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祖上三代都是上海人。三代以上,听说父系在浙江嘉兴,而嘉兴紧邻上海,就在上海的门口。我的祖父早亡,我从来不曾听人说起过他。我见到的祖母,是一个盘发髻、裹小脚的农村老太太,这是江浙沪一带老辈农妇的典型形象。到了我的姑母这一辈,就基本上不裹小脚,也很少盘发髻了。我有两个伯父、一个姑母。姑母也是农妇,她和祖母都住在上海县一个叫周沈巷的村子里,离徐家汇不远,随着都市的迅速扩展,它早已不复存在。顾名思义,周姓在周沈巷是大姓,那么,那里应该是我的父系离开嘉兴后的定居之地吧。

长兄如父,因为抚养之恩,父亲对大伯父怀有很深的感情,走动得最勤。但是,我比较怕大伯父,他不苟言笑,总是很严厉的样子。解放前夕,他靠做工积了一点钱,办了一个小印刷厂,阴差阳错地成了资本家,父亲常替他感到冤枉。我记得那个厂的情景,大伯父一家人住在闸北区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旁边搭了个棚屋,就算是厂房了,有三架陈旧的印刷机和三个工人。公私合营后,工厂合并,印刷机尚未搬走,有一回,我的堂兄偷玩机器,差点儿被轧掉手指。那天父亲恰好带我去串门,我看见堂兄突然从棚屋里冲出来,脸色煞白,一只手紧捏另一只手,鲜血从指缝间流出,使我佩服的是他竟没有哭。

堂兄金德比我大五六岁,小男孩崇拜大男孩,我也是如此。他很早就戴了一副眼镜,这是我佩服他的又一个理由,觉得他很有学问。我考入北京大学时,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正临毕业,我们曾频繁地通了一阵信。他的信总是很厚,描绘大学生分配前夕的勾心斗角和复杂心态,讽刺味很浓,我誉之为果戈理笔法。后来,与郭世英的交往和惊心动魄的X事件占据了我的心灵,我给他写信就少了,向他宣布:“生活尚且应付不过来,哪有工夫去回忆。”这使他十分惊讶,断言一个低年级大学生不可能有如此纷繁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在江南造船厂工作,很快变得十分郁闷,不再有兴致通信了。

二伯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娶了一个美女。也许因为参加过国民党,有历史问题,他一生潦倒,没有固定的职业,最后也在周沈巷安了家。我见过二伯母不多几面,即使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她的漂亮也非常醒目,人却老实,毫不倚色作态。在我的记忆中,她来去匆匆,不久就患乳房癌死了。后来二伯父续娶了一个粗壮的农村寡妇,即使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我也觉得如此大的反差难以接受。他的前妻留下了一群孩子,我很同情那个比我小两岁的堂妹秀华,她有点儿像她母亲,很懂事,可是未长大就要为农活和家务操劳了。

小时候,父亲带我走亲戚,除了大伯父家,去得多的是钱家塘,那里住着他的那个开穗盛米店的本家。他少年当学徒时,老板应该待他不错,否则他不会对这个远亲这样有感情,隔些日子就去看望一下。米店不大,楼上住人,楼下是铺面和车间,角落的柜台后永远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账房先生。我盼望到钱家塘做客,因为在那里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糖果点心,还因为我喜欢那里的一个堂姐。米店老板有两个女儿,都比我大。姐姐郁秀瘦弱苍白,黑眼圈,两颊凸出,妹妹德秀却脸色红润,身体结实。也许因为姐姐人温柔,乐意陪我玩,在我眼中她楚楚动人。

我母亲一家曾经也在钱家塘居住,父亲在米店当学徒时,母亲和他相识,遂有了后来的姻缘和我的出生。不过,从我记事起,我就只在乡下看见外公外婆了。他们也住在周沈巷,是租房户,没有田地,不务农。听母亲说,外公以前在印刷厂当排字工,后来失业,才搬到了乡下。我不喜欢外公,对他敬而远之。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乡下,总是看见他坐在一张红木桌前,一边不停地咳嗽吐痰,一边写毛笔字。见了我们,他不理睬,只是从老花镜片后抬起眼睛,严厉地盯我们一眼。外婆则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脾气极好,我从没有见她生过气。她对我们非常溺爱,在老人中,我们和她最亲。外婆生了十三个孩子,八个夭折,只活下了母亲和四个舅舅。

四个舅舅中,大舅和三舅在上海,另两个很早去外地谋生了。大舅是汽车司机,他是长兄,可是对外公外婆的抚养不肯承担任何责任,母亲痛恨他的自私,早早和他断了来往,甚至在路上遇见也不理睬。和我家最亲的是三舅,他中年未婚,感情上把我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他是一个厚道人,见了我们只是憨憨地笑,话语不多。三舅也曾在穗盛米店做工,解放后入了党,当了一个单位的基层干部。母亲对她这个弟弟的婚事颇为操心。起先经人介绍,他谈过一个比他小十来岁的女人。我见过那女人,皮肤光洁,身材矮小,走路时屁股扭动。母亲特别讨厌她,嫌她娇气而做作。她没有工作,为了给她治疗屁股上的一个大疖子,三舅花了不少钱,这也是母亲不满的一个原因。不过,据我观察,三舅自己是喜欢她的。最后,据说是由于她出身不好,组织上没有批准,婚事才告吹。若干年后,经母亲撮合,三舅娶了一个袜厂女工。

二舅和小舅都在米店打过工,不是穗盛,是父亲给介绍的别的米店。我的舅舅们大多和米店有干系,只因为父亲在穗盛当过学徒,用上了那一点可怜的人脉,我由此看到父亲与人相处的活络和对内弟们的尽心。一定是在上海难以生活下去了,这两个舅舅终于都去了外地。二舅去了山东,在煤矿做工。我小时候最盼望的事之一是他回上海,他是一个爽朗的人,一进家门就大声说话,从包里拿出许多土产和食品,小屋子里立即洋溢起欢乐的气氛。听说他神经不正常,在山东那边曾发病,因此遭到吊打。可是,我觉得他很正常,也许是他的心直口快得罪了人吧。他成亲也很晚,娶了一个寡妇。小舅去了山西,我不知他从事什么职业。他跛一腿,人挺精神,据说小时候聪明好学,得过许多奖状,但也早早辍学了。我考进北大不久,他曾途经北京,来学校看我,给我留下了一条床单和一些食品。我见到的他已是一口山西话,不断地向我背诵行程时刻表,想起他曾经的聪明好学,我深感悲哀。那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从此杳无音讯。

事实上,至少在我去北京读大学之后,我离父母两系的亲戚都远了,基本上没有再见面。在小时候,跟随父母走亲戚是一种童趣,是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随着年龄增长,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亲戚们就退隐为早年生活的一种背景了。

补记

没想到的是,最近几年里,我见到了久违的若干亲戚。

2011年8月,上海书展,我被安排在中央大厅举办签售活动,主办方还请来了作家陈村和我对话。我到场时,陈村已先到,他指着身旁两个农村妇女模样的女子对我说:“你的堂妹。”我以为他开玩笑,但那两个女子立刻开口叫“阿哥”,说她们是我二伯父的女儿。她们是闻讯特意来见我的,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个意外。岁月无情人有情,久别重逢的我们兴奋交谈,陈村不失时机地举起相机猛拍。听妹妹说,这姐妹俩自办农产品公司,做得很成功。

2014年5月,妹妹打电话告诉我,两个外地舅舅在儿女陪伴下到了上海。二舅九十五岁,小舅八十五岁,与九十七岁的母亲在耄耋之年相聚,三位老人手拉手泪流不止。我听了无比感动,当时已准备启程去某地出席一个活动,当机立断,退掉机票,立即奔赴上海。我见到的二舅是一个老顽童,身体虽略弯曲但硬朗,在他儿子的导演下表演跳街舞、喊英语。我告诉他,我小时候最盼望他回上海,会给我带来好吃的东西,他疑惑地望着我,显然记不起来了。小舅也健朗,不像他这个年龄,一见我就回忆当年来北大看我,住了一夜,郭世英不在校,他睡在郭世英的床上。我说:“你把一条床单留给了我。”他感动地说:“你还记得。”午餐时,他坐在我旁边,对我说起平生最伤心的一件事。我这才知道,他娶了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妻子于1986年离家走失,再无音讯。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他的眼中仍泪光闪烁。他们并无生育,一个女儿是领养的,此后他没有再婚。可见他多么爱他的病妻,也多么善良。

这次相聚是三舅的一个儿子安排的,他和二舅有联系,小舅则是通过查户口库寻找到的。三舅于前两年去世,也已是高龄。我的父系前辈均已离世,而我的母系看来是有长寿基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