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应该可以算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其伟大意义已经有很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研究探讨过,在此不再赘言。而我叙述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波澜四起、革命形势错综复杂的年代。

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贫富贵贱各不相同,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

这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出场的是一群五花八门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大到虚幻小到一顿饱饭的革命目标,但他们相信自己对中国负有责任,相信自己能推动历史,相信可以通过斗争改变生活——他们是变革的信徒。

于是,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

开掘北方革命党的这段历史,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1912年的北方革命党与创建南方临时政府的同盟会并非一家人。既然不是一家人,他们在革命的宗旨、手段等诸多方面,就难免有所分歧,甚至北方革命党中的一部分人,对同盟会的有些做法曾表示出公开的不赞同,言语之间也就不免少些恭敬,不听从同盟会的指导,私自行动等,曾经搞出不少事来。既然如此,困难也就出来了,任谁也不能否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更不能否认同盟会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于是,与他们若即若离,且时有争执的北方革命党就不大方便在历史中重新提起,更不要说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帮手,同盟会的汪精卫拿了袁世凯的二十万元银洋,把北方革命党给资遣散的事,更是光辉历史上的污点。

但是,他们毕竟也是革命党人,解散了他们,就此失去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暴动,或是一批不成熟但有潜力的斗士。

今天能够重谈北方革命党,笔者窃以为,是因为我们赶上了近百年中最宽容的时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许多曾多方回避的历史,谈论与前人不大相同的论调,这真是件难得的喜事。于是,心情大畅以至于言语颇多放肆,这正是我们需要被包容的缺点;但深刻发掘,大胆猜测,则是窃以为应当得到鼓励的优势;体味史实,体味史事,体味历史人物的心理,体味旧时的生活细节,便是我们努力追求,并试图做出来的贡献。

在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新思想必将会有光明的未来,但此时毕竟是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对于拥有新思想和传播新思想的人,我们不能有太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既要有新思想,还要对新思想引发的结果做出保证。不,这样就有些可笑了,因为,并没有现成的新生活可以给我们过,新生活是要我们来创造的。

所以,今天我们斗胆地说,在受人尊敬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参与者并非是现在意义上的革命者,实际上应该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其中不少旧式的“革命斗士”,曾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同样,也应当有不少怀有种种不同心思的异己者,如果没有这些人制造种种故事,那便很难说是一场真实的革命。这与大多数的革命一样,理想主义者是其中的精英,接受精英教诲的追随者是革命的主力,另外还避免不了相当一批怀有各种私心的人混迹其中。少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在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也同样有责任表现其中各种各样的人物,以使小说中的氛围与精神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我在这部小说中所努力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真实:创造一批有缺憾但接近于事实的人物,表述他们非正统的革命行动,再现大清帝国灭亡前后的真实社会状况。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位正统的革命党人,在闹革命的同时,还怀有旧民主主义者常有的私心,以及性格中的种种缺陷,却也因为革命这种严酷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有所行动,也有所贡献。

他表现出来的许多行为和观念,并非后人已有定论的行为准则和革命理念,而是依据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他自身的思想生发出来的,难免有与革命理想发生冲突的地方,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史上应当是很常见的,只是我们平日里谈论不多而已。

小说中所涉及的其他革命党人,也都完完全全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其中除贫富贵贱各类革命者外,还广泛地描绘了生活于斯的各种社会人物,也表现了其行为中的非革命性,或与革命者理想有所偏离的地方,这正是历史的真实所在,也是笔者窃以为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上不可忽视的内容。

因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是虚构的,所以对有关的各北方革命组织只采用了一些近似的名称,并未使用其真实的名称和历史人物的真实姓名,以避免对历史不必要的混淆。对于历史背景与社会生活,笔者则是尽一切可能贴近于真实,以求得故事与人物能够反映出真切的历史精神和生活实况。

龙一

2009.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