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小水电站并未能立即开工,因为缺少资金。

信用社愿意支持农村电气化建设,给水电站工程提供一笔贷款。觉巴说:“将来不是要还的吗?”他拒绝了,因而得罪了信用社的人。最后,还是公社书记跑了几趟县政府。给村里弄来了木材采伐许可证。村里组织的采伐队上山了,把采伐下来的杉木以每立方米二十元的价格卖给国家。村子后面那几百亩尚未完全成材的杉木是惟一一片像样的森林了,也在两年之内全部消失,换来的所有收入建一座电站还有节余。

春天,水电站终于开工修建。我们一批当年的小学生已经中学毕业,回乡务农了。春寒料峭的1976年,排炮从将来的引水渠上腾空而起。

开工不久,就传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消息是程卫东带来的。觉巴把物资供应的事交给他。但他仍没有搬回村来,只是每次随运货的拖拉机回来一次。那天,他脸色难看,自己把一车水泥和炸药卸完。有人问他:“是不是看到以前的情人成了歪嘴的老婆,心头不好受?”

“去你妈的!”他说,“周总理死了!”他又慢慢走到了歪嘴跟前,拉住他的手说:“周总理死了!”这么多年,他和歪嘴连招呼都不曾打过一个,他这一拉手,弄得歪嘴手足无措,张大了歪嘴发呆,程卫东却放声哭了起来。

许多人跟着哭了,勒珍尤其哭得凄厉悠长,像在唱歌一样。哭声中,工程开工时树起的彩旗在风中噼啪作响。这段时间里,刘世清要求队长清理他的账目,因为传说他贪污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只得交出代销店的钥匙上工地来了。这时,他的胡子已经花白了,他也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就做些分发炸药、雷管一类的事情。他干了不久,就让一枚雷管炸飞了三个手指,还伤了一只眼睛。医好伤回来,生产队又把代销店钥匙交给了他。他坐在代销店门口,一脸傲然自负的神情。他对程卫东说:“我这是义务劳动。”

程卫东现在脾气变好了,笑笑。

“不守这个店,队上也要给我工分。我是因公残废的,工伤。”

“打点酒来,不要掺水。”

“你买酒,我啥时候掺过水。”

两个人像有什么默契,像互相都能窥探到对方秘密似的笑了起来。村里人都说,程卫东变好了,他经常给歪嘴家捎去东西。他从来不和勒珍说话。却和歪嘴成了朋友。他和生产队长就更是朋友了。

那一年,电站工程进展顺利。谁也不曾料想往后会发生那么多事情。无论是整个中国,还是这个小小的山村。因为那是1976年。这一年秋天,阴雨连绵,庄稼倒伏在地里,渐渐霉烂了。人们在阴天里心绪茫然。到了往年雨水应该停止的时候,雨水反而更加猛烈了。气候这样反常,被看成是地震的前兆。那一年,村子里的许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地震,并在短时期内,就和它十分稔熟了。队长觉巴说:地震来了山崩地陷,房倒人亡,之后还要流行瘟疫。电站还是等地震完了再修吧。于是,电站停了工。

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日子里,男人们又聚集在代销店门前,喝酒吸烟。刘世清的生意又红火起来。现在,他当着人们的面就把一壶壶水掺进酒桶里。他说,国家允许一百斤酒掺多少斤水,不信你们去问吧。大表哥却一下子变得萎顿了,坐在哪里就在哪里睡觉,就像前半辈子从来未曾睡过一个好觉。他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睡觉。程卫东带来消息,说公社说他革命意志松懈了,电站停了工。要解除他的队长职务,他仍然打他的瞌睡。外面依然阴雨连绵。

程卫东说:“你也该成个家了。”

觉巴依然充耳不闻,只叫程卫东少运点东西来,别在雨里都淋坏了。觉巴不喝酒了,但抽烟厉害了。不瞌睡了就抽烟。多半只抽一种牌子:朝阳桥。算算他的年龄,也是三十大几走向四十的人了。

问他累了吧。他说,不,瞌睡。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没有,瞌睡。还说,兴许这场雨下过,瞌睡就醒来了吧。自己都显出一副很没信心的样子。

开好的引水渠没有立即浇筑混凝土,阴雨中,多处塌方,有些地段已经完全堵塞了。

秋雨连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