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周立功登上了黄龙塬。每次回家,一放下行李,只要没有事情绊缠,周立功都会急不可耐地爬上这个村寨的制高点。尽管在这里遇见过狼,险些被狼吃了,可这也挡不住他登高望远的心愿。只有站在这里,居高临下,才能把周家寨尽收眼底,才能看清这个村寨的犄角旮旯。

周立功太想念这个地方了!

这在周家寨人看来是很好笑的事情。这里有啥嘛,除了黄土就是沟坎,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可周立功对这里却有着不同的感受:这是他的故乡。故乡是对游子而言的,周家寨除了周立功,没有一个人在外飘荡过,因此他们没有故乡的概念,也就不会有故乡的感觉。不过话说回来,周家寨就算有另外的漂泊者,他也未必有周立功的感觉。因为故乡不光是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没有读过唐诗宋词的人,是不会有乡愁的。在周家寨,有文化的人也就两个,周克文和周立功。周克文一辈子蜗居祖宅,哪里都没去过,压根儿是品不出“故乡”这两个字的滋味的。

这时候太阳出来了。站在高处能看清楚远处的秦岭,太白山顶的积雪锃亮刺眼,雪线下面是黝黑的林海,林海一直蔓延到山脚下的渭河滩涂。阴历五月正是关中的暴雨季节,凶猛的河水卷着泡沫呼啸而下,轰隆隆的响声站在黄龙塬上都能听见。从渭河北岸到黄龙塬脚下是宽阔平坦的沃野,这是关中道最富庶的渭河平原,旱涝保收,撒豆成金。眼下夏粮已经收割了,勤勉的庄稼人正在地里播种下一料田禾。

把目光往回收,周立功就看见了脚底下的周家寨。阳光下的周家寨充满生机。鸡出了窝,在街道上撒欢。猪到了进食的时间,它们扯着喉咙高声吆喝,用尖长的嘴巴拱抬圈门,用肥厚的身体撞击食槽,对迟到的早饭表示抗议。牛已经套好了轭头准备出工,它们伸长脖颈,用浑厚的低音呻唤着,央求主人今天的鞭子不要抽得太狠。主人们正在吃早饭,一家一户的庄稼汉都圪蹴在自家的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他们的筷子轮番戳向圆心的一个粗瓷大盘,盘里不是血红的辣椒条就是乌黑的芥疙瘩,这是他们的佐菜。就着这些辣得呛人酸得倒牙的佐菜,他们把玉米糁子喝得山呼海啸。

周立功把目光再往回收,就看见自家的院子了。院子是土墙圈成的,土墙又厚又高,像长城一样,这种夯土筑墙的方法是从秦始皇手里传下来的,到现在也没有变样。院子里有四孔窑,这四孔窑并排凿在周立功脚下的黄龙塬背上。院子中央坐北朝南矗立着一座大房,东西两边是两溜厦房。大房是他爹妈居住的,也是全家人聚集的公共场所,他爹把它取名为“明德堂”,并且用厚重敦实的颜体书写在门楣上。周立功知道“明德”二字源于《大学》,寄寓着他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门楣两边的门框上是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东厦房是大哥周立德的卧房,西厦房平时空着,偶尔他和三弟周立言回来住。

这样的院子站在平地看跟别人家没有多少差别,高大的院墙把里面的格局都挡住了,只有站在高处才能看出它的不同凡响来:院落中央的大房在周家寨是独一无二的。周家寨大多数人只住得起窑洞,盖房子的寥寥无几。就这几家有房子的,他们也都是单薄简陋的偏厦房,像他家这种气宇轩昂的双跨房在整个寨子里绝无仅有,真正是鹤立鸡群,因此明德堂也就成了周克文家的代称。这些建筑上的差别一般人都能看得出,因为它是有形的,可周立功觉得他们家还有一种跟别人不同的无形的差别:明德堂不光是一座房子,它更承载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他爹一生的追求和理想。在别人眼里,他爹盖这样的房子显然是炫耀财富,但在他看来,他爹是在修自己心里的庙堂。这么庄严的建筑会时时提醒他爹,立善存仁是人生最大的责任。

周立功最后把眼光落在自己的脚下。脚下的黄龙塬拔地而起,高达数十丈,绵延数百里,沟壑纵横,峁梁峰立,就像是一排排黄色的巨浪颠簸起伏,稍微一站久,人就觉得头晕。正是这架黄龙塬把周家寨弄成了半吊子,全村的土地一半在塬上,一半在塬下,一半是水田,一半是旱地。这种格局往好里说是旱涝保收,往坏里说就是半饥不饱。自周立功记事起,好像后者的情景远远多于前者,三年五载的总会闹一次灾荒。

想到这里,周立功激动的心情稍微冷静了一些,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老毛病,总是把乡村生活诗意化。然而他理解自己的激动,毕竟四年没有回家了,家乡总在他的魂牵梦萦中。胡适教授在课堂上介绍过英国人爱德华·布洛博士的审美距离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可以产生美嘛。在这个意义上,他难免做一回陶渊明,对田园风光做一番礼赞。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能真正成为陶渊明,他爹或许可以,他绝不能,否则就等于否定了他毅然决然返回家乡的目的。

周立功上的是北京大学,他最初学的是中国文学,这显然是受了他爹的影响,但后来他越来越觉得文学的空泛和缥缈,无力应对眼下纷乱的现实。南方的革命军纷纷扰扰,北京的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改换门庭,各地的工运学运此起彼伏,面对这样天下大乱的现实,如果是稍微有一些责任感的学生,怎么还能够沉浸在唐宋诗词的唯美世界?周立功在学校里虽然不是思想激进的活跃分子,可他也不是只顾埋头故纸堆的书呆子,国民党、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游行示威他虽然概不参加,但学校里的各种讲座演讲他却一个不落。无论它们是宣传什么主义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国家主义,他都听得津津有味。除了文学系的课程,他还选修和旁听历史、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课程,是马衡、胡适、熊十力、张慰慈、马叙伦、钱玄同、陈独秀等教授的课堂常客,甚至跑到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去听鲁迅的课,因为他特别喜欢鲁迅描写江浙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在经过一段苦闷的徘徊之后,周立功将兴趣完全转向社会学,师从陶孟和教授搞乡村社会研究。他这样选择的理由有两条:第一,他觉得社会学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第二,他是乡村子弟,乡村是他的根。

研习社会学一年之后,经陶孟和教授推荐,他认识了从美国回来的晏阳初先生,并参加了他组织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跟着晏阳初在长沙和烟台等地搞平民教育实验。回家之前周立功刚刚去了河北定县,晏阳初已经在那里把单纯的平民扫盲活动发展成了治理愚、贫、弱、私的系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正是定县的变化影响了毕业关头的周立功,他放弃了在北京就职的念头,也谢绝了诸位已经在陕西各级政府任职的往届同学的加盟邀请,毅然决然地返回故乡,在这里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想到这里,周立功明白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全部感情。他爱她,所以他每次回来都要迫不及待地登上黄龙塬欣赏她,把她尽收眼底,揽入胸中。这习惯从他上中学就养成了,哪怕是离开老家一个月,他都会抑制不住对她的思念。正因为爱她,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避开她的丑陋和贫瘠,而避开的最好方式是远观,是把握轮廓而舍弃细节。此时此刻,周立功忽然领悟了自己每次回家都要立即登高远望的奥秘。以前他的行动都是下意识的,他从来没有细想过其中的缘故,现在他忽然豁然贯通了。他知道如果不立即登高,在村里待得稍微长一点儿,他的好心情马上就被破坏了。每家每户的门口都堆着高高的粪堆,粪堆沤出刺鼻的臭味,苍蝇嗡嗡嗡地喧闹着,肆无忌惮地往人脸上撞,噼噼啪啪的像飞沙走石。由于干旱缺水,男人女人都蓬头垢面,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脸了,厚厚的垢甲让所有人的脸色都变成青乌色。孩子们拖着粗壮的鼻涕,就像鼻孔里爬出两条蚯蚓,要是蚯蚓从上嘴唇爬过下嘴唇了,他们就猛然一吸,把蚯蚓收进洞里。要是收不进去,他们就用手背一蹭,抹在自己的尻蛋上。反正他们差不多都是光身子的,娃娃们在长到知道羞耻以前基本都没有衣服穿。偶尔有穿衣服的,那衣服就是宝贝,这习惯性的抹鼻涕动作立即招来大人的咒骂声,短寿的、天杀的、狗日的、驴的……骂人的都是娃娃他妈,紧随骂声之后的是娃娃他爹的拳脚声,紧随拳脚声之后的就是孩子们尖厉的哭叫声……

还有更多的细节,自小在乡村长大的周立功知道很多。可是在登高望远的时候这一切都被过滤了,他看到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这让周立功高兴,反正他在家乡也待不久,还没等他的好印象被破坏殆尽,他又离开家乡奔赴城市了,这总体上的聚少离多让周立功对家乡保持着大致的美好感受。

但这一次不同了,他不再是家乡的匆匆过客了,他要在这里扎下去,那些隐匿着的丑陋肯定全要浮现出来,他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就在周立功思绪万千的当儿,他的身后忽然响起了尖厉的狼嚎,周立功大吃一惊。他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脚板,可他现在穿的不是泥屐,而是皮鞋,皮鞋根本就不能当武器。

危急关头却传来笑声,而且是女人的笑声。一直不敢回头的周立功现在回头一看,原来是引娃,她在学狼叫,学得太像了。周立功有些狼狈也有些生气,指着她说,你你你看,你这姑娘……

引娃笑得更厉害了,她说,你看你,狼把你吓成啥样了,连话都不会说了嘛,乱了辈分了。我不是你姑也不是你娘,是你妹子!

引娃显然是误会了周立功的意思。在他们家乡没有“姑娘”这个词儿,相应的叫法是女娃子。这误会让周立功意识到了他后面的工作将有多困难。像引娃这样的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简直就是井底之蛙,他先得教他们识文断字,这才能睁眼看世界,然后用现代文明熏陶他们,让他们知书达理,变成新国民。这不是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就能做成的事情,造就新国民是建设新国家的基础,这需要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正因为看到了塑造人的难处,所以周立功反对一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还是共产党发动的,他认为革命喜欢的是轰轰烈烈,这就像呼啦啦的雷阵雨,雷声大,雨点也大,但来得快走得也快,雨打地皮湿,水来不及渗透,都顺地表流走了,土壤还是干燥的。辛亥革命就是例子,皇帝倒是打跑了,却来了军阀,老百姓的辫子虽然剪了却依然是暴政下的顺民,这道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建设新国家需要的是晏阳初、梁漱溟他们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它从最基础的扫除文盲、讲究卫生、改良农作物品种、改造农民生活方式入手,看起来琐碎却是实实在在地为新国家奠基。

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非凡意义,周立功当即就有了精神动力,他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义无反顾地干下去。那就从引娃开始吧,周立功想,她一字不识,基本就是一个野闺女,先把她做一个样板,教她识字,再把她变成温文尔雅的淑女,让自己也让全村人见识一下乡村建设运动的奇效。

有了这个念头,周立功就打算多接触引娃了。他问引娃,你跑到塬上干什么来了?

叫你吃饭嘛,引娃说,大伯在塬下喊你,你听不到,我就上来叫你了。

引娃说的大伯就是周克文。周立功这才觉得有点儿饿了,在学校是早晨起来就吃早饭,在家乡就不同了。关中农村的早饭一般是九十点钟,农民是清早起来先干一晌活儿然后才回来吃饭,他们硬是把城里的两晌变成了三晌,为自己挤出了几小时卖苦力的时间。

在下塬坡的路上,引娃对周立功说,二哥,你把你身上的怪袄儿脱了吧。

这怪袄儿当然指的是西服。周立功问,为啥?

人骂哩,引娃说。

骂的啥?周立功很有兴趣,他想知道村里人对新式文明能抵制到何种程度。

像孝袍,引娃说。

这分明是你骂的嘛,周立功说,我昨天就听过了。

有人骂得更厉害!引娃说。

周立功问是谁,引娃不说。

到了塬底下,路过引娃家的大门,周立功问引娃,二爸在家吧,我顺便进去打个招呼。周立功的二爸是周拴成,按乡下规矩,小辈人外出归来要向长辈人问安。

你不要去了,引娃说,他把你骂得猪狗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