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有一个小型的宴会。三十多位诗人、编辑和记者,在二楼的大包厢里挤满了三桌。花家舍的掌门人张有德没有出席宴会。但他派来了能说会道的助手。她的美貌,由于嘴角的一颗不大不小的痦子,而打了一点折扣。代表接待方致欢迎辞的,是花家舍新区管委会的主任,也姓张。他一开始就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大学学的是英文,硕士阶段读的是比较文学。因此,他在致辞中,夹杂着一些诸如actually,anyway这样的英文单词,还是说得过去的,并不让人反感。但他却刻意隐瞒了自己作为张有德堂弟的事实。他的致辞简短而得体,即便是客套和废话,也使用了考究的排比句式,仿佛大有深意存焉。

端午被吉士强拉到主桌就坐。而他本人,则谦恭地藏身于包房内的一个角落里。只有在敬酒的时候,才会在各桌之间来回穿梭。

端午的左手,坐着诗人康琳。他是端午在上海读书时的校友。因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当年他在上海时最大的烦恼,就是很多男性崇拜者锲而不舍地给他写情书。最近十多年来,端午还是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娶了一位法国籍的妻子,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过一年。他告诉端午,在布市的一年中,他从未停止过向每一位阿根廷人打听博尔赫斯的故居。所有的人都语焉不详。这让他既伤感,又愤懑。可就在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巴黎的途中,旅行社替他开车的司机才悲哀地告诉他,其实他所住的那家旅馆,就在“那个瞎子”的隔壁。

坐在端午右边的是诗人纪钊,也算是老朋友了。可端午一直找不到机会与他说话。此刻,他正在与邻座的一位池姓美女诗人,谈论着不久前的“阿格拉之旅”。他是如何夜宿“西克里鬼城”;从孟加拉湾长途奔袭而来的斯里兰卡虎蚊,是如何让他发起了高烧;一天夜里,一只孔雀如何通过敞开的窗户,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到他床前,并试图与他交谈;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中国诗人,又是如何被泰姬陵的美所惊得涕泪交流……

如今,诗人们在不大的地球上飞来飞去,似乎热衷于通过谈论一些犄角旮旯里的事来耸人听闻。这是一种新的时尚。也许只有人迹罕至的异域风情,才能激发他们高贵的想象力吧。那些刚刚迈出国门的人,傻乎乎地动辄谈论美国和欧洲,差不多已经成了一件丢脸的事。

徐吉士显得一脸疲惫,可还是举着酒杯,陪着痦子美女,挨个敬酒。同时,他也在物色饭后一起去酒吧聊天的人选。当他来到端午身边的时候,把嘴附在他的耳穴边,低声嘱咐了几句。人声嘈杂,端午几乎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当然,也不需要听清楚。

饭后,他们再次前往湖对岸的酒吧街。

同行的四位端午都有些陌生。由于大堂的柜台不能提供足够的雨伞,端午只得与吉士合撑一顶。两人谈起昨晚的事,吉士仍在不停地抱怨。昨晚他带走的那个胖胖的“伪空姐”,其实也不怎么样。嘴唇上满是坚硬的暴皮,弄得他很不舒服。

湖中的长堤上亮起了灯。迷蒙的灯光在细雨中显得落寞。吉士说,他本来也叫了康琳,可他推脱说,他现在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形式的享乐。语调中颇有厌世之感。端午想起了家玉,只是不知道她所呆的地方,现在是不是也同样下着雨。

他们绕过七孔桥边空无一人的停车场,穿过几条光影浮薄的街巷,来到了一个爬满绿藤的正方形建筑门前。据吉士说,这是花家舍最有情调的酒吧。门外有一个供客人喝啤酒的钢架凉棚,因为下雨,没有一个人。白色的桌椅叠在了一起。

这是一座静吧。人不多。侍者刻意压低了嗓门与他们说话。椭圆形吧台边的高脚凳上,坐着几对喁喁私语的男女。吧台对面,是一个巨大的水车,它并不转动,可潺潺的流水依然拂动着水池里的几朵塑料睡莲。他们由一条铁架楼梯上到二楼,在被黑色的漆屏隔开的一条长桌前,落了座。

吉士给每个人都点了一盎司威士忌,算是起个兴。随后,他又向朋友们推荐了这里的比利时啤酒。端午注意到,离他们不远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坐在阴影中。她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浅蓝色纱巾,精致的侧脸被桌上的小台灯照亮了,似乎面有愁容。笔记本电脑开着。敲击键盘的声音和屋外飒飒的雨声难以区分。

乍一看,这人还真有点像绿珠。

晚宴的时候,绿珠给他发来两条短信,他还没有顾得上回。现在,她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鹤浦。端午想给她直接打个电话,可手机的荧屏闪了一下,提醒他电已耗尽。

坐在端午对面的两个人,正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其中的一位,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另一位是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从事诗歌评论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年龄看上去略大一些。尽管端午暂时还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可他知道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

另外两个诗人远远地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虽说不是刻意的,却与另外四个人隔开了相当的距离。他们似乎正在讨论一位朋友的诗作。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脸显得有点脏;另一个则面庞白净,脑后梳着一个时髦的马尾辫。

“你有没有注意到墙角里的那个女孩?”吉士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斜着眼睛对端午道。

“小声点。”端午赶紧提醒他。

“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如今已经难得一见。”吉士道,“你难道没发现,如今的女孩,一个比一个难看了吗?”

“又是陈词滥调。坦率地说,我倒没觉得。”端午轻声道。

“这个女孩让我想起了韦庄的一句诗。”

“不会是‘绿窗人似花’吧?”端午想了想,笑道。

“此时心转迷。”

他嘿嘿地笑着,声音有点淫秽。端午正想说什么,忽见对面的那位教授,猛然激动起来,突兀地冒出了一连串极其深奥的句子:

“网球鞋的鞋带究竟是从上面系,还是从下面系,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问题。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询问。Asking。阿尔邦奇的回答,让他的妻子陷入到了语言的泥淖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非同一般的询问,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日常语汇的分叉或偏离。也就是说,实指功能与修辞功能是如何地不成比例。是语法的修辞化呢?还是修辞的语法化?OK?”

教授极力试图控制自己的音量,可楼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还是纷纷转过身来打量他。端午把教授刚才的那番话琢磨了好几遍,最终也没搞懂他在说什么。他不知道“阿尔邦奇”是谁,为什么要系网球鞋,更别提他的妻子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他,大学里的所谓学问,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精深的程度。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两位年轻诗人,也谈兴正浓,状态颇显亲密。教授的那番话不过使他们的交谈中断了半分钟而已。随后,两人又开始交头接耳。他们频频提到潘金莲、西门庆或武松。起先,端午还以为他们是在讨论《水浒传》。可后来,络腮胡子又两次提到了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端午又觉得,他们正在谈论的,似乎是《金瓶梅》。

其实,两者都不是。

因为,端午听见那个脑袋后面扎着马尾辫的诗人,忽然就念出下面这段诗来:

他要跑到一个小矮人那里去

带去一个消息。凡是延缓了他的脚步的人

都在他的脑海里得到了不好的下场

他跑得那么快。像一只很轻的箭杆

……

马尾辫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能够随口背诵诗人的原作,让端午颇为嫉妒。他有意加入两人的谈话,便端着啤酒杯,朝那边挪了挪,与两个人都碰了杯。两个年轻人也还友善,他们亲切地称他为“端午老师”。络腮胡子更是自谦地表示,他们都是“读着端午老师的诗长大的”。这样的恭维,虽说有点太过陈腐老旧,可端午听了,也没有理由不高兴。

端午问他们正在聊什么,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笑。马尾辫道:“嗨,瞎侃呗。”

他们之间已经热络的谈话一旦恢复,似乎也不在乎把“端午老师”抛在一边。端午坐在那里根本插不上话,立刻离开又显得很不礼貌,只得尴尬地转过身来,再次把目光投向桌子的另一端。

两位学者之间的谈话,已经从高深莫测的修辞学,转向一般社会评论。两个人都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感到忧心忡忡。其间,徐吉士不无谄媚地插话说:“杞忧,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听上去,有点不知所云。

教授喜欢掉书袋。学院的严格训练,使得任何荒谬的见解都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却没有对他言谈的逻辑性给予切实的帮助。他的话在不同的概念和事实之间跳来跳去。他刚刚提到王安石变法,却一下子就跳到了天津条约的签订。随后,由《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通过“顺便说一句”这个恰当的黏合剂,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法、美于1946年签订的某个协议的阐释上。

“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协定的签署,导致了日后的‘新浪潮’运动的出现……”

研究员刚要反驳,教授机敏地阻止了他的蠢动:“我的话还没说完!”

随后是GITT;哥本哈根协定;阿多诺临终前的那本《残生省思》,英文是The reflections of the damaged life。接下来,是所谓的西西里化和去文化化;葛兰西;鲍德里亚和冯桂芬;AURA究竟应翻译成“氛围”还是“辉光”。教授的结论是:

中国社会未来最大的危险性恰恰来自于买办资本,以及正在悄然成型的买办阶层。他们与帝国主义主子沆瀣一气,迫使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一点残菜盛羹,加紧榨取国内百姓的血汗……

问题在于,端午并不知道教授是如何从前面那些繁复而杂乱的铺陈中,推导出这一结论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教授还引用了一句甘地的名言。可惜,他那具有浓郁河南地方特色的英文有点含混不清。

另外,端午的注意力,再次被两位年轻诗人的谈论吸引住了。

她累了,停止。

汗水流过,落了灰,而变得

粗糙的乳头,淋湿她的双腿,但甚至

连她最隐秘的开口处也因为有风在吹拂

而有难言的兴奋

……

诗中的那个“她”,指的也许就是潘金莲。端午紧张地朝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女孩看了一眼,所幸,她的耳朵里已经嵌入了白色的耳塞。白皙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敲击着,为了驱散越来越浓的烟味,她开了窗。她的头发微微翕动,因为窗口有轻风在吹拂。

吉士在烦躁地看表。他走到那个马尾辫青年的身边,手搭在他肩上,与他耳语一番。马尾辫仰起脸来,笑了笑,说:“那不着急!”

研究员显然不同意教授的观点。

“社会已经失控了。”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从桌上的玻璃盅中抓出几粒花生米,放在手里搓了搓,吹掉了浮皮,放在嘴里咀嚼着,接着又道,“这种失控,当然不是说,权力对社会运转失去了有效的管制或约束。我的意思是,这种失控,恰恰是悄然发生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他们——也许我应该说我们——我们已不再相信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不再认同任何价值。仿佛正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每一个人都不能连续思考五分钟以上,都看不到五百米之外的世界。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

“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攻击美国;而自由主义者则把矛头指向体制和权力。在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中,双方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权力,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论是中石油,还是世界银行,生来就彼此抱有好感。它们之间有一种,怎么说呢?天然的亲和力。甚至都用不着互相试探,一来二去,早就如胶似漆了。在国内,你如果在48元的价位上购买了中石油的股票,只能怪自己的祖宗没有积德。几年下来,股价已经跌到了可怜的12块钱。可中石油在美国仅仅融资29亿美元,给予境外投资者四年的分红累计,竟然超过了119亿美元。很多人还抱有天真地询问,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要说的是,这种改革,并非没有开始。依照我的观察,它已经在内部悄悄地完成了。它已经是铜墙铁壁。事实上,任何人都已经奈何它不得。

“而保护这一壁垒的,不是防弹钢板,甚至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合谋和沆瀣一气,而是让人心惊胆战的风险成本。为了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维持现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的后果,同时又在堆积和酝酿更高层级的风险,如此循环下去而已。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只有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当这个社会被迫进行重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个代价还不仅仅是环境和资源,也许还有整整几代人。当然,GDP还不错。据说马上就要超过日本了,是吗?”

教授笑了笑,插话道:

“不是马上,而是已经。有时候,我们很世故,有时候似乎又幼稚得可笑。一头狮子,如果说自己长得有多肥,炫耀炫耀,那倒也不妨事的;如果是羊或猪一类的动物,整天吹嘘自己长得有多胖,前景反而有点不太妙。”

随后他又补充说,“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说的。”

研究员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的思路似乎也被正在朗诵的诗歌片断打乱了。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漩涡

和一份末日的倦怠

脸孔像睡莲,一朵团圆了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我这活腻了的身体

还在冒泡泡,一只比

一只大,一次比一次圆

研究员把目光转向端午,问道:“诗人有何高见?你怎么看?”

“我是个乡下人。没什么可说的。”端午笑道,“电视、聚会、报告厅、互联网、收音机以及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说话,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结论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每个人都从自身的处境说话。悲剧恰恰在于,这些废话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声音到处泛滥,所以,你的话还没出口,就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故作姿态或者陈词滥调……”

“我同意。”研究员道,“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处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言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无言状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沉默,反而恰恰是说话。”

端午觉得研究员多少有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正想声辩几句,就看见吉士已经哈欠连天地站了起来,从椅背上取下夹克。

他们已经打算离开了。

端午没有与他们一起去夜总会。

吉士暗示他,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点特别,和昨晚大不一样。女孩们都穿着红卫兵的服装。他许诺说,在灵魂出窍的疯狂中,还有浓郁的怀旧情调。不过,吉士见端午主意已定,也没有怎么去勉强他。倒是教授轻佻地冲他眨了眨眼睛,说了一句老套的俏皮话:

“形固可如枯槁,心岂能为死灰乎?”

他们就在酒吧门外的濛濛细雨中分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