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伟和刘敢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开在矿东门大街上的“上海服装”摊成了众人瞩目的所在。从一九八〇年起,红旗矿的服装潮流就完全由孙成伟和刘敢斗共同引导了。孙成伟摇身一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开口就是“阿拉”,闭口就是“侬”,号称自己是上海的服装世家,其家族一百年来专以美化人类生活为己任。刘敢斗嘴里更没有真话,啥谎都敢撒,在上海小摊上十块钱三件收来的劣质短袖衫,愣敢说是流行时装,愣敢五十元一件往外卖,竟也卖出去不少。

这期间,甥舅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层出不穷。用孙成蕙的话说,这甥舅二人是“既狼狈为奸,又内讧不已”;用刘存义的话说,则是“大狗小狗狗咬狗”。不过,当时这甥舅二人的矛盾斗争尚未涉及到领导权问题。刘敢斗那时还没有夺取孙成伟领导权的实力和野心,斗争的焦点很不集中,颇有点“意识流”的味道。

这日早上又要出摊了,孙成伟背着一个大包提着一个小包,照例在院子里吆喝刘敢斗:“敢斗!敢斗!快点,你还磨蹭什么?看看都几点了,还做生意么!”

刘敢斗在屋里对着镜子换好一身漂亮衣服,嘴里嚷着,来了,来了!一跑出来就乐滋滋地问:“哎,舅舅,你看看,我今天穿这身衣服好看吧?”

孙成伟只看了一眼,便心疼地大叫起来:“刘敢斗,这可是身高档服装,进价就六十多块!你咋自己先穿了?咋卖?咋哪件高档你穿哪件?卖不动算谁的?!”

刘敢斗照例斗争:“你叫什么叫?啊?我啥卖不出去?卖不动算我的!”

孙成伟没好气:“当然算你的!快走!”说着,把手上的一个包递给刘敢斗。

刘敢斗根本不接:“舅舅,你自己拿着,别弄皱了我这身高档服装!”

孙成伟很不高兴:“小姑奶奶,您老是去做生意,还是去逛街?”

刘敢斗甩手走在前面:“你叫什么叫?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

孙成伟只得把大包小包都背着,像个负重的驴,尽管气愤难平,却拿自己这个外甥女毫无办法,只能一路上咕噜个没完:“敢斗,我告诉你,我不是绅士,我是你舅!你甩吧,这样下去,咱最好早点散伙!我是不想和你继续斗下去了!”

刘敢斗回首一笑:“散伙的梦你就别做了,反正我是跟你革命到底了!”

到了东门外“上海服装”摊上,二人不斗了,开始狼狈为奸,一致对外。

孙成伟操着半导体话筒,站在椅子上一遍遍吆喝,热情洋溢地招徕顾客:“哎,哎,侬瞧一瞧、看一看哪!侬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哪!真正阿拉上海货色……”

到了一九八四年,上海货被他们卖臭了,广东货开始走俏全国,孙成伟又学上了几句不伦不类的粤语,吆喝的内容也变了:“哎,哎,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哪!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哪!最新香港流行款式,风靡广州、深圳……”

在孙成伟歌唱般的吆喝声中,刘敢斗扮着笑脸,手脚麻利地拿衣服,收钱。

到了一九八六年,甥舅二人的商业革命终于获得了初步成功:从街头摊档迁到了店中,正正经经在矿东门外的商业街上开了座“广州时装店”,不但做零售,还做起了批发,孙成伟洋洋得意地自封了个经理,同时,任命刘敢斗为副经理。

这时,刘敢斗翅膀已经硬了,“广州服装店”五万的注册资金有她二万四,比孙成伟只少二千元,自然不甘心做副经理,于是,“广州服装店”开张的头一天,就和自己的舅舅进行了一次诱导性谈话。

刘敢斗先问孙成伟:“舅舅,你知道不知道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孙成伟装糊涂:“你舅现在身体还好,暂时还不需要考虑接班人问题。”

刘敢斗又请教:“舅舅,你知道啥叫‘刮不知耻’么?”

孙成伟指出:“敢斗,没好好上学吧?那字不念‘刮’,念‘恬’。”

刘敢斗笑了:“我就说它念‘刮’!知道怎么解释么?就是说有人脸皮太厚,要经常刮一刮!比如说你吧,舅舅,你咋就一点都不懂得谦虚?也没征求一下群众意见,自己就封自己个经理?”

孙成伟手一摊:“咱只能有一个经理,我觉得还是我当比较合适——我总是革命的先行者嘛!一九七九年不是我带了一包衣服过来,有今天这革命成果么?”

刘敢斗反问道:“没有我的卓越贡献,凭你一人就有今天这革命成果了?”

孙成伟没办法了:“总不能两人都当经理吧?”

刘敢斗早就想好了:“你当经理,我当董事长嘛!”

这才达成妥协,皆大欢喜。

一九八六年,孙成伟、刘敢斗的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孙成蕙一家艰难的日子也过去了;刘援朝和同厂女工王小小结婚生了孩子;刘跃进大学毕业和女朋友一起去美国留学;刘文革在退伍前考上了军事院校;刘胜利也做了主管农业的天河县委副书记。

然而,也就是在一九八六年,两桩塌天的大事竟接连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