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明以为,和安忠良的恩恩怨怨在北溪河时期就结束了。后来他和凌凤去了延安,根本没想到还会再回清浦做军管会主任,更没想到会由他来判处安忠良的死刑。这仿佛都是在冥冥之中被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之神决定的。

清浦是1949年10月3日解放的。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某部政委。他们部队并没有参加解放清浦的战斗,而是在清浦解放第二天,奉命进驻清浦的。

那是个征服之夜。杂乱的马蹄踏碎了满天繁星,也踏碎了旧世界最后的残梦。他骑在一匹良种蒙古马上,急速前进,仿佛随着一股颠簸的巨浪飘浮在昏暗的天地之间。马上的世界飘忽不定,大道两旁的杨树“呼啦啦”一路往后倒,像是没了根。近处远处的残墙断壁在朦胧的月色中时隐时现,硝烟刚息的大地在那夜显得那么残败,那么渺小。

自豪感油然而生,不仅仅是为人民胜利了的事业而自豪,更为自己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而自豪。这座城市记录着他一次次斗争和一次次失败,浸渗着他的爱和恨,更浸渗着他的同志和朋友们的生命和鲜血。今天,他回来了,他要代表人民,代表那些倒下的同志们,在这里和那些旧时代的宠儿们算清旧账。

旧时代的宠儿们没有放弃最后的反抗,郜明和先头部队的同志们开进清浦的那个夜里,抗拒的枪声就炸响了。他们策马穿过华荧山下的锯木厂时,居高临下的破厂房里突然飞出了一片稠密的子弹。五六个同志中弹落马,郜明的军帽也被穿了个窟窿。郜明愤怒极了,他没想到已解放了的被征服了的城市会这样欢迎他,当即下令停止前进,就地剿匪。天亮后,后续部队赶到了,盘踞在锯木厂的五十多名匪徒,在轻重火器的攻击下被全歼,锯木厂也在交战中化为一片废墟。

这帮匪徒隶属于清浦反共救国委员会。不过,在那个交战的夜里郜明并不知道,更不知道主持这个委员会的匪首会是老熟人安忠良。

救国委员会的情况是在郜明接管清浦一个多月后发现的。当时,军管会命令清浦市原反动军政警宪人员进行自首登记,救国委员会一个叫康宜清的人来自首了,提出要见军管会负责人。工作人员问康宜清有啥事,康宜清不说。工作人员反应敏捷,越级向郜明报告,郜明本能地觉着有大事,当天就见了康宜清。康宜清和盘端出了救国委员会的组织和内幕情况,并且供出了安忠良的隐身之处。

郜明听后大为震惊,当夜下令全城搜捕。搜捕进展顺利,一夜之间一百八十名匪徒落网,救国委员会在天亮之后便基本上不存在了。

安忠良奇迹般地落网了。他是在头部、大腿受伤后被活捉的,据抓获他的战士说,他是准备自杀的,结果,手枪里没子弹了,才无可奈何地做了俘虏。

遵照郜明的指示,对安忠良的审讯第二天就开始了。审讯地点是广仁医院病房。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安忠良一言未发,连自己的姓名、年龄都没报,气得审讯他的干部、战士几次拔出佩枪要毙他。安忠良不怕,当黑乌乌的枪口对着他缠着绷带的脑袋时,他干脆拔掉了输血针头。审讯人员把自首的康宜清带来和他对质;他乘人不备,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花瓶砸了过去,没砸到康宜清,倒把一个看押战士砸得血流满面。

郜明只好下令暂停审讯。

第二次审讯是四个月以后了。其时,安忠良已动过两次手术,身体基本上恢复了,审讯地点也从广仁医院挪到了清浦监狱的会见室,郜明亲自出面了。监狱的会见室为这次审讯做了精心安排,破旧的条凳换成了舒适的沙发,醒目的标语暂时扯去了,桌子上、茶几上还摆满了水果点心,郜明也脱下军衣,穿了便装。

陪审的同志不解其意,问郜明为什么对安忠良这么客气?

郜明意味深长地道:“现在我们是主人了嘛,总要讲点待客之道嘛!”

陪审的同志说:“这位客人可是我们用枪杆子请来的呀!”

郜明笑道:“是啊,今非昔比喽,现在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更要客气点,甭让人家说咱们胜利后没有雅量嘛!再说,这位安忠良先生也算是老资格了,1925年就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抗战的时候又做过我的顶头上司——四县联县县长兼常七旅旅长,这些账我都得认,是不是?”

说这话时,郜明并不完全是在做政治文章,内心深处的确有些伤感。不管怎么说,风风雨雨的二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二三十年中,他和安忠良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和难解难分的冤隙,但是,内心深处也并非没有丝毫的友谊。就像昔日的仇恨是难以忘却的一样,昔日的友谊也是难以忘却的。

坐在监狱会见室沙发上等候提押安忠良时,郜明想得更多的不是仇恨,而是友谊。他十分清楚地记起了他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躲掉的那个早晨,记起了安忠良面对军阀匪兵的枪口发出的怒吼。那天他的命运是掌握在安忠良手里的,只要安忠良的嘴角向天花板上努一努,今天他就无法以征服者的身份进行这场正义的审判了。人生有时真像一场梦。

如今这场属于他们的共同的梦做到了头,他要决定安忠良的命运了,内心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瞬间,郜明脑子里甚至冒出极出格的念头:安忠良发啥疯啊?为什么不早早逃到台湾或香港去呢?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坚持啥地下斗争,以至于接受这场对他们双方都十分尴尬的审判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细细一想,却又想通了,安忠良是为了他所谓的党国事业,就像他为了党的事业一样。如果说他是共产党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那安忠良就是国民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品质的好坏,而在于所属事业的正义和非正义。人在这里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人的价值和各人的功过,完全取决于他所选择的群体事业的价值和功过。

按说,安忠良是有选择的机会的。清党开始的时候,他可以像凌凤一样选择革命,凌凤就进行了这样的选择,从国民党员变成了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时,安忠良可以选择真诚地和他合作。就是在常七旅附逆投敌,安忠良孤身一人逃到解放区时,他还可以像岳雨生一样,选择留在解放区。然而,没有,安忠良没有做这样的选择。他紧抱着他的三民主义和他的蒋委员长至死不悟。

如此一想,郜明又觉着安忠良是自寻死路,既怪不得命运,也怪不得他。不过,就是在那刻儿,郜明还是没想到一定要杀掉安忠良。在晚年回忆起这段旧事的时候,郜明还说:他是想给安忠良留下一条命的,判安忠良死刑并不是他的初衷,决定死刑判决的不是他,而是安忠良自己,安忠良太强硬了,非要往枪口上撞。那天,他那么礼貌友好地对待安忠良,安忠良却毫不动容,其顽固恶劣的态度让他忍无可忍。

那一幕郜明记得很清楚,安忠良在两个监狱卫兵的押解下走进会见室时,他主动站了起来,像老朋友一样迎上去说:“忠良兄,别来无恙乎?”

安忠良冷冷看了他一眼,在会见室当中站定了,而后,脖子一扭,眼盯着楼顶板,一言不发。

郜明笑了笑,友好地拍了拍安忠良的肩头,叹口气说:“坐下谈吧!”

安忠良坐下了。

郜明拿起一只苹果在手上削,边削边道:“老兄,见你一面可不容易!1944年在北溪河一分手,转眼就是六年喽!这六年的变化可太大了!说实话,六年前我可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和你老兄见面,可是历史做了这种安排嘛!你我想回避也都回避不了,是不是呀?”

安忠良不做声,他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安忠良,安忠良也不吃。

郜明依然自顾自地说:“不知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会以这种对双方都不太愉快的形式见面呢?历史为什么会做这种安排呢?恐怕你是想过的吧!我就想过嘛!我认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代表了人间正义,代表了时代的进步,代表了国家和民族兴旺强盛之方向!人民唾弃了你们,选择了我们,我们的事业就胜利了,你们的挣扎就失败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安忠良眯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像是睡着了。

郜明这才有些火了,提高声音又说:“既然这么见面了,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嘛!装聋作哑是毫无用处的!你安忠良如果是条好汉,就应该有勇气面对现实,和过去决裂,向人民靠拢嘛!”

安忠良丝毫不为所动,仿佛根本没听到似的。

郜明这才明白,对安忠良来说,劝导是没有用的,遂板起面孔站了起来:“安忠良,我警告你:负隅顽抗是毫无意义的,清浦人民和我本人对你的罪恶历史是一清二楚的,你自己不坦白交代,人民法庭照样可以根据事实治你的罪!现在要你交代,是给你一个机会,作为一个老对手老熟人,我奉劝你珍惜这个机会!”

安忠良睁开了浮肿的眼睛,开始拔胡子,一根根拔,拔得很认真。

郜明强忍着怒火,走到安忠良面前:“说吧,老兄,你们的反共救国委员会策划了哪些行动?还有哪些秘密联络人员?除清浦外,还和哪些地方联系?”

安忠良把拔下的黄胡子一根根往茶几沿上粘,似乎兴趣十足。

郜明看着安忠良的举动,怔了一下,而后苦苦一笑,不无真情地说了句:“忠良兄,你老了……”

安忠良这才抬头看了他一眼。

安忠良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在一瞬间撞了个正着。

郜明突然发现安忠良的眼圈红红的,便又有了信心,继续说:“我知道你在听,这就好。现在,我以1925年那个早晨起誓,只要你彻底交代,认识自己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我担保共产党不杀你!说吧,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郜明的恳切并没有打动安忠良,安忠良弹掉粘在手上的胡子,把手一袖,又闭起了眼。

郜明苦苦一笑:“你不说,我们还是可以查清的!你们反共救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落网了!不过,我们查清和你交代的性质就不同了!我们共产党不主张以恶报恶,更不愿多杀人。我们抓了那么多战犯都没杀嘛!所以,你也不要怕,不要以为落到我们手里就是死路一条,事情恰恰相反,这是新生的开始!”

安忠良还是没有反应。

忍耐到了极限,郜明再也无法忍下去了,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一拍桌子,厉言正色道:“……你要真这么执迷不悟,死心塌地地为蒋匪帮作殉葬品,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论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还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对你都是仁至义尽了,这一点你应该清楚!我们不愿多杀人,可你硬要把脖子伸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刀口下,想和我们比试比试,我们也只好奉陪到底!”

安忠良似乎被吵醒了,缓缓睁开了浮肿的眼皮,盯着郜明看了好半天,才淡淡地道:“老弟,这就对了嘛,这种狠话你该早点讲嘛!过去我审判你们这些共匪的时候也这样嘛!现在,你既然把狠话都讲出来了,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了:我安某人是什么也不会供的!对我的为人,你郜明应该知道。军阀督办赵屠夫的手段我就领教过了,今天你们这一套想必也不会比他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吧?”

郜明从安忠良的话中听出话来,1925年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看到的那一幕,又及时地浮现在郜明眼前,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然而,就算是发生在昨天,事情也还是过去了,他没有必要,也决不能沉湎于昨天,而忘记今天面对的这场严峻的斗争。今天只要安忠良不坦白招供,昨天就再也不应该被记起!

郜明正视着安忠良说:“当年你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在反动军阀面前不低头,不出卖自己的同志,是好样的,是进步的。今天,你在代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死不认罪,死不招供,则是愚蠢的,反动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安忠良拉动枯黄的面皮,冷冷一笑:“我看是一码事嘛!你们是一帮以匪乱起家的新军阀嘛,我可还是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郜明,落到你们共匪手里,我根本没指望活下去!”

就说到这里,安忠良闭上了嘴,再不说话了,在后来接连三次审讯中也未吐一字。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安忠良先是被钉上重镣反拷双手,投入死牢,不知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后,被镇压了。

郜明在镇压名单上签了字,并亲自主持了在华荧山脚下召开的公审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