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听说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的。约瑟夫·梅辛格此人,大概你已经很清楚。从欧洲来的犹太人把他看成索命恶鬼。据说连日本人听了他对犹太难民的“终极解决方案”都觉得他该进疯人院,或者干脆就是恶魔附体。

1942年7月,梅辛格从日本到达上海,行踪诡秘,在理查饭店包了一个房间。那时候的犹太难民事务局由日本领事馆代表,日本宪兵队和驻军代表,以及三个德军代表组成。光听听这种组阁,你就可以设想,难民们落到了什么人手里。日本领事馆代表叫柴田,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把他吓得失态,当时就要退席,惊叹说:啊,原来就是把人当垃圾处理啊。不管是把三万犹太垃圾集中到几条船上,运到公海去沉没,还是让他们去崇明岛集中营,在那里当人形白鼠提供做科学实验,都需要大笔经费,总不见得全部摊派给日本政府。柴田在钱上借题发挥,其实是想了解更具体的屠杀细节。梅辛格在冷气充足的豪华套房里不断擦着光脑袋上的汗,基本是以一种欢乐的口气把每一步怎样走谈了出来:船嘛,从中国人那里找些废旧的就可以了。哄骗犹太猪们,就说是送他们去日本移民。送到崇明岛,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暂时还得喂养这三万个人形白鼠,试验要一批批来,一下子用不着这么多五脏和大脑。实在喂养不起,也不妨学欧洲,用“旋风B”。

旋风B,你知道吧?就是往密封的房子里喷毒气。这是当时集体屠杀犹太人效率最高的方法。

最好的时机是犹太新年。9月1日晚上,犹太佬们会倾家出动,到各个犹太会堂去过他们的新年,这时候下手会不费劲,屠夫梅辛格把屠宰的日期钟点都想好了。

柴田的情人是个中国人,她把这消息走漏给了她的中国朋友。那个中国朋友给一个塞法迪犹太人打工,便把消息传给了他的老板。

与此同时,柴田也找到犹太社区的领导人物,把梅辛格的计划告诉了他们。那时离犹太新年只有一个半月,就是说,逃脱或制止这项大屠杀,只有四十几天时间。

杰克布和彼得几乎是同时得知这个噩讯的。

那时只要杰克布有点钱,就会带我去寻欢作乐,夜里晚归,白天一直睡到中午。醒来时,床头常常搁着一大把栀子花。花不是寻常的插法,而是浸在一个豁了口子的玻璃鱼缸里。一个小小的球形鱼缸,带许多叶子的栀子花插在里面显得异常丰满。杰克布不知从我家的哪个角落找到了这个废弃的鱼缸。

这天杰克布照旧乘早班轮渡去浦东上班了。就是去那个伪造“美国制造”机件的工厂当总工头。

我跳下床,一面下楼,一面把听觉伸向楼上楼下,看能否听出我的小继母和顾妈当下的活动。房子里非常安静,凯瑟琳一定又从全家的开支里贪污了一点小钱,到女友家打牌去了。顾妈大概排队买米,还没有回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直扑杰克布的房间,头一眼就看见他昨晚穿的那件细麻布西服挂在衣架上,它是杰克布最满意的一件夏天礼服,很适合他。杰克布非常适合穿逍遥休闲的衣服,即便别人都穿上隆重的深色晚餐服装,个个都冷峻得像个时尚杀手,他也不去合群,他的打扮总是缺乏一点庄重。我往衣架迈了两步,又听了听四周,确信家里没有别人,才摘下西装。我一阵口干,心跳得好重,远比偷字画和白玉度母时犯罪感要强烈。

护照并不在西装的内袋里。我一愣,怎么忘了呢?杰克布当然不会把护照装在口袋里:现在美国护照可不像一年前,可以做护身符,现在它只会惹祸。它变得一无价值,仅仅对即将冒充杰克布进入美国国境的彼得是个宝贝。我翻起他的枕头,下面什么也没有。抽屉、衣柜、床头柜,我一样样翻查,就是找不到杰克布的护照。

我早就把护照上的栏目背熟:杰克布·阿龙·杰克布/生日:1917年2月22日/出生地:柏林。只要我眼睛一闭,就能看见扉页上面的照片。我总是在干这件事,闭上眼,看着记忆中杰克布的护照相片。这么做只是要进一步说服我自己,彼得完全可以被伪造成杰克布,并且,不用什么手艺去伪造。我盯着记忆里杰克布的照片,还有别的用意,因为它看上去相当讨厌,绝不可能让我爱上相片的主人。像所有的证件照一样,杰克布的护照相片摄取了他一生中最丑最傻的瞬间,因此只要把彼得糟蹋得足够丑、足够傻,他会看上去和杰克布一模一样。

我看到床边扔了一双脏袜子。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那个清晨我们跳舞回来,他站在门厅里对我所做的。要不是顾妈的脚步声,他已经把我变成了上海滩另一个身份暧昧的女人,那种夫人不夫人小姐不小姐的女郎之一。我对自己说,就凭他对我的放肆我也不该内疚。我的色相还没轮到彼得享用就让杰克布抢了先,凭这点我也饶不了他。等着吧,他将为他在我这里尝到的甜头付出代价,我可不像那类女郎那样便宜,他可玩不起我。

这天夜里,杰克布回来了,但他没有惊动我,谁也没有惊动,拿了几件衣服、一瓶“十滴水”就走了。他的行动是顾妈听见的。我又到他的屋里,打开衣柜,看看被拿走了哪些衣服。我想根据这点来判断他会离去多久,或去干什么。我发现他最贵重的一套礼服不见了,依他的性子,去国际饭店吃晚宴或者参加某要人的葬礼也不会穿得那么周正。我拉开床头柜的小抽屉,什么也没找到,我也不知道应该找到什么,一张字条,表示他对我的牵挂?

我稀罕吗?

第二天,杰克布还没回来。我急得在一个地方坐不了五分钟。开始我还宽自己心,谁能怎么样他?他别坑害别人就行,我急什么呢?慢慢地,我发现我自己不光挂念他,而且很想他,他像那种见面就烦、不见又想的表哥,整天看他一无是处,但在他缺席时,你会觉得他的一无是处正是他的可亲之处,还有他的人情味。

第二天晚上,我等杰克布等到十点,心比外面的夏夜还闷热。我冲了一个冷水澡,换上一件素色旗袍。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我那个年代衣橱里的存货,大部分是刺激异性感官的,那种不学好的年轻女子的行头。只有两三件冰清玉洁,礼拜天去教堂的女孩子的行头。我记得这天晚上我换了件浅蓝色带白圈圈的布旗袍。出门前,我顺手掐了两朵栀子花别在第二颗纽襻上。

看见彼得我幸福得浑身一飘。他穿白大褂比他平常更好看,有人生来是该穿某类衣服的,杰克布生来就该穿热带殖民者的亚麻布西服的。

彼得迎着突然出现的我站了起来。我不请自来的习惯让他越来越头疼。

你们中国人太随意,他无力地笑笑,对我说。在中国住得越长,他对中国人的总结性剖析越多。

他领着我走出办公室,走过长廊,我纳闷他这是要带我去哪里,下了一段楼梯,他停下来。这是五层和四层之间,他郑重地亲吻了我,轻声说:你有我的电话呀,亲爱的。他的意思是埋怨我不事先用电话和他联络,即便自己邀请自己,也应该先有个电话通知。他哪知道我有多忙,在两个男人之间摆渡。然后他又轻声说:不过见到你就好。见到你是每一天所祈求的最美好的事。

他说得非常真情。我什么也不说,跟他走回办公室。他又在做他自己的理想了:认真地阅读每个病人的病例,以及这种病的临床研究,甚至所服的药的成分、好坏作用。现在他在我眼里,也是我的理想,我很想成为他那样一身用处的人。我几乎是崇拜他,这一点我不说,他也应该看得出来。

实际上我在最甜蜜的时刻让自己闭嘴,是跟杰克布学来的。

我告诉彼得,让我们快走吧,逃到澳门,从那里再跳上远走高飞的轮船。

彼得几乎自言自语,把一句话说了好几遍: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父亲的三封信一块到达。邮路太复杂太不可预料,所以他只能托人带信。信是写给凯瑟琳的,其中一封要她如何把屋顶上的片瓦换成新的,把花园的花修剪一下,再把不怎么畅通的雨漏通一通。他抱歉自己走之前未来得及做这些琐事。假如妹妹在家就好了,他信上说,妹妹在这些事上很能干。我的老父亲不知道他的女儿眼下带了个更能干的人回来,在接到他信之前把房子里外都收拾了一遍,只要不是挣钱谋生的事,杰克布玩着就干了。第三封信父亲提议把房子卖掉,假如凯瑟琳坚守上海的话,房子变卖的粮食够她吃几年了。父亲说,假如凯瑟琳仍然想去内地和他相聚,千万打消念头,那里的官员几乎人人贪污腐败,克扣教授和学生们的福利,已经有不少人得了黄疸型肝炎和肺结核。

我有幸读到父亲的信,是因为凯瑟琳拿着信来找我,要跟我拉起统一战线,抵制父亲卖房的破落户主张。她说就是一座金山,卖卖吃吃,也吃得空的呀!她要我出去再拉一两个杰克布这样的冤大头来寄居,外国人做房客好,手面阔,小事不计较,再有一个好房客,买米买小菜就够了。有两个更好,横竖书房没人用,把书捆一捆卖掉,能隔出两间睡房来,多几个房客,大排骨总吃得起了。凯瑟琳跟我筹划着。她脸上光泽暗下去了,衣服光泽也暗淡了。家里买一点油荤,她都省给我们的好房客吃。不知怎么,她这副模样倒比曾经好看,更像她那个阶层精打细算、聪明贤淑的小家碧玉,那个当教授夫人之前的懂事女人。不知我爸爸怎样看,我是看她顺眼了许多。再去找一个房客来试试,我答应了凯瑟琳。

找房客的主张遭到了杰克布的否决。他自认为是这个家的男主人,至少是未来的女婿,有义务做这个家福利的唯一提供者。他常常夜不归宿,有时中午或下午回来,洗了澡换一套衣服又出门。隔三差五地,他丢下一些钞票,毫不计数。有一次我装着不经意地说:你别把美国护照带在身上,万一被日本人搜出来,会把你抓到敌对国侨民集中营去的。他让我放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在外滩一号的中法银行开了个保险箱,把护照锁进去了。我看着他,心想,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拿到你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

不久我发现,杰克布的钥匙环上一共五把钥匙,排除我家大门的那把,其他四把里,有一把样子跟一般钥匙不同,红铜的,样子笨拙,方形匙把,半圆匙头。它一定就是中法银行的保险箱钥匙。

必须承认杰克布·艾德勒的能力,尤其是乱世中办事的能力。很快他在犹太人、法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那里都有了熟人,跟他去外滩附近的餐馆,去理查饭店顶层的花园餐厅,他都用名字招呼侍应生。每个人对他讲过的事物,他都记得惊人的清楚。进入国际饭店的电梯,他会跟人聊起来,问某人上次说的那个朋友到上海没有,或登广告想卖的马驹卖掉没有,或者某人某天去看的那场跑狗赛赢到钱没有。他在犹太难民区更是个吃得开的人物,好几次参加难民的足球比赛和篮球比赛。他样样玩意儿都玩得不错,却不精,实在是有精力没地方发挥,就什么都玩。假如不是因为他跟彼得完全不同的性格,就凭他在难民区混得那样烂熟,说不定最终都会和彼得混成哥儿俩。

他有时去浦东上班,一去两三天。路太远,工作太多,在总管办公室的桌子上睡了两夜。他就这样告诉我,但他的笑容是说,我知道你不信,不过你再追问我还是这些话。

上海有的是走私禁品的人,走私烟土、西药、止痛灵都能发财。我怀疑藏在杰克布那笑容后面的就是这类不三不四的勾当。那些勾当变成凯瑟琳和我的大米饭、咸菜肉丝和爆腌黄鱼,我才不会去过问。

说实话,我没想到他那时干的事情有那么大。

我倒是从世海那里听到了不少杰克布的好话。一天,世海几乎撞在我身上我都没认出他。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几天一个样,何况我快一年没见他了。他戴的眼镜是黑框的,穿着旧工装,一丝阔少气也没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技工,这就是1942年8月温世海给我的印象。他才十八岁出头,在我看已经是个大谜团。他身后是带白色凉棚的茶摊和下午五点的阳光。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时刻回家。他笑笑说他总是能把我等回家的。那次等到的是杰克布·艾德勒。要不现在的工厂总管交椅可能就是我的了,世海对我说。我怀疑他们的厂主花钱雇的就是一口好英文,管他男的女的,一口流利的英文能帮他营销假冒“美国制造”的机器配件就行。

我说:我可不行,我绝对不可能口若悬河地说假话。

世海说:对待邪恶,正义没有必要说真话。

这种十八岁的哲理,能让我拿它怎么办?我定睛看着他。

世海,我问你,你和杰克布到底在干什么?

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守口如瓶。

你不会是为你父母的安全,让他们哭瞎了眼吧?

当然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这个呆气的孩子真拿他自己干的事当真。

我问他今天找我什么事。

他说他只想问问我,他母亲可还好。他知道我会跟他们常走动的。

我说他母亲最近开始吃点干饭了,前几个月一直喝粥或喝汤。就是背着光,隔着他的平光镜片,我也看得见他的上下眼皮松泡泡的几层褶子,包着忽闪忽闪的泪水。哪个家庭的父母不养个把冤家?这倒把我、世海、杰克布归成了一类。

世海擦了擦眼泪,用伤风的声音问我能不能帮帮他,去他家偷偷拿一些他的衣服出来。8月一过,雨就会把秋天带来。我说这事我怎么也帮不了他。他说有个叫阿文的女佣是他小时的乳母,可以买通她。我火了,说温世海,以后别器重我干这种内外勾结的事,别指望我每次对日本人的拷打都嘴严。

说完我从茶摊站起就走,把同坐在一条长凳上的另一个茶客差点给掀到地上去。世海急得英文也忘了,叫道:勿要生气呀!

他付了茶钱,从后面赶上来,嘴里说:好的,那就不去偷!不偷还不行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茶摊上的人现在想,这两个人满口漂亮的外国话,就商量点小偷小摸的事?

我转过脸。世海的样子这一刹那非常稚气。

阿玫姐姐,那就请你偷偷告诉我父母,我还活着,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家看他们。

这下要哭的是我了。这个世海,放着现成的阔少不做,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还没完全发育好的他,哪里来的如此宽阔的心胸?

这是个星期五,彼得从医院请出假来。他让我六点到西摩路口等他,然后跟他去参加犹太会堂的安息日聚会。

我站在路口,看见衣着隆重的人们和黑衣黑帽,拖长胡子长鬓须的拉比们陆续走进那座圣殿般的建筑,可以想象那个第一世纪在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中被毁的耶路撒冷圣堂。彼得跟我讲过他的祖先的事,他的民族的祖先,这是为了心灵自由什么灾难都可以承受的民族。2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允许他们恢复被毁的圣堂,但他们发现哈德良把丘比特竖在神坛上供他们膜拜时,他们再次揭竿而起。巴尔·科赫巴将军领导起义者重建了以色列,重建了能够保卫他们心灵自由的城郭和庙宇。尽管最后的代价是哈德良的屠城屠国。那是犹太民族最沉痛的失败,屠夫们穿行在耶路撒冷,大群的战马窒息了,因为犹太人的血没到了马的鼻孔。从那以后,犹太种族从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五十八万人被屠杀,剩下的人被作为奴隶带出了耶路撒冷。就连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因为哈德良皇帝在地图上抹去了她的名字。所有犹太人的城镇,都从地图上涂抹殆尽。

西摩路静下来,会堂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音乐响起了,彼得还没有来。希伯来文的诵经声把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是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浪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安息日时间,这一带的黄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情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穴。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把杰克布跟前的我和彼得面前的我并列在一块儿,他俩都会不认识我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条变色龙变出的哪一种色彩是真实的。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好的小馆子吃晚饭。跟彼得在一块的这一部分我需要宁静,酷爱窃窃私语的幽暗小天地。一支蜡烛,两盘爽口的简单饭菜,音乐也要,诗也要,要它们替我们把甜蜜傻话说出来。杰克布对我的影响还是有的,那就是我一旦要说什么甜蜜傻话了,就马上让自己闭嘴。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找了一家奥地利人开的沙龙式餐馆,这天晚上有配乐诗朗诵。

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没错,我不能为上海狡辩,这个城市的确臭烘烘的。坏气味有一部分来自尸体,晦暗角落里常常卧着趴满苍蝇的尸体。每天清晨,清道夫、淘粪工的车里都放着婴儿的小尸首,他们的父母们穷得连最小一笔丧葬费都花不起。假如对那个刚扔掉儿女尸首的父母表示一下哀悼和安慰,年轻的父亲会指指妻子说:不要紧的,她很会养的,只要明年吃饱肚皮,再养一个就是了。彼得会在这种时刻认同他弟弟大卫的做法,对如此一个地狱,活着逃不出去,死了总能逃出去。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绎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飙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这就是几十年后中国流行的“干一行爱一行”)。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有什么要紧?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我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干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交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干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

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与其说彼得在跟我说话,不如说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德勒。他那一阵忙的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方案”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地位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干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由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安息日聚会。那个聚会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给我买了一本美国护照?

没有卖的。就是有,我也买不起。但我给你弄到了一本护照。

他把手抽开,说:你得给我点心理准备。到底是怎么弄来的护照?我连相片都没给过你呀!

他的黑眼睛越睁越大,黑色放射开来,恐怖似乎散布到周围。

彼得,听着,我用干练的口气说道。我的口气是那种干缺德事的人特有的,颠倒是非,头头是道。有个人叫杰克布·艾德勒,美国公民,1933年从德国逃亡的难民。你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就是杰克布·艾德勒。他和你长得很像,就是眼睛和头发颜色不一样,但相片上看不出来。你把头发染得浅一点,一定没人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人的。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说。

我没办法,只好把事情再讲清楚些,否则他以为我谋害了杰克布先生。我告诉他,我如何千辛万苦地把杰克布哄上船,哄到了上海,就是谋取他的护照。在我讲到杰克布先生在爱尔兰酒吧如何跟人赖赌债,又如何偷窃意大利工厂主的罐头时,我尽量把杰克布讲成一个喜剧人物,可悲可恶的丑角,暗示彼得:跟这么个丑角,像我这样的女子只能毫不留情地利用。

他说:他真的非常像我?

原来他不放心的只有这一点。

万一被美国移民官看出来怎么办?他盯着我。风险会很大吗?

冒这种风险远比冒风险留在上海,被“终极解决”掉要好得多啊,我说。为了消除他的恐怖,我告诉他,唐人街的许多人都用一张医疗保险卡看病,我小时候就把自己的医疗保险卡给我几个表姐们用。她们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我的保险卡出入大医院小诊所,护士看看身份证上的相片,最多说一句:这是你几年前的照片吧?

彼得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却基本被我说服了。他一个医科大学优秀生能干出囤积粮食这样投机倒把的事,非但不让我吃惊,反而让我心疼。我本性就不安分,爱犯规,但彼得不是。我牺牲杰克布和我自己,为的就是保住彼得的纯正。那略带书呆子气,略有些古板的纯正。

他终于恍悟过来,问道:那这位杰克布先生没了护照,怎么办呢?

我耸耸肩。

他说:这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吧?

我又耸耸肩,抿嘴一笑。他对这个叫杰克布的牺牲品于心不忍。

彼得说:丢了护照,他会设法跟美国方面取得联络,挂失什么的。万一他这么干了,可能对我不利。我拿了他的护照也没用,号码已经挂失了,我登上美国海岸,不成了上门投案?

我暗暗地出了口气。原来他并不是担忧杰克布·艾德勒没名没姓没身份,一旦从上海和中国逃走该怎么活,他担忧的是这个金蝉脱壳阴谋不够完善。别忘了,不做到尽善尽美的事,彼得宁可不去着手。

我说做什么事都会冒险,全看值得不值得。梅辛格和日本人要在犹太新年之前实施“终极解决方案”,与此相比,还有什么风险算得上风险?只要你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拿到他的护照,然后我们就消失掉。

我一边设想编排,一边吃惊自己的阴险残忍。

彼得的眼睛大睁着半天不眨。他一定也在想,面前这个年轻女子还是他认识的那个May吗?她是多么铁腕冷血。

杰克布会动用警方找你的,彼得说。

他并不是在重新认识我,认识一个干得出缺德丧良的事情的我。他还是在吹毛求疵,把阴谋进一步完善。

不可能,我说。

怎么不可能?

你会吗?假如我突然消失了,你会马上想到我和你一切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个套子?

彼得说: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爱你。

我说:杰克布也爱我。

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痛了一下。杰克布比彼得更爱我,是这个事实,以及我对于这事实的承认让我心痛了?

他说:好吧,那么我们再回到那个点上:杰克布发现你不见了,警察也找不到你,然后呢?

彼得看着我。他在做论文答辩,一丝不严谨都有可能被挡关,所以他必须提前给自己层层设障。

我说:然后我们先躲藏起来,等待时机逃到澳门。

他说:他一旦向警方报案,你在上海就可能非常危险。万一一时去不了澳门的话,你就成在逃犯了。那怎么办?

我耸耸肩。我的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你彼得的小命都捏在梅辛格和日本人手里,除了鱼死网破,还有什么选择?

彼得咂了一口德国白葡萄酒,吞咽得很慢,一边转头看看窗外的雨。

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桌旁,问菜肴是否合我们的口味。他看见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几乎是原先的分量,飞快地看了看彼得的脸色,小声说,犹太人中间竟有日本人的内奸,真不是东西!那几个闯进大拉比会议的犹太英雄刚从华德路会堂出来,就被捕了。一辆神秘的大型吉普突然开过来,跳下来几个亚洲人,用棒子一阵乱打,然后就把他们绑上了车。

彼得看着前喜剧明星的老板,眼睛几乎不眨不动。一双眼睛能盛得下那么多无助和恐怖。

我问老板,在这里聚会的人是否知道正在飞速恶化的局势。

老板说谁也搞不清这群人里有没有暗探,所以他只跟他的至交谈论这件事,其他人也在交头接耳,但只跟自己彻底了解的人交头接耳。这年头货币贬值,食品昂贵,每个人的体重都在下降,所以为了每天一顿丰足的晚餐,个别犹太瘪三人不做了,去做狗。

做日本狗的中国人多的是,我说。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老板用耳语问彼得。我和我妻子都在谈论偷渡澳门,再从那里绕道,去美国或者澳洲。我们在求美国和澳洲的亲戚,希望他们能帮忙,真是难为情得很,这些亲戚我们从来没见过!

彼得说:即使有经济担保书也不行,美国移民局还要看你在奥地利的纳税证明,还要警察局开的五年内无犯罪记录。

前喜剧演员说:早就知道美国人不怎么样,没把我们这些犹太佬当回事,这种时候了还刁难?我们给杀光了关他们屁事,他们的国门还是只对我们开一条缝!

老板娘从他背后拍一巴掌,说他疯了:喊什么?喊给内奸听吗?

那就在这里让他们解决?老板对老板娘张着两只手,然后又转过来,面向彼得,这个姿势蛮有喜剧感。

彼得说,八千英里,花一大笔船票钱,到了这里,被“终极解决”,呵呵呵……

老板娘那双极具表现力的眼睛瞪了一下彼得。彼得说没事,暗探们都是下三烂,不懂英语。晚上好,他对着远处招招手:你们这些吃屎的犹太蛆!接着又是一阵毫不快乐的大笑。

彼得忙得一天都没吃饭,酒量酒风又都不好,这会儿一杯酒就在他空空的腹内兴风作浪了。

我赶紧拉着他离开餐馆。马路上的水已经涨起来,彼得看见一个打伞的犹太男人站在门廊里,便叫出他的名字,请他用车把我们送到毕勋路上的犹太俱乐部。男人问他肯付多少钱,彼得请他先开价。

这么大的雨,双倍车钱。

好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