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如果我有一天被杀,凶手一定是张有德。

月亮下的金钱,从来未使忙碌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

老实人总吃亏。

幸福是最易腐败的食物,它不值一文。

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这是哥哥王元庆在最近给他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话。

每隔一段时间,元庆就会给他寄来一封信。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张宣纸信笺上。竖写。字迹隽秀,一笔不苟。虽说文字之间缺乏应有的逻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动。端午凭借这些警句格言式的疯话,也能对哥哥的精神病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进行判断和监控。

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元庆的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群体性械斗事件中,失足坠崖而死。关于事件的细节,端午所知不多。据母亲说,元庆的父亲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木匠,话不多,一生中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如她一个晚上说得多。出事前不久,他给村里的一户人家打了一张婚床,同时,给另一户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被认为犯了忌。

王元庆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和沉默寡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人有点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竟然与谭功达如出一辙。他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元庆与谭功达也并无太多的接触(后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天的安排。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诅咒那个阴魂不散的疯子,并一直拒绝在清明节给他上坟扫墓。

元庆多少有点戏剧性的经历,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传》。可事实上,端午对哥哥了解甚少。

在寂静而漫长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拖油瓶”这个绰号一直跟他如影随形,如音随身。直至被另一个绰号彻底覆盖,那就是“天才”。全县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证书,让母亲高兴不起来,反而让她忧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写的一个独幕剧,被梅城县锡剧团搬上了舞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可元庆不久以后就因肝炎辍学了。

母亲在他病愈后,让他跟一个瘸腿的福建裁缝学习缝纫。梅城中学的教导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顾他的裁缝铺。他可不是来找元庆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劝说他重返校园。因为根据他刚刚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断了10年之久的全国高考,将在1977年恢复。他甚至向母亲暗示,要将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儿嫁给元庆,以换取她同意元庆参加高考的允诺。见识短浅的母亲当然不为所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庆作为一名裁缝的名望,已经开始给她带来数额不小且相当稳定的收入。母亲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盼望大儿子有朝一日将裁缝铺从福建瘸子的手里盘过来,自立门户。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识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随之对裁缝这一行当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他开始和县城里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邓丽君。有的时候,一连数天夜不归宿。后来,他干脆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机关将他们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秘密组织”一举破获,把他从南京押回梅城。

母亲还得透过那个“死鬼”谭功达的生前好友,去相关部门疏通关节,最后勉强使元庆“免于处置”。

当时,元庆的第一首诗已在《青春》杂志发表。这首诗在端午读书的那所中学悄悄地流传,附带着也使端午异想天开的写诗冲动,变得新鲜而迫切。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兄弟俩很少交谈。王元庆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无从得知谭端午对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无从知道,弟弟在暗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母亲一高兴,就有点犯糊涂。她问元庆,能不能抽时间,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学校报到。上海那么大,端午又从未出过远门,她担心他一下火车,就会被人贩子拐跑。元庆倒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竖起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像个小流氓似的向母亲步步逼近。他向前迈一步,母亲就向后退一步。

什么?你是说我?让我?让我陪他?去上海?

一连串的疑问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他性格中的褊狭和强烈的嫉妒心,终于露出了苗头。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从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为他的长诗被编辑退回一事愤愤不平,就低声下气地将蜡印的诗稿拿给弟弟,请他提提意见。端午粗粗地翻阅一遍,很不恰当地直话直说:

“不怪编辑。写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发表。你写的那些东西,确实,怎么说呢?已经过时了。”

“是这样吗?这么说,我已经不行了?确实不行了吗?”

这句话不是当着端午的面说的,而是来自于隔壁洗手间。他一边撒尿,一边发出令人担心的喃喃低语。

从那以后,他日复一日地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王元庆急剧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端午不假思索地说出的这番话,对元庆的打击超过了他的预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说话。等到母亲终于弄清了兄弟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对那首长诗重新估价,“反正说两句好话,又不用花什么力气”。端午违心地使用了“杰作”、“伟大”或“空前绝后”一类的字眼,但已为时太晚。

九十年代中后期,元庆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发迹史。他依靠倒卖钢材起家,在梅城拥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栋酒楼。随后他开始涉足印刷和水泥业。公司总部也搬到了鹤浦的窦庄。他每年捐给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款项,动辄数百万,可从来没有给过端午一分钱。用元庆的话来说,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不太入耳。

后来,他遇到了四川人张有德。两人合伙,把窦庄对面的村庄和大片土地整个盘了下来。这个村庄名叫花家舍。南边临湖,北边就是凤凰岭,原本是一个大庄子,可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这个地方日益变得荒凉而破败。两个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它租了下来,打算将它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

元庆与合伙人对重建花家舍这个项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订独立王国未来蓝图并设计它的功能的时候,两个人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甚至连项目名称都无法达成一致。合伙人醉心于水上游乐项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档别墅区,或者干脆开发娱乐业。原则只有一个:来钱快。他从四川招来了大批的川妹子,有意将花家舍改造为一个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张有德还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伊甸园。

元庆更倾向于“花家舍公社”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公社”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元庆秘而不宣,端午也无从知晓。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元庆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说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远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大伯子的话,笑道:“你眼前就有两个穷光蛋在这儿摆着,什么时候也顺便庇护一下子?”元庆自然没有接话。

哥哥和张有德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张有德坚持的,哥哥就坚决反对。反过来,也是一样。元庆的身边,也渐渐地聚起了一班人马,都是当年“秘密组织”的骨干。当时,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满足于在老田主持的《鹤浦文艺》上发表一些“豆腐干”文章,换点稿费贴补家用,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抵抗力。他们很快被张有德悉数收编,对哥哥反戈一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庆终于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谈过一次,劝他离开地方志办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元庆似乎并不把他与张有德的分歧放在眼里。他先后去了安徽的凤阳、河南的新乡和江阴的华西,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对于挂羊头卖狗肉一类的勾当深恶痛绝。最后,他在日本的岩手县,终于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公社范本。当他从日本回来,兴致勃勃地向合伙人展示他所拍摄的照片时,后者已经在考虑如何说服元庆撤资了。

张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在哥哥云游四方的同时,花家舍的拆迁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甚至,从新加坡请来的设计师已经画出了施工草图。四川人暗示哥哥撤资,但没有什么效果。只得委婉地请出鹤浦市政府的一位秘书长,向哥哥明确摊牌。王元庆当然一口回绝。他连夜找到了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庞家玉,请她担任自己的法律顾问,并商量提起诉讼。

眼见得事情越闹越大,张有德便在鹤浦最豪华的“芙蓉楼”请元庆吃了一顿晚饭,履行“仁至义尽”的最后一个环节。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家玉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饭桌上的一番劝慰之词,日后成了庞家玉在训斥自己丈夫时随时引用的口头禅: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

接下来不久,一连串的怪事相继发生。

在戒备森严的公司总部,三个来历不明的黑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了哥哥的办公室,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迫使他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他收到一封装有猎枪子弹的恐吓信。

紧接着,王元庆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机关的逮捕,虽说两天后被公安机关以“抓错了人”为由平安释放。

元庆从看守所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给合伙人张有德发了一封Email,诚恳地向对方表示,因为“资金周转”及身体方面的原因,他宣布退出花家舍项目。而张有德甚至都懒得去掩饰自己作为幕后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张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早该如此。

据说,公安局的一位警员在送元庆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曾微笑着告诫他:放你出去,是为你好。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起家的。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抓你的问题。你人模狗样,牛逼哄哄,其实算个屌。你想让我们道歉,门儿都没有。公安机关向谁道过歉?你脑子进水了。只要我们想查,你就是有问题的。这一次没问题,不等于说下次也没有问题。好好想想。

哥哥的最后一笔投资后来成了人们长时间谈论的话题。他看中了鹤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的一块地。他集中了几乎所有的资金,与鹤浦市政府和红十字会合作,在那儿新建了一所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

事实证明,他最后的这一决策,颇有预见性。精神病治疗中心落成的同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成了这所设施齐全的治疗中心所收治的第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