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4月，省委已进行了两次改组。指示郜明撤离清浦的省委不是以往的老省委，而是第二次改组后的新省委。新省委书记是个留学苏联的中年同志，姓田，叫田昌仁。郜明第一次走进省委秘密机关所在的大盛粮行，向田昌仁报到汇报工作时，这位新省委书记就毫不客气地批评郜明，说是清浦的工作全被郜明等同志搞糟了，说郜明执行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了清浦革命的领导权，对以安忠良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忍让，最终导致了今日的完全失败。
新省委书记田昌仁对清浦的情况十分了解，说出的话有根有据。据田昌仁分析，清浦的局面按说不应该搞得这么糟。清浦不同于省城，北伐军到得迟，就是在上海、武汉的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以后，还是有可能拼力一争的。清浦特支完全可以在北伐军到来之前，以主动的姿态迎接国民党的挑战，组织实力雄厚、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产业工人进行武装暴动，尝试建立城市工人政权。可清浦的共产党人没有这样做。身为清浦特支书记的郜明心存幻想，动摇不定，坐失了良机。
田昌仁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今天这种被动局面，客观原因很多，却也和郜明个人感情的脆弱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共产党的特支书记，却总念念不忘威廉大街那个被躲掉的早晨，总也忘不了凶恶的反动分子安忠良曾救过自己的命，因而，在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摇摆不定，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田昌仁讲得有道理，郜明口服心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右倾错误，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清浦工作之检讨》的总结报告。在总结报告中，郜明彻底清算了自己和前省委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清浦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请求处分，并要求新省委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新省委对郜明认识错误的态度比较满意，把郜明的总结报告摘要整理后，作为省委文件发了下去。同时发下去的，还有关于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指示。
据田昌仁说，目前的白色恐怖只是表面现象，实质的问题是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为此，有基础的城市和农村，应该毫不犹豫地积极组织武装暴动，建立红色工农武装。尚无基础的中心城市，像他们所置身的省城，也应该大力开展街头革命宣传活动，造成广泛积极的政治影响，以行动证明共产党组织的强大存在，打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新省委提出：我们要做行动中的革命者！
郜明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主动向省委申请，到火热斗争的第一线去，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纠正自己的右倾错误。省委慎重研究之后，却没同意。省委书记田昌仁认为，郜明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更适宜留在省委机关。遂安排郜明在省委组织部做干事，公开身份是大盛粮行账房。
紧张而忙碌的新工作从此开始了，郜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也从此开始了。清浦的一切和他再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血火凝成的记忆一下子变得十分遥远了。
为了改正自己的右倾错误，郜明对新工作是十分积极的。每天天还未亮，粮行还没开门，郜明就独自起身，去找有关工厂的工人积极分子谈天，了解基层情况。然后，马不停蹄地开会，接头；接头、开会，每天不弄到半夜三更不躺下。有时，还要接待来自省内各市县的同志，还要代表省委到各市县去跑，工作十分繁重。
尽管如此，郜明还是挤出时间认真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其中记得最熟的是列宁的《论组织》。当时，《论组织》还没有中译本，他能够弄懂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应归功于诲人不倦的省委书记田昌仁。田昌仁在苏联留过学，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呆过半年多，精通俄语，逐句逐段给他翻译。郜明就记下来，反复揣摸。
田昌仁问郜明：“工作这么多，天天忙成这个样子，你为啥还这么用功？”
郜明叹息着，老老实实回答：“老田，我不用功不行啊！党既然安排我干组织工作，我就得想法干好，糊里糊涂再犯错误，就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了！”
田昌仁对此很赞赏，拍着郜明的肩头说：“郜明同志，说得好啊！一个好党员就应该做党的忠实工具，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干一行就爱一行，干好一行！”
那两年郜明对田昌仁是十分尊敬的，既把田昌仁视作可靠的上级，更把田昌仁看作师长，夜里做梦都不敢怀疑田昌仁和新省委的正确。郜明真心相信，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星星之火迅速便可燃成燎原之势。因而，当田昌仁和省委为某个小工厂工头和工人之间的一场斗殴激动不已而彻夜开会时，郜明一点也不感到荒唐，甚至真诚地认为，那某个工头打向某个工人的一拳头，很可能就是一场轰轰烈烈革命运动的导火线。那时已有了“飞行集会”，这种集会强烈体现了田昌仁和新省委倡导的行动精神，很为田昌仁和省委委员们赞赏。因此，不但是基层党组织领着工人群众搞“飞行集会”，省委也多次发动省委机关的同志去参加。
郜明就参加过这种“飞行集会”，曾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委会委员，后来又做了他妻子的凌凤，就是他在193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飞行集会”上再度相逢的。
现在想想，这种“飞行集会”真是开玩笑，拿自己的党员干部，也拿工人群众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几个人突然跳到街头上扔上几把传单，喊上一通激昂的口号，唱一曲《国际歌》，对革命究竟有什么实际好处呢？真是天知道！每次“飞行集会”后都有不少同志被捕。搞到后来，党组织越是发动，工人群众就越是害怕。田昌仁和新省委殷切期待的积极影响没产生多少，消极的影响倒显而易见。
当时郜明却没有这种觉悟。这么干的时候，也没料到它的结局和后果，组织和参加这种“飞行集会”都是很认真的。1931年“五一”节，省委要他在省城最繁华热闹的中山大道搞纪念集会，郜明就很认真地去搞了，光跑工厂发动基层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就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传单印了几千张。
到了“五一”节早晨，天还没亮，郜明就起了床，和省委机关宣传干事小汤，一起往中山大道去了。赶到中山大道还不到七点钟，被动员来参加纪念集会的党员群众到得还不是很多。他们二人就在路边一个小摊上吃了点东西。吃东西时，郜明就注意到，小吃摊对过的路边上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郜明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心中揣摸，“飞行集会”的计划很有可能已被敌人发现了，闹不好要出事。郜明便悄悄叮嘱小汤小心一些，自己也在离开小吃摊时戴上了墨镜。
说不怕是假的，当时确实有些怕，即便这日集会的计划敌人没发现，危险性也是很大的。那年头，他们习惯于按照革命日历来发动革命，制造“高潮”。敌人也就习惯了按照革命日历剿杀革命，扑灭“高潮”。他和小汤极有可能被捕入狱，甚至牺牲性命。郜明虽说早就做好了这种最坏的准备，但思想深处又确不愿这种最坏的结局变成现实。因此，在1931年“五一”节的早晨，郜明是做好脱身准备的，戴了墨镜不说，身上的长衫也套了不同颜色的两件。
七点半钟，约定的集会时间到了，街上也熙熙攘攘热闹起来。郜明注意到，人群中许多党员同志的熟悉面孔——出现了。负责联络工作的市中区委交通书记老金噙了根香烟，走到他身边假装对火，悄悄对他说了句：“人差不多到齐了！”
郜明点点头：“那就开始吧！”说完，就和小汤一起疾速往身边“交通银行”的高台阶上走。与此同时，身后的老金摘下头上的礼帽，当街摇了摇。暗中集合于大街两旁的党员群众立即围拢过来。许多好奇的路人不知发生了啥新奇事，也跟着盲目挤了过来，霎时间整个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
郜明猛然转过身，站在交通银行台阶的最上层讲话了，讲得又急又快，像放连珠炮：“工友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朋友们，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们全世界无产者、劳动者的盛大节日！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显示我们劳动者的强大力量！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要垮台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来临了，中华全国苏维埃的建立已指日可待了！”
刚讲了这么几句，郜明就注意到，台阶下的人群骤然骚动起来。一些看热闹的人发现大事不妙，开始不要命地往外面挤。外围的党员和工人同志们则按事先的计划安排，牢牢稳住阵脚，手挽手组成了人墙，阻止人群的溃散。
便衣特务及时出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家伙吹着哨子，指着郜明喊：“盯住他，盯住这个共党分子！”
鸭舌帽手下的特务们开始拳打脚踢，向人群中冲，一些工友和他们交上了手。
郜明适时地停止了演讲，挥臂呼起了口号：
“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全世界无产者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郜明呼口号的时候，小汤和老金把一沓沓传单迅速撒了下来。有许多传单根本就没散开，一沓沓落到了地上。他们俩也不管，匆忙撒完之后，扯了他一把，说了声“快走！”就分头扎进台阶下混乱的人群中消失了。郜明也不敢怠慢，忙跟着跳下了台阶，挤入人流里，一时间被挤得东倒西歪，连鞋都差点被踩掉了。
这时，响起了枪声——不知是便衣特务们开了枪，还是赶来镇压的军警开了枪。集会的人群开始向大街两头哄散开去。郜明在人群中飞快跑着，一边跑一边换装。先是把墨镜摘了，接着又把外面套着的灰色旧大褂脱下来，露出了里面的那件黑色长袍。脱下的灰大褂，郜明顺手塞到了路边的垃圾箱里。
憋着气，跑了大约二三百米之后，身边身后的人越来越稀少了，郜明才整了整散落在额前的乱头发，喘匀气，闪身进了路边一家茶楼，找个空位子坐下了。
就是在这时候，郜明和后来的妻子凌凤再度重逢了。当时，郜明坐在茶楼靠窗的一张桌子旁边，刚斟上一杯茶，一个穿蛋青色旗袍的女人就进来了。那女人显然注意到了郜明，东看看，西看看，在郜明桌子对过的空位子上坐下了。她一坐下，郜明就认出了她，想叫却没敢叫：在清浦时，凌凤可是国民党员啊！
倒是凌凤先犹犹豫豫地先叫了他：“这……这不是郜明郜先生吗？”
郜明躲不过了，这才装作刚认出来的样子，叫了声：“哦，是你，凌小姐！”
凌凤站起来，抓住郜明的手：“真是你呀，郜明！我……我不是做梦吧？”
郜明故作轻松地笑道：“不，不是做梦！这不，又看到你那双亮眼睛了……”
说这话时，郜明很有感触，久违的清浦故人突然出现在眼前，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场总同盟罢工和其后的清党。郜明真想知道，他和清浦共产党人撤走之后的情况，甚至包括安忠良的情况。凌凤知道的却不多。据凌凤说，她两年前就移居省城了，一直住在自己姑妈家里。郜明这才骤然记起，凌凤这个国民党原就属于左派阵营。虽说是国民党员，却同情共产党。清浦清党时，凌凤就很不理解，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出过不少力。后来听说被安忠良逼走了，走时还和安忠良吵了一架，没想到竟也是到了省城，竟和他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了两年多。
“……现在在这里做什么事啊？”郜明问。
凌凤苦苦一笑：“能做什么事呢？一个女人家，还不是教教书么？”
郜明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凌凤毕竟曾经是个国民党员，尽管是左派，但这几年情况变化太大，他不能不保持应有的警惕：“哎，你今天一大早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是不是听说了我们要在这里举行‘五一’纪念集会？”
凌凤摇了摇头：“没听说，是碰巧遇上了！哦，对了，我姑妈家就在交通银行后面的巷子里。”
郜明眼睛一亮：“哦，那离这儿很近啊？”
凌凤马上意会了：“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走，到我姑妈家避避风再说。”
他们手挽手出去了，刚出去，满街抓人的军警们就冲进了这家茶楼……
那天“飞行集会”的代价是惨重的。市中区交通书记老金和省委机关的小汤都被捕了。老金后来牺牲了，小汤被捕的当天就叛变了。参加集会的工人党员也有三人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几个基本群众。郜明却是幸运的。他因为偶然遇到了凌凤，不但及时脱了险，还美美地在凌凤姑妈家吃了顿丰盛的午餐。
凌凤的姑妈把他当作凌凤的恋人了。
后来郜明曾感慨地说过：1931年的“五一”纪念集会不但造成许多同志被捕，还导致了省委机关被破坏——做了叛徒的小汤当天夜里就带着敌人扑进了大盛粮行。省委书记田昌仁和机关十几位同志全部被捕，损失惨重。但他却因为露面发表演讲，被凌凤认了出来，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爱人，有了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