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个节日,我去我女儿的幼儿园看孩子们表演。有的节目只有少数孩子上场,演出时,其余孩子都睁大眼睛注视着,眼中射出羡慕的光芒,我的女儿和另一个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场下做起了节目中的动作。我默默看着,意识到在孩子们眼里,被老师选中是何等的光荣。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这方面遭到的挫折。上小学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师选中参加节日的演出。那是一个表演唱,演出时,几个孩子围成一个圈,一边唱“康玲玲康玲玲骑马到北京”,一边转圈子作骑马状。那天我特意穿了一双新皮鞋,不争气的是,刚走了几步,鞋带就松了,我弯身系鞋带,别人只好也停下来。我怎么也系不上,老师便上台来帮我系。一会儿另一只鞋的鞋带又松了,节目再次被打断,老师又上台,但不是帮我系鞋带,而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带下了台。从此以后,演节目再没有我的份了,每逢节日会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经为不能加入少先队而伤心。那时候入队必须满九岁,三年级时班上建队,大多数同学在同一天戴上了红领巾,我因为不够年龄而被排除在外。那一天放学后,我走在街上,周围都是红领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别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家见我的姐姐,因为她也是红领巾。当时少先队有一个规定,队员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队礼,每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就羡慕得不得了。那一年的时间过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来了入队的一天,才觉得能抬起头来了。我无比自豪,戴着红领巾一口气跑回家,满以为父母和姐姐也会表示惊喜,不料他们毫无反应。但我兴奋依然,站在大衣柜的镜子前反复练习敬队礼,为街上的相遇做准备。可是,在真的相遇时,尤其是和女队员相遇,我的手就不好意思举起来了。我发现女队员们也是如此,往往是躲避到另一侧的人行道上去,互相窥看,却又装作没有看见地走了过去。

这类事情在我现在看来当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个孩子眼里却是十足的大事。我一再发现,孩子对于荣誉极其敏感,那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们就只能根据外部的标志来判断荣誉。在孩子面前,教师不论智愚都能够成为权威,靠的就是分配荣誉的权力。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在相当程度上也许可以溯因于小时候极少分配到荣誉。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师的权威,这是一个无法省略的阶段。我这样一个看破身份的人,当年还不是把老师的宠儿视为英雄。

当时班上同学中,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中队长郁爱华,一个是大队长陈心田。郁爱华是一个听话的小姑娘,学习很用功,经常受老师表扬,虽然长相平常,在我眼里却是一尊小偶像。课余活动跳集体舞时,一个打扮得像洋娃娃的班上年龄最小的女生总喜欢找我,但我看不上她,心里念着郁爱华,可惜郁爱华又看不上我,她多半是找陈心田。陈心田是全校学生第一人,班上男生女生都崇拜他。他脸上有一对小酒窝,模样很可爱。他倒不是小绵羊型的学生,凭着强烈的优越感,他时而会对老师耍脾气。有一回,他发很大的脾气,把大队长标志摔在地上,表示辞职不干了,老师只得好言劝慰,越发增添了他的威风,使我们都相信缺了陈心田就办不成少先队。

毕业那一年,陈心田背着老师玩了一个大游戏。他把班上多数男生组织起来,给每人封职,自己当军长,其余人依次为较低的职务,直至连长排长。惟独一个年龄最大的男生,功课不好,擅长打架,却被他封为总司令。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想来,他这一着颇有心机,用虚名稳住这个男生,又用这个傀儡镇住众人,他自己就可以放心做实际上的司令了。官职明显是根据与他关系的亲疏分配的,等级又一目了然,很快就引起了矛盾。于是,他宣布撤消原来的任命,大致按照军队机关的职务重新任命,诸如科长、参谋之类,不易看出官职大小,用这个办法基本平息了风波。那些日子里,他的家变成了司令部,上门请示汇报的人川流不息。我远非他的亲信,不管他怎么玩花样,我的职务都不大,先后是排长和科长,对此我心里是清楚的。和我要好的两个男生也都任职卑微,于是我们决定自己成立一个秘密组织,除我们三人外,还吸收了两个同学,同时继续潜伏在陈心田的组织中。至于潜伏在那里做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和我要好的那两个男生,一个叫黄万春,一个叫周瑞荣。周瑞荣是一个老实孩子,被指派为主要的间谍。我自己也好几次心怀鬼胎地爬上陈家小木楼梯,试图去刺探情报,结果总是在请示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之后,一无所获而归。这个游戏占据了我们几乎全部的课外兴趣和时间,终于被老师发现,勒令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