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举人的黄泽如一直就没办法弄明白,他们作为一群读书人,忧国忧民,热血沸腾,思想和行动激进一点,干一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情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岳父大人高伯,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村野之人,一介草民,又哪来的那么多的激情和浪漫去跟朝廷较劲呢?在没有见到高伯之前,他总想,有一天如果见到高伯,他一定会就这个问题好好地问一问高伯。但是现在见面了,原先的那种念头反而没有了,他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的肤浅!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简单又简单的道理难道还用得着问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连吃的连穿的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税粮,为什么就不可以向朝廷说不!为什么就不可以造反?在中国,像李自成那类的农民阶级领袖是出得太少了,才使得政权更加昏庸和腐败,国力更加衰落。因此,从内心上说,他已经理解了自己的岳父。

而作为女儿的高兰香,在见到父亲时她悲哀地发现,几年不见,昔日年轻硬朗的父亲已经变得满头白发,变得非常苍老了。纵然千言万语,有一肚子的话想跟父亲说,但是,当看到父亲那个样子时,却一句也说不出来。那种心情很奇怪,到真的说第一句话时,却是骂她爹,向爹兴师问罪的。她说,爹,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给丢下来就连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呢?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想你,我娘有多想你吗?

这话叫高伯要怎么回答呢?光绪二十三年的那场大灾荒,把福建的百姓逼上了绝路,同时也让高伯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之中,要不是那个好心的船工把他送上了来南洋的轮船,他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原来,那船工知道高伯就是那个带领百姓抗捐的人,那是他从心里所敬仰的,况且,船工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当乡亲们把他交给船工时,船工就觉得自己接过去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良心和责任。乡亲们走后,船工问高伯道:船是要往南开呢还是往北开?那意思很明显,往南开是要送高伯到厦门,然后让高伯坐南洋的船去南洋;往北开则是把高伯送到船工的家里。船工的家就在往北不远的一个小港湾里。

实际上,摆在高伯面前的也只有那么两条路,要么去南洋,一走了之;要么先在船工家里躲起来。高伯说,就往北开吧,让我在你家先躲过这阵风头再讲。船工却说,不是我不收留你,而是眼下官兵在到处找你,就是躲在我家里怕也不安全,不如先到南洋去。高伯赶紧说,不,我不去南洋,我为什么要去南洋呢?我到底犯了什么死罪,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呆的?再说,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走了,她们要怎么办?船工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时就要屈,该放弃的就要放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留下来,对你的老婆孩子也不见得有好处,只能拖累他们,让他们跟着你遭殃,你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我送你去厦门吧!

高伯想想也是,觉得船工讲得很有道理,知道这一步非迈出去不可,他只能背井离乡去南洋了。心里越想越伤心,不禁红了眼眶。从内心来说,他确实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心情离开大清国,他知道,他这一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恐怕只有天才能够知道了。

高伯真的要感谢那个船工。他们的船还没离开岸边,官兵却已经闻讯追赶来了,那个与他素昧平生的船工,竟然不顾自身安危,一根长长的竹竿朝岸边使劲一点,船就带着高伯扬帆而去,一路顺风将他送到了厦门。然后,船工把乡亲们送给他的钱全部拿出来铺通了高伯去南洋的道路。高伯至今也不明白,他算何方神圣?生活却对他那样的开恩,或者说,对他格外的恩赐,让他每每在走投无路时却能柳暗花明,化险为夷。那不是造化是什么?

这些年来,高伯并不是像高兰香讲得那样,真的已经把妻儿老小给忘了。来南洋后的每个夜晚,他都会仰望着有星星或没有星星的夜空,想着大清国,想着家乡,想着家乡的亲人,和帮助过他的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船工。但他所能做到的,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大清国的逃犯,他又能怎样?本来,他也想过给家乡的妻儿寄一封家信,报报平安。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他想那种信件除了会给妻儿增添麻烦和危险外,对她们不会有任何的好处,也就作罢了。但从内心来说,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那里才是他的祖国,他的家。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这是他对南洋的全部理解和印象,也是他身在异国他乡的最真实的心情。他几乎天天都在为一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实现的愿望准备着,努力着,那种愿望就是: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哪怕死也要死在大清国的土地上!

女儿和女婿的到来,无疑给高伯带来了无比的欣慰。但当得知女婿是因触犯了朝廷才被迫来到南洋时,高伯马上对这个才见面的女婿表现出极大的冷淡和不满。尽管女婿一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高伯仍然不为所动。到了这时,黄泽如才发现岳父其实并不是自己心里想的那样简单,他当初带领百姓拒交税粮,那完全是为了生计,为了救命,也就是说,那是万不得已的,是一种兔子急了也咬人的本能反应。而且,事后他已经在为他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并引为终生的遗憾,心想百姓向朝廷交税纳粮就像儿女孝敬父母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怎么可以抗交呢?那时他到底从哪来的胆量呢?如果说能够有第二次选择的话,他一定不会那样做了。因此,他对女婿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说也已经晚了,但我只要求你们一点,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做对不起朝廷的事情了,不管你路走多远,到了哪个国家,有一天你终归是要回去的。外国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国家。这些都是黄泽如见到高伯后,高伯一口气向他和自己的女儿掏出来的心里话。

千万别以为高伯在说教,和黄泽如的父亲黄敬芳一样,作为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他们心里确实就是那样想的。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潜藏有一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结。那是一种相当原始和固执的情结,只要有了那种情结,有了那份痴迷,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不管你走到哪里,那种忠于朝廷的心情就永远不会改变。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高伯在他临死的那一刻,还在为自己当初的起事和后来的离开大清国耿耿于怀,那当然是后话了。

两个家庭终于团圆了,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三个多月来,两家人经历了一样的灾难,千难万险,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往事不堪回首。现在,生活好不容易重新归于平静,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但都发现,生活已经不可能复原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几乎都已经伤痕累累,于是都不愿意再提过去的事,再去回忆过去的事。特别是陈可镜,他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又提起山子的事让李清华伤心难过。

生活总得重新开始,该忘的就得忘掉,一个人是不能带着那么多的包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该多辛苦,多累呀!按高伯的意思,本来他打算替他们小夫妻租一间屋子,让他们在新加坡先站住脚,再慢慢看要怎么发展。但陈可镜却坚持要到沙捞越去投奔他的二叔陈忠祖,他的二叔在沙捞越的古晋开饭店。他说他必须找到他的二叔,二叔已经老了,要不是因为二叔,他也不会到南洋来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高伯自然不便挽留,便给了他们夫妻一些盘缠送他们上路了。

从地理位置上讲,沙捞越位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它原本属于文莱苏丹管辖,文莱苏丹派有总督及亲王驻在沙捞越的古晋,处理政事。沙捞越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把王位献给你”。十九世纪初叶,一艘英国商船途经沙捞越境内时失事,船上的水手被沙捞越人救起,并受到了优待。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及商会因此请逗留在新加坡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为代表,带着礼物文书赴沙捞越,向驻沙捞越的文莱亲王及总督表示谢意。詹姆斯原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后辞职进行他的探险活动,到过槟城、新加坡、马尼拉、中国等地。一八三九年八月,他到达沙捞越后,向亲王与总督转达了新加坡英国总督与商会的谢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殷勤的接待,他还与亲王结为挚友。在此后的两年中,布鲁克帮助亲王镇压了沙捞越人民的武装反抗。因为亲王曾在事前多次许诺,只要布鲁克帮助他平定暴乱,便将沙捞越授给他,并封为该国“拉者”(国王之意)。所以,根据这个诺言,詹姆斯·布鲁克于一八四一年九月被授为沙捞越“拉者”;翌年八月,得到了文莱苏丹的正式册封。一八四六年,沙捞越宣布独立。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国家正式成立,沙捞越便纳入了马来西亚。

中国与沙捞越的友好已有悠久的历史,那里大多数是福建人和潮州人。那时,从新加坡到沙捞越州只有轮船可通,辞别时,李清华抱着高兰香痛哭了一场。都说南洋好,到底好在哪里?家乡却有那么多人打破头都想着漂洋过海要来南洋,这不,才来南洋多久呢,就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事情,以后的路还怎么走?两人互相道了珍重。那情形,有点像生离死别,仿佛永远不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弄得在场的人心里头都凄凄惶惶的,直想掉眼泪。这边告别过后,李清华又去向阿春一家作别,难免又忍不住一阵哭天抹泪,悲怆的哭声让人听了都心寒。哭过后,还得上路,还得谋生去。大家都在心里替他们着急,心里想着,他们前面要走的路到底凶险不凶险呢?只有天知道!

陈可镜和他的妻子带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来到南洋,仿佛南洋就是他们理想中的福地和天堂。而把他们领到这个天堂门口的人,无疑就是他们至亲至爱的二叔陈忠祖。当他们赶到沙捞越时,二叔却连跟他们见上一面都来不及就撒手人寰了。宛如晴天霹雳,夫妻俩登时目瞪口呆。他们不可能想到,他们夫妻俩完全是让二叔给骗到南洋来的。这话该怎样讲呢?到了沙捞越后,他们夫妇才知道,二叔陈忠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死了,也就是说,陈可镜他们在接到二叔的那封信时,二叔就已经病得非常严重,快要死了。二叔一生是个鳏夫,没儿没女的,二叔让他们来,不过是想让他们为他送终,为了让他们有一天能够把他的遗骨带回大清国,如此而已,再也没有其他目的。但是,不想陈可镜他们的轮船在来南洋的途中遇上了海盗,把时间给耽搁了,二叔到底还是没能等到他们来到身边的那一刻就一命归西。二叔走时孑然一身,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产,就连他平时住的房子都是别人借给他的。所谓让他们来南洋继承他的事业和家产,实际上是二叔编造的一个美丽的谎言罢了。当他们知道了二叔让他们来南洋的真实目的后,大为震惊,觉得二叔的做法也实在太自私了。二叔不该这样骗他们的。

二叔陈忠祖所在的地方是沙捞越的首府,叫古晋,古晋(Kuching)在马来语中是“猫”的意思。据说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来婆罗洲岛的南方小城,登岸时居民怯生生站在一边看热闹,布鲁克手指着地上,以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询问一位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当地人一问三不知,这时,刚好一只猫在主人身边磨蹭,布鲁克再次以手指地时,当地人恍然有所悟,以马来语兴奋答说,古晋(猫)!英国人据此便把这里称为猫城。而实际上,这里每家每户都爱养猫,虽说猫作为宠物在东西方皆然,但爱猫的普及率之高当数古晋。猫城也即是猫的天堂,其自由与独立的性格不受限制,想呆在哪里就呆在哪里,没有人去打扰或驱赶它。

告诉陈可镜这些消息的是二叔在古晋的一个朋友,他是马来当地的伊班族人,叫阿茫。陈可镜注意到,当阿茫跟他说话时,一只漂亮的白猫就伏在他的脚尖前。阿茫是一个很喜欢跟中国人打交道的马来人。马来语是马来的国语,通常当地人都讲英语,也讲当地的一些土语。但阿茫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那一切都是跟二叔学的。阿茫告诉陈可镜,尽管他可以天天跟二叔学汉语,二叔却是一句马来土语或英语也不愿意学不愿意讲。有好几次,阿茫也问二叔为什么,二叔说,学不会,年纪大了头脑笨啦!阿茫便笑起来说,你二叔很狡猾,他是怕自己慢慢地被马来人给同化了,有一天自己也变成马来人了!

那倒是一句实话。当事情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这样描写在马来亚的华人:除了当地的水、空气和阳光外,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那就是母语,中国人自己的语言。不管男女老少,华人们一律说一口漂亮的汉语,不但讲汉语,而且为了不断延续,还教汉语,在非汉语作主要流通语或官方语的语境中,华人们能不受环境所扰,坚持说自己的母语,确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

由于语言交流没有什么障碍,阿茫说了许多关于二叔陈忠祖的事情。他还告诉陈可镜他们,二叔没想到自己会那样快就死掉,至少,他认为他应该会跟自己的侄子见上一面的,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他的侄子偏偏在路途上出现了意外。在临断气的那一刻,二叔交代阿茫说,将来,一定要让他的侄子,也就是陈可镜,千万别把他一个人扔在异国他乡。一定要把他的遗骨带回去,然后葬在他父母的墓旁。他说他生不能够为父母尽孝,死了一定守着两位老人。

在阿茫的引领下,陈可镜和李清华带了一些瓜果和水酒来到二叔的坟上祭拜。坟是土坟,才不过几个月时间,坟上的草都还没长出来,坟上的土已经被太阳晒裂了,现出一条条的缝儿,大的地方手指头都可以插进去。站在坟前,陈可镜依稀记起那年二叔要来南洋时的情景。一天,剃头匠二叔兴冲冲跑到家里跟父亲说,他要跟一个姓张的打金朋友到南洋去找金矿去,很多人到南洋去都发了洋财了。陈可镜的爷爷奶奶死得早,二叔七拖八拖到了大三十了也没娶上媳妇,那时,二叔已经有四十了,仍然还是一个人,父亲便说,就别去了吧,金矿真的那么好找?你就别做那个梦了。都老了,现实一点,赶紧在家找个女人过日子吧,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二叔说,人家姑娘不要咱,还不是因为嫌咱是个剃头匠,还不是嫌咱家里穷吗?咱到南洋去打拼几年回来,那时咱有钱了还怕没有媳妇?

二叔还是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跟那个姓张的去了南洋。陈可镜非常清楚地记得二叔在走出他家里的那一刻,二叔冲着他这个侄子扮了一个怪脸,他说,等我去南洋发财了,第一个就把你弄到那边好好玩去。父亲还了二叔一句说,我们谁也不敢指望跟你去享福,你只要自己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二叔说,那是一定的。

二叔陈忠祖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甚至连一点有关他的消息都没有。他的大哥,也就是陈可镜的父亲就常常念叨着,担心他出了什么事,直到要咽气的那一刻,还在挂念着二叔。他对陈可镜说,你二叔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一定是在那边没混出啥名堂来,所以连个音信都不敢捎给我们。其实当初我根本就不该让他去南洋的,他怎么可能找到金矿呢?他是让人家骗去南洋的,他太幼稚了。

没想父亲死去没几个月,二叔就来消息了。有一天,有人上门带来二叔陈忠祖的一封信,说是刚刚从南洋回来的,他告诉他们说二叔在南洋开了一家餐馆,发展得很好,生意忙得一个人怎么也做不过来,让陈可镜到南洋去继承他的事业。这话陈可镜在看了二叔的信后得到了证实。而且,让陈可镜意想不到的是,二叔竟然在信里告诉陈可镜说他已经在南洋找到金矿,接下去就看要怎么开采了。二叔在信里还特意说,当他和那个姓张的同乡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找到金矿的那一刻,人都傻了,他们想不到会有梦想成真的一天。

陈可镜捧着信读着,激动得泪水盈眶,心想父亲可惜走早了一步,要是他知道二叔这样好的消息,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于是,陈可镜把全部的家产都变卖掉,然后携家带口直奔南洋来了。他们原本是抱着满心的希望来的,没想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深深的失望和痛苦。

太阳已经西去,暮色苍茫中,陈可镜夫妇俩站在二叔的坟前,昔日二叔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好像才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细想一下,对二叔陈忠祖,陈可镜一点也恨不起来了。他突然觉得二叔也是不容易的,他一个人身处南洋,实在是太孤单了,他不可能不想自己的亲人,不可能不想自己的家乡和祖国,谁都害怕客死他乡,成为孤魂野鬼,谁都想落叶归根,二叔也一样的,他怕自己老了死了到过年过节连个上坟祭拜的人都没有。听父亲说过,二叔曾经跟父亲开玩笑说他这辈子也不打算结婚,不打算要孩子了,让父亲把陈可镜过继给他,替他在他老了后料理后事,续续香火就行了。没想此话不幸被二叔言中了。

陈可镜就想,如果从迷信方面来说,有些话真的是不能随便乱说的,指不定什么时候说的话就兑现了。陈可镜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二叔闯荡南洋那么多年了,还依然两手空空,囊中羞涩呢?他就这个问题请教二叔的那个伊班族的朋友。阿茫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告诉陈可镜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认识好多中国人。你们中国人都说南洋好,实际上南洋并不是你们讲的那样好,更不是什么天堂,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一样,只能说你运气好不好。运气好的人还可能赚一些钱,运气不好的,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没赚到钱你还不能回去,人这一辈子,很多人好像什么都可以不怕,但就是怕人家笑话,怕人家看不起,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也正是有了那种想法,结果害了你们很多的中国人,那种心情其实跟我们马来人也是一样的。

刚来南洋几个月的陈可镜虽然不可能对南洋有那么深刻的体会,但他已经感觉到了南洋给他们家庭带来的伤心和灾难。从他们目前的状况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他们已经只有进路没有退路了,家里的老宅都让他们给卖了,他们不可能就这样空着两手再回到老家去了。他们只能像当年他们的二叔陈忠祖一样,一切从头开始,要么在南洋生,要么在南洋死,除此之外,他们已经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了。

陈可镜忽然想起二叔在信里提到的巫鲁山金矿的事,虽然从理智上说他也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对那件事始终保持着一种说不出的浓厚的兴趣,心里想如果没有金矿,二叔为什么要编造谎言,编造一个巫鲁山呢?除非在现实中确实不存在什么巫鲁山。于是他问阿茫附近有没有一座叫“巫鲁”的山。

阿茫不明白陈可镜为什么要突然问起巫鲁山,他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有巫鲁山呀,你突然问起它要做什么?

陈可镜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又问,巫鲁山离这远吗?

阿茫说,说远也远,说近也近。说近呢,它其实就在眼前,你现在抬头就可以看得到,那座高高的就是;说远呢,它的整个山脉你想走遍它,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你们二叔在世的时候就经常往那跑,也想不出他究竟去哪里干什么,问了几次他都没跟我说。好像是他在那里发现了金矿似的。

陈可镜听了浑身一震:依你说巫鲁山真的有金矿吗?

阿茫说,这种事就说不准了,在南洋,每一座山上都有各种矿藏,谁又敢说巫鲁山就没有金矿了?又笑笑说,怎么,你也想去找金矿?

他这一说,倒弄得陈可镜有些尴尬,忙说,怎么会呢,金矿要是那样好找,大家就都别干活,专门上山找金矿算了!

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仍然惦念着金矿的事,心想无风不起浪,要是巫鲁山真的没有金矿,二叔何至于那样执着跟那个姓张的跑到南洋来,又何至于那样认真跟他讲起金矿的事呢?在他想来,金矿应该会有的,只是到现在为止,谁都没有找到它而已。他觉得,二叔好多事情都在骗他,唯独这件事没有。关键是眼下要赶紧找到那个跟二叔一起来南洋的姓张的朋友,只要姓张的朋友找到了,什么事情就都清楚了。陈可镜于是问阿茫是不是认识他二叔有一个姓张的朋友,阿茫马上说,你说的是那个打金的老张呀?当然认识了,你二叔当初就是跟他一起来南洋的。来了呢,天天就跟你的二叔一起往巫鲁山上跑,我想他们就是上山找金矿的,但找了几年,也没看见他们找到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老张了。听你二叔说他人还在沙捞越,不知道在哪条街上开了一家打金店替人家打首饰。

陈可镜说,你能确定他人还在沙捞越吗?

阿茫说,你二叔是这么跟我说的。

陈可镜心里就想,如果二叔对他来说是一个谜的话,那么,这个姓张的打金匠就是打开那个谜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为了解开二叔留给他的许多谜团,他就必须找到那个姓张的。陈可镜对未来的生活顿时又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忧郁的是李清华。这些日子,她的心情好不容易才从快要崩溃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已经变得平静了一些,现在又碰到二叔这种情况,心里不免又变得沉重下来。陈可镜看出来了,赶紧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的,好在两个人都还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只要我们好好干,我们还怕什么?

听自己的男人这样说,作为妻子的李清华还能说什么?公正一点说,作为传统的中国妇女,相夫教子,夫唱妇随是她们的本分和责任,她们不求跟自己的男人享福,但求夫妻和睦,家庭平安,当自己的男人走在人生的低谷或者说落难时,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坚强,与自己的男人患难与共的决心更加坚决。一代一代,她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她们的头脑构造就是跟男人不一样,她们明明知道那样很吃亏,但是她们却心甘情愿,不怨天尤人,这就是女人,否则她们就不叫女人了。

马来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当时马来亚的实际情况是,随着华人的不断南迁,马来人和当地原住民与华人的比例开始迅速发生着变化,华人社会人口仅次于当地原住民伊班族。伊班族是马来亚原住民中最大的一个民族,伊班族的居住形式有点特别。在伊班族居住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整排整排长条形的屋子,伊班族人喜欢居住在长条形的屋子里,据说最初他们只是为了抵御外敌和捍卫水源,到后来便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同一个屋檐下,最多的可建立起超过百户的居住人家,而仍然保持邻里之间的团结祥和,由此可见,伊班人是一个包容性强、温和,且具互助友爱精神的民族。

阿茫非常热心,把当初借给二叔的那间屋子又借给了陈可镜小夫妻俩,让他们安顿下来。这使得小夫妻俩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对他们来说,至少暂时有了栖身的地方。

至于接下去这第一步到底要怎么迈出去,就看他们自己了。陈可镜犯了难,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事可做,心想自己除了有一身力气外,还能干什么?思量再三,觉得自己也只有去车行租一辆车拉三轮了。李清华在家时不过做一些农活和家务之类,也没有什么正经手艺,这时忽然灵机一动,决定现学现卖,就干刚从阿春那学来的染布手艺。李清华也算是个烈性女子,这天晚上,夫妻两人到了床上后,她一把抱住了自己的男人叫起来说,陈可镜!山子死了,我替你再生一个山子两个山子生一打的山子我也心甘情愿,但是你得要有男人的血性,你不可再学你二叔了,既然来了就要像样儿干出一番事业来,否则你对不住死去的山子,我也饶不了你!陈可镜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刺激,用两手捧着女人的脸望着,望着,一句话也不说,突然,他一个腾身,把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然后像一只猛兽一样扑向女人,好像要一口把女人给吞了。李清华知道自己的男人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于表达的人,男人的行动已经表明了一切。也就是说,男人已经答应了她。她得到激励,热烈响应,边响应边说,你好好干,我好好为你生孩子,养孩子,到了那一天,我们风风光光回到大清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