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不擅长写散文也不擅长写序,假如有人要我好好地说真话,我想说,不如我们来读小说吧。但虚构的叙事有时也会遇到些小麻烦,比如望文生义,比如吊打在世的作者,要求上缴苦难。假如别出心裁地上缴了一份顽皮,就不得不哭丧着脸说其实我口袋里还有苦难,那么我是在和谁玩游戏呢?假如我上缴的必须是苦难,就像交税似的。

写一部小说,如果作者非要站出来说自己写的都是真事,这就会变得很糟糕。纳博科夫曾经嘲笑过的。偶尔也有例外,在小说《黄金时代》里,王小波写到脑浆沾在街道上这一节时,曾经加了一句话:这不是编的,我编这种故事干什么?

这种句法在小说中非常罕见,它漂亮得让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也因为王小波是一位擅长虚构的作家,他有资格这么写。

我曾经为《收获》杂志的公众号写过一篇关于《慈悲》的文章,那是我写得较好的散文,但编辑说仍是有小说恶习。我重写了一次,希望它比较真实些,但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好转:

九十年代末,我们家已经全都空了,我爸爸因为恐惧下岗而提前退休,我妈妈在家病退多年,我失业,家里存折上的钱不够我买辆摩托车的。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陷于破产的恐慌之中。我那位多年游手好闲的爸爸,曾经暴揍过我的三流工程师(被我写进了小说里),曾经在街面上教男男女女跳交谊舞的潇洒中年汉子(也被我写进了小说里),他终于发怒了,他决定去打麻将。

我妈妈描述他的基本技能:跳舞,打麻将,搞生产。他曾经是技术标兵,画图纸的水平很不错,在一家破烂的化工厂里,如果不会这一手,凭着前面两项技能的话基本上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现在,国家不需要他搞生产了,他退休了,跳舞也挣不到教学费了,因为全社会都已经学会跳舞,他只剩下打麻将。

那个时候,社会上已经有麻将馆了,合法小赌,心旷神怡,都是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我爸爸决定去那儿试试运气。我妈妈是个理智的人,知道世界上没有必胜的赌徒,大部分人都输光了回家的。尤其是,我们家的赌金就是菜金,输了这一天的就只能吃白饭了。

然而我爸爸没给她丢脸,每个下午他都坐在麻将馆里,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砍下来几十块钱。这种麻将,老头老太玩的,赌得太大会出人命,赢几十块钱属于相当不容易。有时候赢一百块,为了不让对方上吊,他还得再输回去一些。后来他告诉我:“我六岁就会打麻将了,我姑妈是开赌场的。”

每一天黄昏,我妈妈就在厨房望着楼道口,等我爸爸带着钱回来,那钱就是我们家第二天的菜金。他很争气,从未让我妈妈失望,基本上都吹着口哨回来的。我们家就此撑过了最可怕的下岗年代,事过多年,我想我妈妈这么正派的人,她居然能容忍丈夫靠赌钱来维生,可见她对生活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

这故事简直比小说精彩,可惜从来没有被我写进小说,因为它荒唐得让我觉得残酷,几乎没脸讲出来。在厚重的历史叙事面前,这些轻薄之物一直在我眼前飘荡,并不能融入厚重之中。

《慈悲》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而不是复仇。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慈悲本身并非一种正义的力量,也不宽容,它是无理性的。它也是被历史的厚重所裹挟的意识形态,然而当我们试图战胜、忘却、原谅历史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我父亲去打麻将时的脸色,那里面简直没有一点慈悲。他觉得真庙都是假的,而麻将馆才是赢得短暂救赎的地方。

有一次,有人嘲笑我写的三部曲是“砖头式”的小说,似乎砖头很不要脸,我想如果我能写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说,可能会改变这种看法,也可能仅仅让我自己好受些。

谨以此为后记,并谢谢我所有的编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