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零二分,由北京开往杭州的夕发朝至和谐号列车,正点停靠鹤浦车站。今天是星期六。她没有让端午来接她。外面下着小雨,雷声在很远的山谷里炸响,随后就是一连串沉闷的回声。空气中有一股可疑的怪味道,类似于苹果软化后发出的酸甜味。她的雨伞还在皮箱里。家玉实在不愿意在拥挤的人流中打开旅行箱,就只好冒着雨出了车站的检票口。

五十米之外的出租车站,刚下车的乘客排起了长队。因为下雨的缘故,家玉还是就近上了一辆黑车。这让她多少有点自责:自己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还不足以让她多走五十米。尽管她很想在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可她还是决定顺路先去一下律师事务所。一周之前,她合伙人之一的徐景阳跟她通过电话。有两份亟待处理的急件就搁在她的办公桌上,她得尽快把材料取走。景阳的左肺叶有点问题,情况不乐观,要入院开刀。手头的事务只能由家玉代劳了。

家玉在律师事务所楼下的seven-eleven买了一包方便面、一根玉米、一只茶鸡蛋,外加两包速溶咖啡。她接到了三个手机短信。她红着脸,回复了其中的一个。她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六层,可电梯在六楼不停,她必须先上到七楼,然后再从楼梯间走下来。

尽管她离开了近四个月,办公桌上还是纤尘不染,十分整洁。桌子上的那盆茉莉花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枝枯叶败,相反,黑亮的枝叶中缀满了白色的繁密花苞,已经有隐隐的香气逸出。在一大摞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用订书机压着一张便笺,那是徐景阳给她留下的。他嘱咐家玉,法律援助中心交办的两个案件,必须尽快处理。市里有关部门已经催问过多次了。在等候电脑启动的这段时间中,电水壶的水已经开了。她用泡方便面后多余的水,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随后,她用餐巾纸小心翼翼地吸干头发上的雨水,一边啃着玉米,一边阅读桌上的材料。

第一个案件没有多少意思。大抵是农村鳏居老人的赡养纠纷。那个老头已年近八旬,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无人愿意照料他。这一类的事情在鹤浦一带司空见惯,对律师的能力和智商构不成任何挑战。总体上说,既繁琐又乏味。本案的特殊性,倒不在于老人家儿女众多而又得不到赡养,甚至也不在于所有的子女都宣称自己“一贫如洗,病魔缠身。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甚至威胁要把老人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用板砖直接拍死他——关键是这个老人脾气火爆,尤其喜欢上访。他已经去过一次北京。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混迹于东交民巷告状者的队伍,就连那些来自全国各地“苦大仇深”的同伴也看不起他。那些人骂他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瞎起哄。几个好心人则劝他说,这种事情,在当地一纸诉状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到北京来闹事。最后,鹤浦驻京办的人找到了他。他们请他到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了饭,又陪他游览了长城,还给他买了一张返程卧铺票。他穿着那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T恤,神抖抖地回来了。

相比之下,第二个案件则要复杂和离奇得多。庞家玉为了尽可能详尽地弄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阅读案卷材料的同时,也通过Google,在互联网的网页上搜索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件事发生于一年前。

一天下午,父亲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接儿子。妻子与他离婚后,一直没有下落。他与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他看见儿子背着书包,与小伙伴们说说笑笑地从学校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同时也看到了正在向他逼近的巨大危险。

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突然从一片树荫里闪了出来,同时从怀里拔出了刀。他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死。甚至准备接受它。唯一的问题在于,死亡的地点和时机有点不合适。因为儿子,他的命根子,正有说有笑地走出学校的大门。既然这个人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公然亮出刀来,说明他并不在乎这件事的后果。本来,歹徒要从十分拥挤的人群中走到他面前并不容易,可家长们不约而同地决定予以配合。他们纷纷闪避,让开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通道。两个人都在向他走近。一个是化身为秃头的死神,一个是他生命中仅有的慰藉——儿子。

在那个节骨眼儿上,冷静的父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这也成了事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儿子带着询问、困惑、惊恐的目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朝儿子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并笑了一下。他的儿子果然聪明绝顶。在歹徒疯狂地将刀捅向父亲的时候,他准确地领会了父亲的期望和意图,并强作镇定。他假装不认识父亲,从他身边一走而过,从而逃过一劫。

庞家玉转过身来,看了看门口正望着她的垃圾清扫工。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假如此刻若若就在她身边,她一定要将他搂得紧紧的。不管他如何挣扎,也不松开手。

而这个杀人事件,不过是整个案件的起因。

那个幸存者,那个侥幸逃过一劫的孩子,也没有能够活多久。两个月前,他因为白血病,死在了鹤浦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临死前,他的手里紧紧地抱着他父亲留下的一件旧衬衫。在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失声痛哭。而他的奶奶则发了疯般在地上乱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奶奶将孙子的死因归咎于医疗事故,而将院方告上法庭,是荒谬而不近人情的,甚至多少有点恩将仇报。院方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鉴于孩子的父亲一年前惨遭杀戮,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大夫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孩子的生命。不仅免除了所有的医药费用,而且还在医院的职工中发起了募捐。虽然捐到的钱并不多,可这在医院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老奶奶根本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离去这一事实,抱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死光了,我的孙子也不能死”这样的顽固的信条。她缺乏必要的医疗常识,认为只要移植了骨髓,孩子就能康复。另外,她也需要——钱。

案卷中有一份徐景阳与当事人笔谈记录的打印稿。在这份打印稿上端的空白处,景阳留下了这个老太太详细的家庭住址,她的钱姓邻居家的电话号码,一副草图,简明扼要地标出了村庄的位置和行车路线。图旁还有一行小字:

尽量不要在村里的“华强小吃店”吃饭,那里的面条中有一股怪味,有点像肥皂。

景阳是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周到,细致,温文尔雅,而且充满理性。在这份长达十多页的谈话记录中,那个痛失儿孙的老太太大概是不愿意提到“死”

这个字,也未用“故去”、“走了”一类的替代性词汇,每当她提及孙子离去这一事实,她一概使用“牺牲”这个词。比如说,我的孙子,我那宝贝疙瘩,已经牺牲了三个月零十七天了。而一丝不苟,凡事力求客观严谨的徐景阳,对她的话照录不误。

家玉不由得想起她与端午的一次争论。

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长诗,题目就叫作《牺牲》。那段时间,端午简直被“牺牲”这个词迷住了。按照端午的看法,每个时代都有难以统计的牺牲者。正是“牺牲”这个词的出现,使得我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的实际含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和升华。它所强调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目标和意义。端午举例说,在远古时代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中,被送上祭坛的牺牲者,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是肃穆而神秘的仪式的一部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牺牲者在不同的时代之所以会被挑中,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纯洁无瑕,比较适合神灵的胃口。他们被当作礼物送出去,换来的是风调雨顺,阴阳谐和,四时吉祥。牺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革命时代,为了达成某个或具体或虚幻的目标,一茬一茬的牺牲者长眠于地下,化迹于无形,但他们的名字因被写入胜利者的历史而留了下来。即便是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也得到了恰当的处理。他们往往被吸纳于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比如烈士和纪念碑)中,而得到缅怀和纪念,从而象征性地融入到历史之中。

而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没无闻。

形形色色的个人,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幸的是,他们都死在历史之外,属于某个偶发性事件的一个后果。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作出牺牲。他们是自动地成为了牺牲品。究其原因,无非是行为不当,或运气不好。

没有纪念。

没有追悼。

没有缅怀。

没有身份。

没有目的和意义。

用端午的话来说,就像水面上的气泡,风轻轻地一吹,它“啵”的一声就破了。有时甚至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他们的牺牲强化了幸存者的运气。他们的倒霉和痛苦成了偷生者的谈资。而牺牲者只有耻辱。

在端午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

实际上,家玉完全不同意丈夫的看法。她认为端午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思考着这些阴暗的问题,对健康没有什么益处。而且,丈夫对社会的观感过于负面和消极。好像中国随时都会崩溃。

“崩溃了吗?”她严厉地质问端午。

“没有。”她自己作出了回答。

丈夫之所以这样悲观,其实完全是因为他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为自己的掉队和落伍辩护;为了打击她那点可怜的自信。他哪里知道,为了维护这点自信,为了让自己活得多少有点尊严,自己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丈夫把那首刚刚完成的《牺牲》给家玉看。可家玉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在了一边。无聊。她说。端午老羞成怒地叫道:

“你至少应该读一读,再发表意见……”

“哎哎哎,叫什么叫?别总说这些没用的事好不好?你难道就没有发现,马桶的下水有些不畅?打个电话叫人来修一修,我要去做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当她在阅读这份案卷,想到那个手里攥着父亲的衬衫而死去的孩子时,她的胸部一直在隐隐作痛。她流下了眼泪,不光是为那孩子。她觉得端午当初的那些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当然,她也本能地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有点不寒而栗。

近来,她总是被忧郁缠住。她被无端的忧虑折磨得坐卧不宁,端午反而夸她有进步。听上去更像是挖苦。

为了尽快让自己从这种恶劣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她给远在石家庄的小陶打了个电话。从他们在车站告别到现在,他已经给她发了十几条短信了。而她每次看到小陶的短信,都会像少女那样晕头转向。两颊发热,心脏怦怦直跳。他完全配得上“毒药”这个称号。

庞家玉拎着沉重的皮箱,回到了家中。若若手里托着那只虎皮鹦鹉,来给她开门。儿子望着她笑,既吃惊又害羞。他的眼中有一种晶莹剔透的、钻石般的亮光。他长得一点都不像端午。

奇怪,要在过去,每逢家玉出差回来,儿子要么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将头埋在她的两腿之间,要么立刻去翻她的旅行包,看看母亲又给自己带回了什么礼物。现在不会了,他已经懂得了害羞。当家玉试图将他揽入怀中时,他竟然微微侧了一下身,将背对着她。可家玉知道他仍然在无声地笑。

“爸爸呢?”她摸着儿子的头,朝端午的书房里看了一眼。

“去邮局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他怎么老是忘了关音响?你去把它关上吧,吵死人了!”

儿子刚想走,家玉又把他叫住了,他看见儿子的额头上有一块紫药水的斑痕。

“你额头上的伤怎么弄的?”

“踢球时不小心蹭的。”

“瞎编吧。是不是佐助给啄的?”

儿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手里的那只鹦鹉,抖了抖身上铜锈般绿色的羽毛,警觉而充满敌意地望着家玉。

这只虎皮鹦鹉,是她有一次去西藏的途中,在经过一个名叫“莲禺”的藏族小村落时,从一个喇嘛的手里要回来的。不过,她很快就后悔了。自从这只鹦鹉来到了家中,每当家玉逼迫儿子回答“你最爱谁”这样无聊的问题时,在儿子的答案中,她只能屈居第二位。若若还给这只鹦鹉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佐助。事实上,鹦鹉这类动物,并不像她当初想象的那样温顺。它常常在半夜里发出怪叫,听上去也不怎么悦耳。若若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完好的,不是被它啄出了一个个圆洞,就是毛衣的袖口散了线。家中到处是它的粪便。

若若十周岁生日那天,端午从花鸟市场买回来一个铁架子。铁架上端有一个铝制的横条(若若把它称之为空中走廊),约有三公分宽,五十公分长。横条的两端各焊有一个铁皮小碗,一只碗装松仁、瓜子或小米,另一只则用来盛放清水。一条细细的金属链缚住了它的爪子,另一端则固定在铁架上。这样,鹦鹉就可以在架子上安然散步了。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满地都是拖鞋,东一只,西一只。餐桌上堆满了儿子玩具车的拼装零件,吃了一半的发黑的香蕉,用过的方便面的调味包。电视机和电脑都开着。金鱼缸上的水草灯已经不亮了,缸壁上爬了一层褐色的水锈,里边的草早已枯烂。而那条她最喜欢的“黄色潜水艇”也不见了踪影。她蹲在鱼缸前看了半天,只找到了两条瘦弱的“红绿灯”。它们的游动,迟缓而虚弱,但一息尚存。

家玉暂时还没有心思整理屋子,她得先洗个澡。右边的乳头被蹭掉了一块皮,让水一冲,沙沙地疼。尽管乳晕上的伤口并不怎么明显,给她带来的感觉却相当恶劣。与小陶离别的那两三天,他们把除吃饭和短暂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性交,直到两个人都对这种古老的游戏感到腻味。最后,一种对未来不祥的忧惧,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心。她对自己的疯狂感到不可理喻。

在等候头发晾干的那段间歇,庞家玉歪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苏童的《碧奴》,可一个字都看不下去。她拨通了徐景阳的电话,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从头至尾跟他讲了一遍,然后问他: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合伙人耐心地听完她的话,以他一贯的理性、审慎和细致,慢条斯理地“嗯”了半天,一本正经地道:

“别挂电话。你让我想个五分钟。”

可过了不到两分钟,徐景阳就给出了他的答案:

“这样子,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直接去唐宁湾,找租房人协商,尽可能避免法律诉讼。”

“为什么?”

“法院从立案到调查取证,再到开庭,时间会拖得很长。即便法院开了庭,无非也是调解协商。当然喽,协商不成,法院也是会判的。可执行起来,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你是律师,应该明白其中的曲折。你是个急性子的人,在这么一件小事上耗个一年半载,从成本上说毫无必要。”

“听我老公说,占我房子的那个女人,似乎很难打交道,她还威胁说,如果我们再去干扰她正常的生活,她会立刻报警。”

“这是一个葫芦案。她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从理论上讲,她也是无辜的。她手里握有与颐居公司的正式租赁合同。对不对?你也可以去一下工商局,那里应该留有颐居公司的注册号、地址和电话。颐居是一所连锁公司,是不可能消失的。当然,你也可以要求工商局直接出面处理。”

“我明白了,多谢。挂了啊……”

“等一等。”徐景阳在电话的那头又叫住了她,“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能着急啊!你务必从思想上告诫自己,把它看成是一个Game。Game,你懂吗?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凡事都得有一个Game心态,跟它不能较真的。别老想着自己冤,比你冤的人多了去了。大不了你也只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俗话说,事缓则圆,总会解决的。”

“我知道了。要是没别的事,我就……”

“等等,你这个人,性子是蛮急的。”徐景阳笑道,“你怎么也不问问,我现在在那儿?”

“你在哪儿?”

“肿瘤医院。”徐景阳兴奋地对她喊道,尽管听上去声音有点虚弱,“两周前,我把老婆骗回了娘家,还写了遗书,独自一人杀进了肿瘤医院。现在,我又从千军万马之中杀了出来。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回事?”

“前天上午做了手术。肺叶的切片报告已经出来了。祝贺我吧!是良性的。良性的。我现在的感觉无异于重生。我们病房一共有七个新进来的病人,包括走廊里的两个,只有我一个人是良性的,简直是奇迹!”稍后,徐景阳压低了声音,又道,“同病房的病友们前天还跟我有说有笑,可现在他们全都不理我了。仿佛我得跟他们一样,才会让他们满意。我能够理解他们对我的敌视态度,毕竟,我成了他们当中唯一的幸运者。”

说到这里,平时一贯沉稳持重的徐景阳,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地啜泣起来,让家玉颇感意外。

“我明天就来看你。”家玉的眼睛里也噙着泪光。可她心里十分清楚,她并不像徐景阳一样高兴,“出院后,你打算怎么庆祝?”

“当然得去一趟花家舍。”

“为什么是花家舍?”

“只能是花家舍。嘿嘿。必须的。”

她很不喜欢“必须的”这个流行语,进而讨厌所有的东北人。

放下电话,家玉很快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朦胧中,她听见端午开门的声音,听见他和儿子小声地说话,感觉到他来到床边,静静地看了自己好一会儿,将她怀里紧紧抱着的那本《碧奴》抽走,随后,又在她身上盖了一条毛巾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