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在著名的新世纪大厦上。这座绛红色的标志性建筑坐落在城市的黄金地段,共三十七层,我居住在二十八层。二十八层是一个好高度,它为俯视生活提供了一个上佳视角。闲下来我就站到阳台上眺望远方,城市就在我的脚底下。人们在我的脚下以一种近乎古怪的方式行走,其余的便是汽车。数不尽的轮子终日在城市里飞奔。城市说到底只是一只和好的面团,随车轮的转动十分被动地向边角延伸。然而,我们的生活总是沿着某个中心才能延展的,新世纪大厦就是它的中心。它三十七层,我居住在二十八层。

新世纪大厦与其他建筑构成了我们这个城市最崭新的部分。这一带人的生活方式一直是这个城市的生存范本,这里的衣着、发式,尤其是生活用语总是新潮的,着着领先的。然而,是这座城市的古老地段养活了我。在这个文化古城的游览胜地,我的祖上有两处房产,它们加在一块也不足三十平方米。不过那可是门面房。我把它们租给了两个客户,一处卖文房四宝、古玩钱币;一处则是玉器、银器、石器和陶器,都是些蒙老外的货。我曾亲眼看到一位精致的法国姑娘买了一只砚台,她付了一大把冤枉钱,兴高采烈地用汉语说:“耗!耗!(好)”听上去像一个大舌头的四川妞。看到这样生动的局面我就开心。

而我的体形十多年前就进入小康了。把房子租出去之后我就开始发胖。我的身高一米七一,体重却是一百九十。肉全摞在肚子上,站起来我就看不见脚了。一百九,我十年前的体重。这就是我的状况。我又胖又懒,我的幸福感就是能够心平气静地懒下来,没有事情挤压我,没有一样责任非我莫属。我不承担义务,当然也不享受权利,我只有一个要求,让我懒下去,没事的时候就长长肉。基于这样的要求,搬进新世纪大厦之后我对我的生活进行了全面改造。我买了一套新家当,电器全是日本货。有一点至关重要,它们必须带有遥控器,必须能够遥控。“遥控”能使生活的复杂性变得又简单又明了,抽象成真正的举手之劳。这不就是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吗?

我坐在沙发里头,严格地说是陷在沙发里头,把遥控器排在香烟和茶杯的背后。我先把电视打开来,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是影碟机或录像机,找点乐趣。当然,我的音响是配套的,呈立体状,所有的声音不仅仅只从画面里出来,它像生活一样真实,有时还从我的侧面或背后悄然响起。最关键的是空调。我的身子虚,冷的时候怕冷,热的时候怕热。可是,整天把自己埋藏在空调里头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解决了。上帝创造了四季,可是人类战胜了上帝,当然也就料理了季节,就像电视上所说的那样,“只要你拥有××牌空调,春天将永远陪伴着你。”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季,只要我的遥控器轻轻地“吱”一声,上帝就没办法了。不管上帝他老人家把春天藏在哪儿,我都能捉住它,五花大绑地放到我家的沙发上来。

一只电视遥控器、一只影碟遥控器、一只音响遥控器、一只空调遥控器,外加一部大哥大,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正关注着电视广告,盼望遥控电灯、遥控洗碗机、遥控安乐椅的面市。这一天会有的。遥控既然成了生活的大方向,我们的生活就只能让遥控器遥控,这里头没有选择,我们的生活只有这么一个向度。我们能利用遥控捉住春天,五花大绑地扭到沙发上来,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遥控?那样的幸福生活离我们已经不远了。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除了心跳和眨眼,什么也不用我们劳神了。

现在正是盛夏,除了下楼拿一趟晚报,我几乎全待在二十八楼这个高度上。住进新世纪大厦之后我的体重又加重了近二十斤,我的体重已经二百一了。我发现我是一个吸了一点新鲜空气也要长点肥肉以示纪念的那种人。我知道肉长得太多不是好事情,但长肉就是我的生活,我无法对生活挑剔太多,我只能拿自己当一个机关干部,每天替自己的生活上班、执勤,一上班就坐到沙发里去,抽烟、遥控,同时长肉。其实这样不也很好吗?我没法劝说自己不满意这种生活,而满意不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搬家之后我曾经有过计划,选择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丰富丰富我的生活。比方说,我买了一大堆宣纸,写写字,借助于狼毛或羊毛的撇捺文化文化自己。可是不行,一两天尚可,长了就耗人了。任何事一长了就成了任务,这就累人。人家洋人不用毛笔,人家的日子不都是笔墨流畅的,也没有差到哪里去。我只好把宣纸全打发了,当手纸用了。顺便说一句,宣纸做手纸的感觉不错,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更干,更爽,更安心。

废掉写字的计划之后我又去中央商场买了一台脚踏器。我把它放在朝南的阳台上,它的玩法就像骑自行车,相当简单。我想说明一点,我玩脚踏器可不是为了减肥。减肥是骗人的,谁也别想骗我的钱。我只是想在家里找一点“在路上”的感觉。真正的“在路上”我不喜欢,所以我选择了脚踏器。我想说脚踏器实在是休闲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它让你既在路上又原地不动,真是妙极了。

有了在路上的切身体验,我的精神也随之放飞。我的精神像一只鸽子那样飞翔在城市的上空。我骑在脚踏器上,闭上眼,把自己想象在城市的上空,还带了哨音呢。然而,除了城市,我的想象力就无能为力了。我没有实地见过山、草地、森林、农田、戈壁、沙漠、海洋、丘陵、沼泽、湖泊。它们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些影视画面或印刷图案。我在天上飞,到了城市的边缘我的想象力就往回走了,飞不出去。我只能闭了眼睛沿着贫乏的想象力重新飞回阳台,然后,叹口气,从脚踏器上跨下来,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中止了这个游戏。

说来说去最美妙的游戏还在女人身上。这恰恰不是我的长项。书上说男人和女人处在一起会发生某种离奇的化学反应,人们把那种化学晶体称作爱情。然而“爱情”这东西我是不指望的。爱情需要当事人首先具备一身的剑胆琴心,我只有肉,哪里有那种稀有物质?可是书上也说,在爱情之外还有一些附属物可供我们整理和发掘。比方说,艳遇,也称作遭遇激情或廊桥遗梦。艳遇有点接近于爱情了,这可是情场圣手的即兴演义呢。男女见了面,甫一对视便是玉宇生辉,上过床,一撒手又月白风清了。真是伴随满天闪电来,不带蛛丝马迹走,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哪里有这样敏捷的好身手。

爱情不容易,别的更不容易。在我看来世纪末的男女之事都可以称作爱情。说到底不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化学反应吗,不是爱情又是什么?

这样一来遗弃在爱情之外的只有我。我不伤心。我对爱情里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还是很熟悉的。我做得少,然而看得多。我整天手执遥控器,指挥各种肤色的男男女女到我家的电视屏幕上表演爱情。我非常爱看录像。说得专业一点,“黄色”录像或×级片。其实不管是什么影片,所谓功夫、动作、警匪、推理、言情、色情、战争、伦理——再怎么弄,总也逃不出男人(一个或×个)与女人(×个或一个)之间的颠鸾倒凤。“功夫”或“言情”,只不过是影片的三点式内衣。我们是一种火焰,在自我燃烧中自给自足,最后,终止于寂灭。除了录像带与影碟,我又能做什么?我只能陷在沙发里,一手执烟,一手持遥控器,在“倒带”和“慢放”之间重复那些温柔冲动与火爆画面。他们为一个肥胖的、寂寞的城市人重复了一千次。没有“爱情”,就这么看看,不也很好吗?

这样的日子里我的体重又有了进展。因为长肉,我的胃口越发穷凶极恶,就像是一九六二年。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做一只美国的卡通猫,先吃饭,后吃餐具,再吃桌椅沙发和羽绒被。在我的狼吞虎咽中白色的羽绒漫天纷飞。我真的是一只卡通猫,咀嚼与下咽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相信了哲学家的话:肥胖是寂寞时代的人体造型。我的身体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的厨房配备了灶具。当然,这些灶具利用的机会并不多。我几乎不动手做饭,总是让人送。偶尔下厨并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改善心情,属于没事找事的那种性质。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去了一趟菜场,我已经十七天不出楼了,开始静极思动了。我决定亲手买一回菜,亲手做一顿饭,过一天自食其力的好日子。由于肥胖,我的步履很缓慢,都像年迈的政治家了。我这样的人只适合在电梯里头直上直下的。我穿了一套真丝睡衣就下楼了。睡衣比我身体的门面更为宽大,我一抬腿真丝就产生了那种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的感觉。只有有钱人才能有这种持重的派头。我知道我很持重,体重在这儿呢。

我买了十斤猪肉,十只西红柿,十条黄瓜,外加一条鱼。鱼很新鲜,在我的塑料口袋里直打挺。这条鱼有点像我,头很小,可是肚皮很大,白花花的。鱼贩子没有找零,所以执意要为我开膛。我谢绝了。一个懒汉既然动手了,所有的环节都得自己来。我得回家去,一切都由自己动手。

但是我没有能够吃上这顿饭。是这条鱼闹的。我在厨房里把这条鱼摁在砧板上,批掉鳞,开膛扒掉内脏,抠去腮。当我把这样的一条鱼放进水桶的时候,它居然没有死。它在游,又安详又平静,腆着一只白花花的大肚皮。它空了,没有一张鳞片,没有一丝内脏,没有一片腮。就是这样一条鱼居然那样安详、那样目空一切,悠闲地摆动它的尾部。都像哲学大师了。我望着它,几乎快疯了。对它大吼了一声,它拐了一个弯,又游动了。它的眼睛一眨不眨,脸上没有委屈,没有疼痛,甚至没有将死的挣扎。我把它从水里捞上来,掼到地砖上,它跳了两下,于是死掉了。一个被扒去五脏六腑的生命何以能够如此休闲、如此雍容,实在是一种大恐怖。我没有吃这条鱼,把它扔了。我固执地认定,这个被扒空的东西是我。它不可能是鱼,只能是我。一定是我。

得找女人。我要结婚。

结婚广告发出去了,在晚报的中缝。广告的广告词是“红丝线”广告公司为我设计的,我很满意。广告曰:某男,在新世纪大厦有一百一十六平方米的私宅,家有五只遥控器。体态华贵,态度雍容。有意者请与□□□□□□□(广告公司电话号)联系。

广告过后便是电视剧。电视屏幕上是这样,生活也只能是这样。我的恋爱生活在广告过后就进入“故事”阶段了。这里头很复杂,涉及七位善良的女性。我和我的女朋友是在“红丝线”联谊会上认识的。我首先和我的那位“对子”见了面,不太满意,我只好坐在一边抽香烟。后来来了一个姑娘,体态和我一样华贵,态度与我一样雍容,看上去起码也有一百六七。她从大门口笑眯眯地挤了进来。由于上帝的安排,我们对视了一眼。我们第二次对视的时候目光里头已经有好多一见钟情了。要不怎么说物以类聚呢。她坐到我的身边,一开口就说出了我的名字。我的血液一下子就年轻了,蚯蚓一样四处乱窜。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话,她又开口了,说:“我在公司的电脑里头见过你。”她说的公司当然就是“红丝线”公司。我们谈起话来了。我们说到了天气、水果,我们聊起了赵本山和陈佩斯这样的艺术大师,我们差一点还提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后来我们便出去吃饭了。我们一起吃了四次饭,看了三场电影,在街头吃过八根“甜心”牌冷狗。有一次我们在吃过冷狗之后还接了吻,她的双唇还保留着冷狗的凉爽与甘甜。接完吻她就说:“真像又吃了一只冷狗,还省了四块五毛钱。”我很潇洒地说:“钱算什么?一个吻肯定不止四块五毛钱。”我的女朋友幸福地说:“那是。”

接下来我们就上床了,这是水到渠成的。吃过饭了,吃过冷狗了,上床的事就提到议事日程了。不上床爱情还怎么持续?城市爱情不就是这样的吗?

幸亏我们上床了。我差一点铸成了大错。上床之后我才发现,我们不合适。我太胖,而她也是。我们的腹部挤在一起,在关键时刻总是把我们推开来。这不是她的错,当然也不是我的。我们努力了很久,决不向命运低头。然而,结果是残酷的。我们的努力只能保留在浅尝辄止这个初级阶段。浅尝辄止,你懂不懂?我完了。

我叹了一口气。不过我的朋友似乎并不沮丧。看得出她是一个洒脱的人,对床之事并不像我这样死心眼,似乎是可有可无的,马马虎虎的。她在擦洗过后就把注意力移开了,把我的遥控器全抱在了怀里,一样一样地玩。她开始遥控了,把室温降到了十八度,然后,打开了电视、影碟机、音响。还叉着两条光腿给她的同学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有空来玩”。后来电视画面吸引她了,是一个黑色男人正和一个白色女人在沙滩上游龙戏凤。音响里头是美国摇滚,那一对情人就在摇滚乐中摇滚,疯极了。看了我都来气。我的朋友很温柔地靠过来,小声说:“怎么啦?”我板着脸,盯住电视屏幕,一言不发。她丢下遥控器,说:“这是电视嘛,是表演嘛。”我的朋友见我不说话,就把音响的遥控器取过来,对着我的嘴巴摁住“加大”键。她摁得很死,摇滚乐都快炸了。我抢过遥控,关了,同时伸出腿去,把电视也关了。我只想对她说分手。可是在这样的时候说分手也太过分了,我望着天花板,不知道怎样开口。我沉默了好半天,终于说:“我们还是再了解了解吧。”“了解了解”,我的朋友听出了话里的话,脸上的颜色都变掉了,用遥控器都恢复不过来。她叉开腿,拍了拍大腿的内侧,拍得噼里啪啦响。她大声说:“都了解到这个份上了,还了解什么?”这句话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朋友眼里噙着泪花,目光在我的屋子里晶亮亮地转动。我知道她爱这个家,爱这所屋子,还有遥控。后来她盯着我,歪着头说:“你把我睡了,要不你把处女膜还我,要不结婚。你要是赖账,我就从二十八楼跳下去。——我光了奶子光了屁股跳下去。”

我点上烟。端详她。不是吓唬我的样子。我开始想象她坠楼的样子,白花花地往下坠,那可是自由落体唷。自由落体是什么也中止不了的,什么样的遥控器也无能为力。我的生命如果是一盘录像带那有多好,不论发生什么,摁下“暂停”就行了,再用“快倒”就可以恢复到先前的样子。问题是,即使恢复到恋爱前的样子,我还得去做广告,还得认识她,还得吃饭、吃冷狗、接吻、上床,接下来只能是浅尝辄止。我们的生活一定被什么遥控了,这是命。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还是一盘录像带或CD盘。我们的生命说到底还是某种先验的产品,我们只是借助于高科技把它播放了一遍。这真是他妈的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