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下了一场大雪,总算冲淡了一些荡漾在寨子里的那股愁苦。

一天晚上,小阁楼里传出了曼丽和宽子的大声争吵,刚要听个头绪,只剩下一个男人的哭声了。这些消息让我们断定英莲当时根本没在家里。

第二天,杨仁君在全寨人大会上宣布土改已经告一段落,新社会了,一些陈规陋习也应该逐步铲除,譬如拜年吧,还可以拜,但决不能再磕头了,婚葬喜事也应从简,劳动人民刚刚翻身做了主人,又是连年的战争和灾荒,应该加倍珍惜革命胜利的果实,不能拿果实打了水漂漂。

多年来,我们普普通通的粱寨人,早对很多的规矩有怨言,政府这样体谅,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巴掌都拍得生疼。

杨仁君接着说:“婚姻也要改一改,前一年,我们只是让地主资本家的小老婆自谋生路去了。这只是个开始,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婚姻留给了我们新社会,也需要搞一搞改革,像童养媳,就是很不公平的婚姻嘛。人家欠了你家二斗半红高粱,三年还不起,你就要人家十一、二岁花骨朵般的闺女过来抵债,做饭、洗衣、拎尿罐子,干上三五年,不管人家闺女愿不愿意,关进屋子就解扣子,这比驴打滚还驴打滚。还有一种情况相当普遍,就是父母之命捆绑在一起的那种,也不属于自由婚姻,慢慢的都要消灭掉。人民政府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实在合不来,政府可以批准离婚。”

这番讲话在梁寨引起了巨大风波,没有男人打老婆了,满寨子都是年轻女人放肆的笑声。英莲自然是风波的中心。随便什么时候,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三个以上的女人在一起嬉笑,英连准在里面。更多的时候,英莲是和一个个小媳妇倚在一棵槐树或是一棵榆树下,做长久的密谈,不时地可以看见小媳妇泣咽的模样,眼泡哭得红肿,肩头一耸一耸的,一条绣花的真丝手帕绕在手指上。英莲这时就伸出白净修长的手,拢一拢耷在那女子前额上的头发。那段时间,英莲赢得了很多女人的心。因此,当杨仁君宣布要英莲做寨子里的妇女工作时,全寨妇女都一致叫好。

有了这层工作关系,我们就可以经常在冰冷的清晨或是炊烟缭绕的黄昏,看见杨仁君和英莲并着肩,慢慢地沿着河堤的一行槐树走路的情景。杨仁君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上衣是对襟,五个黑色的扣子十分显眼,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前后背各搭一头,随着那徐徐的风和他起伏有度的脚步缓缓飘动。英莲的头发已经剪短了,一绺刘海勾在王一般的前额上,像是一个帘子,两只乌亮的大眼深藏在这黑帘的底下,一身平常的月白布衣服,叫她一穿,左看像个洋学生,右看像个洋学生,哪里有一点做了几年媳妇的样子。他们就那么慢慢地走,时不时同时朝一起扭头,那情形很让我们眼热,心底里就生出一股对新生活的热望,同时也觉出了梁寨真正的变化。我们就想起了宽子,想起他确实在哪个地方叫这个杨仁君比了下去,他的木讷,他的柳条样细弱的身子,他的那个散发着朽木气味的深宅大院,似乎都与英莲这枝出了墙的红杏不甚般配了,只有老人们见了这情形总是发出叹息。

日子一天天过去。日头出来,又落下,曼丽的阁楼静得像是睡着了。越是寂静,我们越是要想:这种让曼丽难堪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了。

不久,小媳妇们透出了消息:过了年,英莲就提出和宽子离婚的要求,杨仁君春节回县城也把自己的婚事退掉。

这明明是我们早猜想到的,一旦成了事实,一下子又无法接受。我们觉得这样下去,曼丽这个家就要垮掉了。

老人们首先变得恓恓惶惶,在装旱烟袋的间隙里感叹着:“山里猴,引不下头哇。”

接着,胆子大的汉子半夜里又开始打自己的老婆。第二天,就有小媳妇到杨仁君那里捋起袖子,把那青青紫紫的伤痕露出来给人们看,要政府为她们做主,有的就斩钉截铁提出要离婚。

杨仁君领着人,把这些汉子一个一个抓起来,关进二老爷家的几间烟房里,扬言不给吃喝。半夜里又有几声尖叫从烟房里传了出来。天一亮,就有小媳妇拎着吃的来求杨仁君。杨仁君一脸的不耐烦,一一打发她们回去。三天后,杨仁君放了汉子们,劝那些送过饭的小媳妇回去好好过日子,把那些没露面的小媳妇诉的苦用字记了下来。汉子们出来后,都忙着取面取粮交上去。

我们这时才知道,这些汉子根本没挨打,也没有挨饿,那些叫声是梁二装出来给那些媳妇们听的。

无论如何,杨仁君倡导的新生活搅乱了我们梁寨人多年形成的平静的秩序。我们心中又隐隐地生出一种期待,期待着这个杨仁君也能有点什么挫折,正像我们当年期望高贵的大老爷、二老爷家出现一些不体面一样。这希望自然而然落实在曼丽头上了。寨子里有三个城里人,杨仁君和英莲已穿了一条连裆裤,除了曼丽,寨子里还有谁有资格和杨仁君斗一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