惟翰不知如何是好,他又不敢挪开导师的手。

“猜不出来吧?”导师得意地笑着。

好在这时师母回来了。她拎着湿漉漉的雨伞冲进客厅,才替他解了围。

“国破山河在,疑是地上霜。”先生用一把纸扇敲着手掌,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方步。他走到窗前,将纸扇夹在腋下,去侍弄他的那盆米兰去了。

屋外的雨下大了,李惟翰能听见马路上汽车开过时溅起的水声。

师母给他买了两包红梅。一包搁在茶几上,另一包,她不由分说地塞进了李惟翰的衣兜里,让他带回去抽。

“你们听,什么声音?”导师突然侧过身来,眼中流露出惊恐与忧虑。

在飒飒的雨声中,李惟翰听见楼下有人在打麻将。街对面的一扇窗户里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不过声音很小,几乎听不真切。

“有人在敲门。”先生说,他依然僵立在那儿,噤若寒蝉。

“这么晚了,不会有人来了。”师母说,“再说,家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过客人了。”

她说,先生总是这样疑神疑鬼的,他能听见花盆里植物的叶片舒卷的声音,听见花骨朵“啪嗒”一声绽开花蕾。当然这都是幻觉。他说他的耳朵里有海水涨潮的浪涛声,就连茶杯中也有呜呜的风鸣。他的脑筋坏了。

“见到小凡了吗?”师母忽然问他。

“没有,”李惟翰说,“我们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过面了。”

“怎么会呢?”师母显得有些惊讶,“你们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吗?”

“过去一度是这样。”李惟翰略带讥讽地说道。

曹小凡是李惟翰的大师兄,也是导师八大弟子中最受器重的一位,是导师道德文章的指定传人。

师母看出李惟翰的目光躲躲闪闪的,似乎不太愿意提起曹小凡。“这个曹小凡,这些日子也不知道他到底跑哪儿去了。”

通往阳台的纱门里,涌进来一股股凉气。李惟翰再次想到了他的妻子。想到她在病床上谛听的同一片雨声。还有她的病。它从心里生长出来,成了她每日呼吸的空气,最后毒性凝聚成了水滴,淤积于她的腹部。他想起了妻子反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错误的人生无法开始正确的生活。

五年前的那天清晨,她疲惫地回到家中。李惟翰正在床前洗脚。他走了一夜的路,脚上都起了泡。妻子倚着房门,不断地往嘴里塞着薯条、爆米花和巧克力,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在讲述那件事的时候,语调清晰而绝望。她说她其实不愿意那样做,一点都不想。李惟翰静静地听着,他觉得这件事不可能是真实的。他只是想赶紧找个地方睡一觉。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妻子说,一个人竟然会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去做他生平最厌恶的事。与其说她在向他忏悔,请求他原谅,还不如说她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忏悔导致了新的伤害。李惟翰冷冷地笑了一下,问她是不是感到快乐。妻子怔了一下,她似乎没想到李惟翰会问出这么刻毒的问题,她想了想,告诉他:“我的确很快乐。”

第二天下午,他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导师。李惟翰记得,也是在这个客厅里。导师没有听完他的话,就打断了他。

“本来嘛,革命只不过是性的另一个隐秘的形式而已……”

他没有问妻子那个人是谁。他以为这样可以让他尽早忘掉这件事。可这个在暗处的人很快就变成了每个人,具体而清晰。就像一个竭力想摆脱命运纠缠的人,最终反而受到了命运的任意摆布。

师母再次提起了曹小凡。

“是这样,去年的国庆节,小凡来看望沈先生。那时他刚刚从单位辞职去做生意。闲谈中聊起了股票的事。他说得天花乱坠,我们也被他说动了心……”

“不是我们,是你。”导师叫道。

“是我,是我,”师母赶忙改口说,“沈先生一直对股票很反感,按他的说法,炒股票只不过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划拉到自己口袋里而已。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他的话,更不应该将家里所有的积蓄都从银行取出来,交给他。总共是四万六千块……”

“是四万六千七百五十元。”导师再次纠正她。

“后来呢?”李惟翰笑着问道,“你们赚钱了吗?”

“开始的时候,倒是赚了的。”师母回忆说,“小凡拿走钱后的第二个星期,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赚了三千。我们当时也高兴了一两天。多点钱毕竟是好事。可后来,他那边就断了音讯。我们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打传呼,没人回。最后我们只得不断地往他父母家打电话。他母亲一会儿说他在杭州,一会儿说他在洛阳,总之是音讯全无。

“直到春节过后,小凡才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们,他的股票全赔了。赔得一文不剩。当时是你先生接的电话,沈先生听他这么说,就赶紧问他,‘我们的那笔钱怎么样?’你猜小凡怎么说?这个没良心的,他竟然用文言文对你的导师说……老沈,他说什么来着?”

“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导师悠然答道,“这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句子,当时孔融被收,九州遑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

“你别啰嗦个没完。”师母打断了先生的引经据典,“小凡这一句话,当时就把你的先生噎得口吐白沫,翻倒在椅子上,不省人事。说起你先生这次犯病……唉,还提他做什么?这笔钱,可是我们老两口后半辈子的活命钱啊,再说,孩子又走了……”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严格地说来,”先生摇着扇子朝他们走过来,“如今要想体面地活在世上已经是不可能了。受苦是道德的一部分。”

“他净说没用的东西。”师母喝了点水,啰续说,“我知道,你和小凡是最要好的朋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帮我们要回那笔钱,哪怕只有一半。你一定得帮我们找到他,拜托了。”她擦了擦泪水,紧紧地抓住李惟翰的手,仿佛她握住的东西就是她晚年唯一的希望。

李惟翰说,明天晚上他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假如曹小凡也到场的话,我可以和他好好谈谈。”说完李惟翰就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师母问他在上海能待几天。李惟翰说,他已经订好了后天飞往武汉的机票,他要去洪水泛滥的灾区采访。

“哪来的洪水?长江不是都快断流了吗?”先生突然问了一句。

“那是黄河。”师母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

师母打着雨伞,蹚着积水,一直把李惟翰送到了街口的出租车上。

戒指要祝福

诺言要作出。还要遵守

第二天下午五点,在靠近外滩的金门大酒店举行了婚礼。

李惟翰觉得他的心情不适合任何形式的欢乐气氛。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安下心来。他的师弟常知辛和唐金一左一右坐在他的两侧,不停地与他说话。由于大厅里过于喧闹、嘈杂,另外李惟翰多少也有点心不在焉(他频频看表,惦记着他的双胞胎女儿),他们说了些什么,李惟翰一句也没有听清。

仪式正在进行之中。特地请来的牧师用上海话为他们祝福。豆豆与新娘交换了戒指,互相吻了对方。远远地看着这对俨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新人,李惟翰再次想起了亨利·泰勒的那首《打秋千》:

老一套的问答会使我流泪

听到人声祈祷

神圣永久的结合

会使我想到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宝贵的,但不是

宝贵得不能

献给爱情

钢琴师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弹奏着肖邦、巴赫和柴可夫斯基。只有在喧闹骤停的瞬间,李惟翰才能听到断断续续的乐曲和窗外的雨声。

尽管她弹得不好,有几处还弹错了,他还是能分辨出欢快中的忧伤,热烈中的寂静和遥远,仿佛觉得所有的人语、欢笑和掌声都汇聚成了一条缀满鲜花的小溪,从他的心底汩汩流出,最后变成了甜蜜温柔的喃喃自语,回荡在记忆深处的某一个岑寂的时辰……

“你怎么老是发呆?”常知辛用胳膊碰了碰他。

“差不多有四年没有见面了吧?”唐金用一只手遮住嘴巴,优雅地剔着牙,“我们知道你心里很苦……”

“其实谁都一样。”常知辛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待会儿喝完酒,我们带你去散散心。”

“咱们哥儿几个总算是又聚到一起了,”唐金满脸酒气地对他说,“别的事就甭去多想了。唉,就差小凡那厮没来。”

“有什么话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别老闷在心里。”常知辛说。

“我打算与妻子复婚……”李惟翰低声地嘀咕了一句,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好在大厅里突然响起了一片掌声,常知辛和唐金都没有听见。豆豆举着一只高脚杯,拉着新娘,要来为客人们敬酒了。

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大厅里忽然有人唱起歌来。开始的时候声音很小,但很快就在宽敞的大厅里回荡开了。他们唱的是那首老掉牙的《闪亮的日子》:

我们为了理想

历尽了艰苦

……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了起来。有人用筷子敲击着碗碟,酒瓶,打着拍子。他们刚唱了几句,另一桌的人用更大的声音压住了他们,另起炉灶:

看见了野菊花

想起了我的家

老头子,老太太

咿呀……

“疯了,疯了。”唐金倒跨在椅子上,拍着手,叫道。

“就像他妈的传染病一样……还有你,我的姑娘,咿呀……”常知辛一边说,一边唱。

就这样,歌声从这一桌蔓延到另一桌。李惟翰感到自己有点醉了。唐金还在往他的酒杯里倒酒。喝吧,喝吧,喝死就算啦。随后,他跳到椅子上,亮开嗓子唱了起来:

我们的世界呀

就像一个垃圾场

一堆臭虫在里面

你争我抢

吃的是良心

拉的是思想

唐金这一唱,大厅里突然一片死寂。客人们面面相觑,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李惟翰看见桌面、窗户、吊灯、墙壁上的大红囍字都在旋转,越转越快。大厅里婚礼的盛宴开始变得不真实,一阵哄笑和喧哗响起在大厅的另一侧。李惟翰觉得这声音就像是从阒寂无人的山谷里传出来似的,来自山涧湍急的水流。宾客们要求豆豆和新娘当众接吻。他们显得犹豫不决。于是,大伙儿又一块喊:

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苦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

……

“我想出去透透气。”李惟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常知辛和唐金扶着他。三个人跌跌撞撞地来到了酒店的门外。雨下得正大。马路上的大树被风吹得狂舞乱摆,雨点密密麻麻地泻在街面的淤水里,荡起了一层水雾。

他们刚从酒店里出来,豆豆就撇下新娘从里面追了出来。他拉住李惟翰说了会儿话,然后看了看唐金和常知辛,问道:

“你们打算去哪儿?”

“你管我们去哪儿。”常知辛一脸苦笑。

“我们陪老李去散散心。”唐金说。

“散心?去哪里散心?”

“我们哪儿也不去。”常知辛说,“我们送老李回家。”

豆豆将信将疑地看着常知辛,正要说什么,唐金朝他挤了挤眼睛。豆豆转过身来,看见浓妆艳抹的新娘早已出现在廊下。她扭动着肥胖的腰肢,冷笑着,咯吱咯吱地走下台阶,来到豆豆的跟前,不由分说地揪住了他的一只耳朵。豆豆咿咿呀呀地叫着,斜着身子被她拽走了。

“豆豆这个人,”唐金点了支烟,笑道,“假如他一天打来十个电话,至少有九个是问我们晚上去哪里,好像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将他抛弃似的。”

“豆豆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常知辛叹了一口气,“好不容易找了个女朋友,没想到这个女人力大无比,有万夫不当之勇,动不动就要拿电视机砸他……”

酒店里仍有人在恹恹地唱歌。他们在廊下站了会儿,等着这场暴风雨过去。

“我得走了。”李惟翰抬腕看了看表。

他要去姐姐那儿看看女儿。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他就要赶往武汉了。

“不急。”常知辛说,“我们先去找个地方醒醒酒。”

他们去了街对面的一家泡沫红茶馆,在那里待了两个多小时。随后又去海上小屋看了一会儿歌舞表演。

他们从那里出来,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们来到大街上,雨还在零零星星地下着。唐金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李惟翰说,他现在一定得走了,说不定他姐姐还在等他。三个人在车门边僵持了半天,常知辛想了想,说:“那就先上车再说。”

“我们去哪里?”李惟翰不安地问道。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唐金吸着烟,神秘地朝他笑了笑,“我们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招待你了。”

出租车在雨中行驶了半个多小时,踅入了一条僻静幽深的小巷。有一两处酒吧亮着昏暗的灯光。从火车汽笛悠长的鸣叫声来判断,他知道这个地方离车站不远。

出租车刚刚在酒吧的门前停稳,常知辛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唐金,我刚才和你说的话没错吧?”

唐金也跟着哈哈大笑。

接着,李惟翰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黯淡的灯光下,他看见豆豆正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朝他们挥手。

“这小子,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唐金骂道。

“我早就猜到你们会来这里。”豆豆的语调中充满了被冷落的忿忿不平,“想甩掉我,亏你们想得出来。”

“我们是担心你到这里扑个空,过来陪陪你。”常知辛回过头来,对李惟翰说,“你放心,这个地方我们常来,绝对安全。”

李惟翰在走进酒吧的同时,显然已经知道了此行的目的。他在心里盘算着,在明天九点飞机起飞之前,如何挤出两个小时去看看女儿。她们说不定已经变得让他认不出来了。他想象着女儿和他说话时的样子,声音,想象着他怎样用手去抚摸她们的小脑袋,而她们用同一个动作将头撇开。他的心怦怦乱跳起来。他沮丧地联想到,自己的一生都在想方设法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酒吧里的气氛既暧昧,又让人沉醉,兴奋中透着紧张。几个男女对着一支蜡烛在角落里喃喃低语。他们的脸色模糊不清。一条窄窄的楼梯通向二楼,不时有几个身穿西装的人从楼上懒洋洋地下来。常知辛正和酒吧老板小声地嘀咕着什么,而豆豆却眉飞色舞地向唐金讲述洞房出逃的历险。

过了一会儿,常知辛来到他身边,让他到楼上去。李惟翰推脱说,他还没有准备好,尚未找到感觉。老板笑了笑,说,这种事没什么好准备的,上去了,就会有感觉的。最后,还是常知辛和唐金先上了楼。李惟翰和豆豆坐在窗口聊天。

他们聊起了在黑龙江农场迷路的那个夜晚。那是八月的一天,天气要比这里凉爽得多。他们沿着夕阳下的草滩往前走。两个小时之后,他们迷了路。他们喝得醉醺醺的。黑夜从桦树林的上空压了下来。月亮升起的远方传来了琮琮的流水声。豆豆说,如果他们一直往南走,就能走到安徽的老家。他们步履蹒跚地朝前走,将手里的酒瓶递来递去。迷路,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经过了一条黝黑发亮的小溪,一片结了籽的油菜花山坡,一顶排满蜂箱的帐篷,一艘废弃的小船(船舱里开满了野花)。他们看到了一个猎人,一条狺狺叫着的、怀了孕的母狗。到了午夜时分,他们自以为来到了世界的尽头,就躺在一簇白桦林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兵团的驻地,只隔着一条小河,他们可以看见各自宿舍的窗户。连队的卫生员,他们偷偷爱慕的那个江西姑娘,正在河边晾衣服。

“要是可能的话,”豆豆说,“我真愿意每个早晨都从那片桦树林里醒来,太阳光照在身上,不冷也不热……”

很快,豆豆也上楼去了。常知辛和唐金还没有下来。李惟翰觉得有点困了,就伏在桌上打了个盹。

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身边站着两个警察。同时,他感到背上热烘烘的。一个扛着摄像机的人站在门口。炽烈的照明灯使他怎么也睁不开眼睛。

那时我看着我的孩子们

知道她们像万物一样生长

但不会回到童年

早晨,两名警察把他从牢房里带了出去。他被推进了一间理发室。理发师那双沾满肥皂沫的手柔软地抚摸着他的脸。他给李惟翰剃了头,还刮了胡子,这都是不祥之兆。

接着他上了一辆囚车。两名押送他的警察古怪地向他微笑着。他不知道车往哪里开。他觉得自己不是在黑暗的囚车里,而是坐在儿童游乐场的过山车里。强烈的眩晕感使天空和大地变成了一个万花筒。“我们去哪儿?你们是不是打算枪毙我?”李惟翰问道。警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仍然对他微笑着。其中的一名警察还给了他一支烟。随后,他们又聊起了罗马尼亚发生的事变。同时为在紧急状态下枪毙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人道发生了争执。

“如果你们要枪毙我,我有权提前知道。”李惟翰说。他感觉到自己只是象征性地张了张嘴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可不喜欢突然死亡法……”

透过囚车唯一的玻璃窗,李惟翰终于辨认出,囚车行进在通往学校的高架公路上。是不是去学校开公审大会?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秘密处决。他一想到临刑前的那种公正,合理,甚至是优雅的折磨就心惊胆战。不过,按照导师悲观的论点,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会经历这种宣判,只是经受折磨的时间或长或短。这样想来,他又感到自己多少还得到了一点慰藉。

囚车驶进了学校的大门。大礼堂前人头攒动。李惟翰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等待了。于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朝那个警察愤怒地叫道:“你们是不是要枪毙我?”

这一次,他发出了声音,把身旁的常知辛吓得大叫起来。李惟翰也睁开了眼睛。

“别自己吓自己了。”唐金笑着说,“这么点小事怎么至于枪毙呢?再说,你的确什么也没干。”

李惟翰意识到自己是在闸北区的一个看守所里。他微微红了脸,心脏却还在狂乱地跳个不停。他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但它并非虚幻,只有他能够明白它的真实性,仿佛是在一张旧地重游的旧照片里的情景:

那里的空气,阳光

都像这里

那是容易忘记的一天,但哪一天

多久以前,我试图确定时间

记忆却一去不返

透过看守所的栏杆,他能看见门外阴暗的长廊,巡游的看守在栏杆下露出的双脚。而更远一点的院子里,在阳光可以照得到的地方,草坪碧绿,闪闪发亮。蝉声在高大的杨树林里响成了一片。

他看了看表,时间已经过了上午九点。他已经错过了飞往武汉的班机。他心里反而感到了轻松自在。

豆豆靠墙坐在地上,还在喋喋不休地与酒店老板纠缠不清。

“你不是说你在警察局有内线吗?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绝对不会出事吗?嗯?我们怎么会被捉进来的呢?”

酒店老板一个劲地朝他使眼色。央求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算了吧,”唐金说,“你在这里关两天就出去了,他这下可就惨了。”

豆豆说,他真正担心的是他的妻子虎妞。撒谎也许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她很可能会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他。他说虎妞的那双手就像铁钳一样。“你一旦让她掐住了脖子,就只有翻白眼的份了。”

“你不是也学过几年武术吗?”常知辛说,“不至于任人宰割吧?”

“她通常是趁我喝醉了酒,意志薄弱,毫无反抗能力的时候,才突然下手……”

“这样的人,你竟然也会和她结婚?”

“不结婚能行吗?”豆豆一边说,一边捋起裤管和衣袖,露出了一条条结痂的斑痕,“你们看看,这都是她拿水果刀扎的。”

他们正说着,进来两个警察,将酒店老板带走了。过不多久,常知辛、豆豆和唐金也被他们带了出去。临近中午的阳光照亮了空空荡荡的走廊,看守所里一片静谧。

李惟翰不再为错过九点的飞机而忧虑,甚至,看守所里的寂静不再让他难以忍受。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的。他的心里很平静。只是窗外七月的骄阳,让他忍不住要流泪。他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了。

下午两点,李惟翰被带进了审讯室。他们没有让他坐在那张专门用来审问犯人的木凳上。一位上了年纪的警官将早晨搜去的记者证、身份证和笔记簿交还给他。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没有参加昨晚的淫乱活动。”他说,“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你纯洁无辜。只不过,你没有来得及上楼……”

李惟翰没有为自己申辩。他的逻辑是成立的。

“打个电话吧。”警官指了指桌上的那部电话机。

“给谁打电话?”

“随便什么人。”警官不耐烦地说,“让他带上三千元罚金。”

李惟翰说,他的妻子正生病住院。

“这个我们不管,不一定非得让你的妻子来。亲戚朋友,什么人都行。交了罚金,你就可以走了。”

李惟翰想了想,拨通了姐姐的电话。

姐姐问他昨晚为什么没有回来。她等了他整整一个晚上。小东西高兴得什么似的,她们差不多也一夜没睡。只是到天快亮的时候,她们才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她问他现在在哪儿,问他能不能立刻赶回来。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姐姐说,“医院刚刚打来了电话……”

他的妻子昨天深夜在医院去世了。姐姐说,她没想到会这么快。她并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从殡仪馆出来,李惟翰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姐姐在市郊的成衣店。他远远地看见,在一棵高大槐树的浓荫里,两个女孩穿着同样的镶着花边的连衣裙,并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喂鸟。

他的眼泪一下就涌出了眼眶。他轻轻地朝她们走过去,仿佛担心自己的突然出现会吓着她们。

“你找谁?”一个女孩站起身来,对他说。

“我找姑姑。”李惟翰答道。

“你是谁?”她又问道。

“我是爸爸。”

姐姐从屋里出来了。她刚才在午睡。脸上还留着藤椅压出的印痕。姐姐说,她本来也要去殡仪馆送送她,只是两个小家伙没人照管。“她们知道你要来,一大早就坐在门口等着。”

“谁是李动?”李惟翰看了看这两个孩子,蹲下身子,一手揽住了一个。

“我是李动。”

“我是李动。”

“不,你是李静。”

“你是李静。”

她们就这样吵着,叫着,像纷乱的阳光一样嘤嘤作响,鼓荡着他的耳膜。

“我也分不清。”姐姐笑着说,“她们名字早就弄乱了。无论你叫哪一个名字,她们都会一起跑过来。也许只有她们的妈妈能够把她们区分开来。”

“你是李动。”李惟翰对那个手里提着鸟笼的孩子说,“因为你的手指上缠着一块纱布。”

“那是让熨斗烫的。”姐姐说。

“你叫李静。”他又对另一个孩子说,“因为你的手指上没有缠纱布。”

她们想了想,几乎是同时点了点头。随后她们就从他怀里逃开了。

“她们现在跟你还不太熟,”姐姐说,“过一阵会好的。”

“我也有点不太适应。”李惟翰说。

姐姐问他打算怎么办,还去不去武汉?她给他沏了一杯茶。

“我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都一样。也许我会留下来,在上海找一份工作。”

“孩子们呢?”她又问,“你要领走她们,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他们又聊了些别的事。过了没多久,李惟翰对姐姐说,他打算带孩子们出去玩玩。他想单独与她们待一会儿。

听说要出去玩,两个孩子又都朝他跑过来了。她们一个要去公园的儿童游乐场,一个要去医院看妈妈。

“我们还是先去公园吧。”李惟翰说。

他们离开了成衣店,出了弄堂口,来到了大街上。两个孩子像绒球一样跟着他,从他身体的左边滚到右边,又从右边滚到左边。她们告诉他晚上的闪电和雷声是多么的吓人,被熨斗烫伤的手指是如何的疼,她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们叫他“爸爸”,开始是怯生生的,有点害羞,像是在试探他的反应。她们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只是对它感到新鲜和惊奇。

公园里看不到什么人,湖面宽阔,树木静穆,午后的阳光懒洋洋的,让人恹恹欲睡。他们去湖上划了船,去游乐场坐了过山车,然后他们越过一片树林的浓荫,一条铺着青石的溪流,来到了一排刷得雪白的栅栏前。

栅栏里的草坪上圈着两匹棕色的马,旁边矗立着一个用钢板搭成的滑梯,树丛里还吊着一只木板秋千架。

她们不断地爬上滑梯,再从光溜溜的钢板上滑下,她们满头大汗地重复着这个单调的动作。钢板烫得她们怪叫。

李惟翰坐在凉亭里,抽着烟,远远地看着她们。四周太安静了。蝉声在湖的另一端隐约可闻。不时有风从树林里吹过来,带着没有被太阳晒到的水的凉气。湖边的几只小船轻轻地摇晃着,撞击着水泥护堤。满满的湖水在风中推推搡搡,越过护堤,泼向岸边,打湿了竹篱中的一簇雏菊。

孩子们已经厌腻了钢板滑梯。她们正在打量着秋千架。她们来回推了几下,就找到了它的窍门。她们一个坐上去,一个在下面推。天哪——她们兴奋得尖叫起来。

在孩子们的叫声里,那个折磨了他将近五年的忧虑突然消失了。李惟翰用不着一遍遍地推算妻子怀孕的准确日期,不再担心,孩子们长大以后,她们的笑容中会不会浮现出另一个人的脸。

他想起了曹小凡。

在李惟翰去南方的前夕,小凡约他去喝咖啡。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等于说了所有的。最后,小凡站了起来,走到他身边,把手伸给他,说,请你原谅我。李惟翰不假思索地握住了他的手,说,我原谅你。从那时起,李惟翰在心里就一直盼着他早死。

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她在病床上没有向他说出的话,她表情复杂的笑容——仿佛要将那张毁损的脸深深埋入过去的岁月;他想到了他的师母,一串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就预示着一个奇迹;还有他的那些朋友,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东奔西走,寻找着他们需要的一切,唯独找不到安宁。他转过身来,看着那只被阳光照得斑斑驳驳的秋千架,看着他的孩子们。

知道她们像万物一样生长

但不会回到童年

虽然几年以后

她们的头发也许会被风吹

起仿佛她们站在

远离他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

急转弯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