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湾的房子还未来得及过户到妻子的名下。出于谨慎和不必要的多虑,他在用钥匙开门之前,足足敲了两分钟之久。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来自于换洗的沙发座套、台布和此刻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客厅墙上,那张裴勇俊的电影招贴画不见了,留下了一块镜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着一大丛杂色的雏菊,只是如今已经焦枯。

家玉其实最不喜欢雏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买花,挑来挑去,最后却总是抱着一大把雏菊回家。由于每次都买回这些廉价的花朵,时间一长,家玉就误以为自己是喜欢它的。从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悖谬。

有一次,端午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厌恶的事情。家玉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就是我的命。”

尽管房间被收拾得异常整洁,可餐桌上已经有了一层灰白的浮尘。这至少说明,妻子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儿住了。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芦柑。一只方方的玻璃茶杯中,立顿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样。

屋外的花园,被浮薄的朝阳照亮了一角。他还记得,房屋装修时,他和家玉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选蔷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见家玉那么高兴。如今花枝已经盛大,它们攀爬在绿色的铁栅栏上,缀满了繁密的花苞。在墙根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疯长,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将地面铺设的红砖顶翻。

隔壁人家的花园里,有个老太太戴着凉帽,一边捶着腰,一边给韭菜撒草木灰。她是个“自来熟”,而且话特别多。她操着浓郁的扬州口音,骄傲地向端午说起她的儿子。他姓白,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端午不怀好意地问她,他儿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来。她说,儿子还没当上那么大的官。可他寄回家来的明信片上,倒是确实有白岩松的签名。他是个司机,是从部队转业过去的。

端午向她打听妻子的情况。老太太说,曾见她在这里住过几天,不过时间不长。最近一晌没怎么见过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见她在花园里给蔷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着花篱,想递给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谓的“文乎文乎”是什么意思,便笑着安慰她说,妻子恐怕听不懂她的江北话。他又问老太太,是不是见过别的什么人来过。老太太撩起围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摇了摇头。据她说,妻子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金银花底下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从唐宁湾小区出来,端午的忧虑增加了。他没去单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辆黑车,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师事务所。

在六楼的走道里,他遇见了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徐景阳。他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就长得肥头大耳,去年从一次错误的癌症诊断中幸存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胖了。他们见过不多的几次面,都是在饭桌上。简单的寒暄过后,徐景阳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么样?”让端午吃了一惊。

他愣了愣神,向景阳苦笑道:“我这么心急火燎地赶过来,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呀。”

“朋友,你,什么意思?”景阳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硕大的脑袋里似乎飞快地在想着什么。

“家玉今天没来上班吗?”端午问他。

这回该轮到徐景阳发呆了。

不过,徐景阳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来。”

他们经由厕所边的楼梯,上到七楼。徐景阳将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书支了出去。然后,徐景阳十指相扣,端坐在办公桌前,一字一顿地说道:

“年后上班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辰吧,家玉找到了我的办公室。就坐在你现在坐着的椅子上。我以为她是来跟我商量润江区的拐卖儿童案,可她张口就说,‘不论我对你说出什么话来,第一,你不要大惊小怪;第二,你不要问为什么。’我当时也没顾上多想,就立刻点了点头。随后,她就提出了辞职,并要求结算合伙的本金和累计的分红。

“我一个人闷闷地想了半天。毕竟,这太突然了。最后只得问她,钱什么时候要。她说越快越好。随后就站起身来。我看见她的脸色,怎么说呢?有点怪怪的,像是出了什么事。就约她中午到她平常最爱去的‘棕榈岛’喝咖啡,希望能够了解她突然提出辞职的缘由。她在门口站了站,淡淡地说了句,改日吧。随后就走了。我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老隋。老隋也觉得过于突然。他说,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找家玉谈一谈。我们俩找到她办公室,可她已经离开了。办公桌里的东西都清空了。”

“她后来没来上过班吗?”

“没有。”徐景阳喝了一口茶,抿了抿嘴,将茶叶小心地吐在了手心里,“她来过一个电话,让我把钱直接打到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财务那边的字,还是我帮她签的。”

“多少钱?”

“大约是八九十万吧。除了她应得的部分,我和老隋商量后,又额外多付了她六个月的工资。毕竟在一起合作了这么久,好聚好散嘛。”

“我能不能抽支烟?”端午问他。

“抽吧。你给我也来一根!”景阳拿过烟去,并不抽,只是让它在鼻孔底下,轻轻地转着。

端午猛吸了两口烟,这才不安地向他提到,家玉自从2月28日离家至今,已经失踪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暂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端午向他隐瞒了他们已经离婚这样一个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阳的判断。

“从法律的意义上说,这还不能称之为失踪。”景阳安慰他说。

“你觉得要不要报警?”

景阳想了想,说:“先不忙报警。就算你报了警,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她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她出走前,你们有没有拌过嘴?吵过架?或者发生过别的什么事?老实说,她突然提出辞职,让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虽然知道她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可这两天我还是一直不停地给她打。”

端午微微地红了脸。他犹豫了半天,正打算硬着头皮将妻子失踪前后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忽听见景阳道:

“这样,你回去以后,先把小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一下。如果她是带着旅行包出门的,也许问题不大。没准儿在外面呆个几天,散散心,自己就会回来。”

办公桌上奶白色的电话机响了起来。

景阳抓起电话,慢条斯理地“嗯、嗯”了几句,忽然就暴跳起来,对着话筒大声训斥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随后,“啪”的一声,就撂下了电话。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景阳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道,“等家玉回来之后,你真该带她去做心理咨询。”

“你是感觉到,她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吗?”

“也不一定是精神上。”景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问题出在这儿。她当初实在是不该入这个行。干我们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预先就得培养某种超越的心态,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这玩意儿,你懂的!说到底,就是一个game而已。”

“你指的是法律吗?”

“当然。”徐景阳点了点头。

他看见端午吃惊地瞪着自己,又补充道:“同样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来个判一缓二。从法律的意义上说,有经有权,有常有变。灵活性本来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先撇开司法腐败不谈,法律当中的名堂经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想,为什么会有坦白从宽这一说?为什么投案自首或高额赔偿能极大地降低罪责?假如我想除掉你,杀人之后在第一时间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的悔罪,加上高额赔偿,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预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后,因揭发而立功,甚至还可以得到一个更短的刑期。从死者的角度看,这当然不公平。可法律并不真正关心公平。

“我们很可能会误解,认为法律的设定,是以公平和正义为出发点的。家玉不是正规的法律系毕业的,这个弯子,她一直到现在绕不过来。法律的着眼点,其实是社会管理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自从现代法律诞生以来,它就从来没有带来过真正的公平。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完全一样。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法律的条文本身,而是对它的解释和灵活运用。也可以说,没有这种灵活性,就没有法律。不过,话还是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家玉的情感太纤细了,太脆弱了。她不适合干这一行。直到离职前,她在阅读案卷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这又何必?太多负面的东西压在她心里,像结石一样,化不掉……”

端午离开的时候,徐景阳客气地将他一直送到电梯口。他嘱咐端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随时给自己打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端午已经坐在小区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28日妻子出门的录像。

他给徐吉士一连打了两个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等到他终于拨通了吉士的电话,端午乘坐的出租车,已经来到了《鹤浦晚报》的办公大楼前。

徐吉士满脸怒容,正在办公室里大声地呵斥他年轻的女下属。端午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等候。他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翻了翻,又厌烦地扔回了原处。他看见吉士敲打着手里的一摞文件,对那个女孩骂道:

“‘我好好喜欢’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嗯?你是从哪里学来这种不伦不类的腔调?还有这里,‘谏壁发电厂的这种做法,像极了古语所云的,怎不叫刚刚踏上社会的我们感到纠结?若不限期改正,广大干部群众情何以堪?’你这叫什么他妈的句子,谁能看得懂?你说你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谁能相信呢?嗯?你说古语所云,所云什么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端午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起来。

吉士当上社长,还没两个月,脾气见长不说,在训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见他骂骂咧咧地把对方训斥了十多分钟,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那个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显得十分单薄,但她并不把领导的盛怒当回事。既不声辩,也看不出有任何紧张。她双手反剪在背后,咬着嘴唇,轻轻地摇摆着身体。为了表示自己认真在听,不时发出娇羞的感叹声:

拉得很长的“哦”;

拉得更长的“啊——”;

莺声燕语的“是这样啊”。

……

徐吉士威胁她:“如果再叫我看到这种狗屁不通的文章,你就给老子卷铺盖走人!”女孩只是夸张地吐了吐舌头,挤眉弄眼地向她的上司做着鬼脸。随后,她脚上的UGG翻毛皮靴,踩着吱吱作响的复合地板,一扭一扭地走了。

办公室里新添了一批家具。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漆味。吉士的办公桌上,居然也已经摆出了两面色彩鲜艳的小国旗。

即便是女孩走后,吉士的一只手仍然叉着腰。原来是昨天晚上去“醉花荫”打网球,不慎闪了腰,并非故意在下属面前摆谱。

吉士从柜子里拿了两条“黄鹤楼”给他。还有一个印着“抢新一号”字样的铁盒,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我在报社呆了七八年,你很少到我的办公室来。”吉士笑道,“可最近的一个月之内,你已经是第二次上门了。有什么事吧?”

端午向他说了家玉的事。出走。离婚。从单位突然辞职。年前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她卖掉了那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在小区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画面。

吉士静静地听他说话,手却没闲着。等电磁炉上的矿泉水烧开,吉士开了一包“红顶山人”,熟练地用竹夹转动着青花瓷的茶杯,为他洗杯沏茶。他的脸上倒没有什么惊异的表情,半天,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小心烫。”

端午显得有些尴尬。等到他把该说的话说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

“会不会去了国外?”吉士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在腰下塞了一块布垫,眼睛看着天花板,“比方说,她嫁给了一个老外。28号离开的那天,是不是有什么人来接她?”

“没有。她是坐着一辆三轮摩的离开的。”

“这事真的有点蹊跷。”吉士道,“不过,你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不能登报寻人吧?既然她已经关了手机,说明她此刻不想与你有任何联络。你所担心的碰到坏人的几率,很小。我劝你把这事先放一放。反正你们不也已经离婚了吗?先不去想它,或许过些日子,答案自己就会浮出水面的。你说呢?”

吉士很快就提到了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提到他不久前结识了一个叫张有德的人。他是花家舍商贸集团的董事长。张有德慷慨地答应提供会议的食宿、交通服务以及每个代表高达5000元的出场费。作为交换,徐吉士在报社提供了一个职位,给张有德从民办大学毕业的外甥女,而且保证不让她上夜班。同时,吉士还许诺不定期提供一定的版面,报道集团事务。当然,这些都不过是饭桌上的口头协议。吉士笑道:

“会议一结束,老子拍拍屁股就走人。其又能奈我何?”

会议就定在4月1号到4号。地点就在花家舍。上午开会,下午游玩。吉士已经派人去那里看过了。宾馆就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据说环境相当不错。

“会议通知呢?”

“早发了。”吉士掸了掸身上的烟灰,将烟头掐灭,“与会者名单,是我和晓渡商定的。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沈副市长答应出席。鹤浦的大小媒体全体出动。开幕式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一场研讨会,我看就你来主持,怎么样?”

端午竭力推脱。最后,在吉士的胡搅蛮缠之下,他只答应在第二天上午的会议中,担任讲评人。随后,两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会议的其他细节。聊着聊着,吉士又把话题绕回到家玉出走这件事情上来了。

看得出,即便是在商讨会议的细枝末节,吉士的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你刚才说,家玉还往你的银行卡上打了一笔钱,有多少?”

“大概有80多万。”

“这他妈的太奇怪了!这哪里是离婚啊?倒有点像是……”

端午大致能猜出他想说而又没说出来的话。他的脊背一阵发凉。

端午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儿子若若早已放学。像往常一样,他进不了家门,就坐在门口的一张石桌上,写家庭作业。天已经快要黑了。他的小手和脸颊冻得冰凉。端午一边替他收拾石桌上散乱的书本,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万一儿子问起母亲,他应该如何搪塞。没想到,儿子猛吸了一阵鼻涕之后,忽然仰起脸来,对他说:“妈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真的吗?她在哪儿?”端午脱口道。

儿子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反问道:“你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你怎么会接到妈妈的电话?”

“她把电话打到了老师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尽管端午盘问再三,还是没能从儿子的口中获悉更多的信息。不过,既然家玉给儿子打了电话,至少说明,她现在的状况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糟糕。端午总算略微放了心。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家里一直电话不断。先是小顾,然后是小秋,文联的老田、小史,甚至就连家玉的前男友唐燕升也来凑热闹。

还有许多陌生人。其中有一个人,自称是去年妻子在北京怀柔讲习班的同学,姓陶。这给端午带来了一个错觉,仿佛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发生在他们家庭的小小变故。或真或假的问候与关切,都一律空洞而程式化,不得要领,一律向他索要令他难以启齿的种种枝节。

端午不免在心里暗暗责怪吉士多事。

唯有小史来电中那句无厘头的“恨不相逢离婚时”,让端午开怀大笑。她还像以前一样傻呵呵的。没心没肺,信口开河。她已经怀了孕,正在学开车。看来心情挺好。她说:“早知道你这样的人还会离婚,我就没必要那么急着离开方志办了。”

端午表示听不懂她的话。

小史笑着解释道:“我是你故意丢失的小女孩呀。”

虽说话有点暧昧,可端午听了,心里倒是抖了两抖。放下电话,端午想着她那高大颀长的身体,还是在书桌前发了好一会儿呆。

“戴思齐的老娘”,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小区的胡依薇,也给他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反复嘱咐端午“要挺住”,“无论如何都要挺住”。没想到,说到后来,她自己忽然哭了起来,让端午颇感意外。只得反过来胡乱劝慰她。可到最后也没弄清楚,她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到儿子放学回来,一打听,才知道,戴思齐自从开学后,竟然一直没去上过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没顾上问。

绿珠给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当时,端午正在前往梅城的途中。因为第二天要去花家舍开会,他打算将母亲和小魏接过来住几天,顺便帮着照看一下孩子。他以为绿珠还在云南的龙孜,其实,她是在上海的松江。她在华东第九设计院所属的一个名叫speed-cape的工作室里挑灯夜战,为他们在大山中的“后现代建筑群”进行最后论证。

绿珠的声音中有一种疲惫的兴奋。她说,她每天都与姨妈联络,对端午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如果像她说的那样,她对家玉的出走不可能不知道,但却奇怪地一字未提。她鄙夷张爱玲,却信奉她的一句名言: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命运。

她说,她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在返回龙孜之前,她打算回鹤浦来休息几天。

“你哪都不许去!等着我!呆在家里,老老实实地,乖乖地等着我!”

他很喜欢绿珠撒娇似的命令口吻。

端午“嘿嘿”地笑了两声,还想跟她臭贫几句,可绿珠很不得体地说了句“我现在忙得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就把电话挂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