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要问我：听说台湾山地有一种“走路人”，是不是有这回事？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任何听说来的是、或者不是什么。我只能和你们谈谈记忆，而人的记忆——唉，我是说我的记忆，仿佛也和头发、指甲以及我这一脸胡子一样，会生长，会变色，会脱落，甚至被我剪掉、刮掉、修齐掉。
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都是些你相信之后才真实起来的东西。在此之前，我还没留胡子（因为规定不准留胡子），对真理充满热情和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克服所有来自任务、来自敌人、来自天上的困难。也许，就像你们现在一样，套句流行的话，怎么说？青年才俊，是罢？
那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号上午六点半，我刚从基地回台北总部向单位主管报到，他正在刷牙。他有一口好白牙，咬字清晰果决，铿锵有力。不过那一回也许是事情来得太仓促，或者是因为嘴里还含着牙膏泡的缘故，他始终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你有任务，和二组的乔少校一起，听他指挥，八点钟向他报到。呃，这一次和往常——怎么说？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没有敌情顾虑，也没有什么危险，呃，应该说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状况，乔少校会和你说明。”“报告，我的装备和身份——”“不不，不需要身份，这次不回内地。”他笑笑，含着白茫茫一片破了又浮起来的泡泡，“这回在本岛，山地。”
老实说，我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发现那两个山地人为止，简直是打心眼里不乐意。我有一百个不必说出口的理由，可以一路上摆起张哭丧脸好让乔奇心里窝囊——我从不叫乔少校，以免自己觉着窝囊。他比我早两年占缺，早两年晋级，早两年进总部，早两年回老家出任务（当然还为我带回来一袋子南院榆树下的泥土）。我可是没有好声好气地对他说：“这次任务我是你的人。老乔！”“什么话？”老乔一巴掌搭在我肩上，“自己哥儿们说这个！”他有意寒暄几句，问起我娘的身体、我爹的音讯，我抽个冷子打断他：“还说我爹呢！真是越混越回去了，什么屁大的任务也要找我，这一次不回去又不知道哪年哪月才有他的消息了。”“不急不急，慢慢儿来。”他说，“也许过个一年半载就打回去了。”我朝他摆摆手：“好了，谈任务。”
比起以往的任何一次，这个任务都像儿戏。第一，没有敌人；第二，不带火器；第三，不需要掩护；第四，没有联络同志。“我们成了童子军了。”我说。乔奇显然没有和我抬杠的意思，他只是淡淡地说：“上面还是很慎重的。如果能因此而找到他们那条纵贯南北的棱线通路，对我们在山区的部署和活动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他们”就是传说里山地的“走路人”。拥有超乎寻常的求生能力，精于狩猎，对山区有特殊而亲切的了解，知道大自然赋予本岛的每一个奥秘。他们用鼻子辨别风向和水源，生就一副可以在睡梦中听见花儿开落的耳朵，在最深的黑夜里也看得到水底的游鱼。你们会觉得这是神话。当时我也这样想。“他们会飞不会？”我说，“那真该派他们到敌后去，起码打听打听我爹的下落。”“噢，对了。”乔奇继续保持着他和善宽容的微笑，“‘走路人’不能结婚生孩子，他们得一辈子打光棍儿，成天到晚在台湾山区里走来走去，替各族传递消息。临老还得在所有的部落里挑选一个徒弟，训练个几年，然后——”“然后退伍？”
也许你们和我当年一样，对“走路人”这种既像邮差，又像僧侣，称不上军人，也算不得山贼的角色感觉奇怪。至少我一听到这些，就认定他们辜负了那神话般的能力。他们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文化教育，甚至没有任何立场——他们竟然不介入族与族之间的纠纷战争，却能够享受各族的盛大款待——宴会、美酒和女人。在初抵部落的那一个夜晚，这些一代一代漂泊的野蛮浪人会如何畅快地周旋在肥羊鲜果以及充满仰慕与爱怜的姣美女子之间呢？我想乔奇也一定会因此而立刻联想起他身陷故乡的妻子——我的妻子的姊姊。而她们的周围又有多少野蛮的浪人呢？唉！我不能再想下去。至少我牙关紧咬着打颤，一路在吉普车上颠簸，以致无意间磨破了舌头，开始把“走路人”当作真正的敌人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伤害这些山地同胞，”乔奇在抵达鸡笼山脚的时候再度告诉我，“他们不会有恶意，我们只要悄悄地跟出那条棱线通路，任务就算完成了，哥们儿。”老实说，我有点讨厌乔奇的语气，他和我爹一样，总会有意无意地向我暗示：你太毛躁，不够沉稳。他们一向压抑住对我的满意，以免我过于骄狂。每当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就以加倍的骄狂回报，使他们错愕甚至痛苦。一旦看到他们无法应付我骄狂的痛苦表情，我就益发相信：伤害的能力是我信心的根源。于是我这样答复乔奇：“你跟这些野人是同胞，我还差一截。”乔奇深深地看我一眼，我垂下头作势整理装具，电筒、刺刀、罗盘、绳索、火柴……和一件美军的鹅绒夹克。乔奇轻轻按住我的手背，掌心一使劲儿，我的五指立刻陷入鹅绒的温柔里，他盯着我，好一会儿才说：“咱们都是同胞，不管是不是野人。”
我们的野人同胞终于在三天之后出现在鸡笼山东北角的棱线上。不错，正如你们所想的，“走路人”脸上刺了青，身材不高，可是健壮厚实得有如山石。尤其当他们一老一少自一大片芒草后现身在望远镜筒里的那一刹那，我忽然觉得任务有趣起来——那个老的竟然在我发现他几秒钟之内朝我这边打量了好一阵子；他手遮前额，凝视良久之后，和年轻人交谈几句，年轻的也朝我指手画脚一番。你们很难想象吧？他们逆光而视，竟然发现了一千公尺以外草丛里两个伪装良好的侦搜高手。乔奇和我互望一眼，我看得出我俩矛盾的想头是一样的：一方面希望没被发现，以利任务遂行；一方面又希望他们真如传说和资料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组好对手。
我们和对手保持着大约五到八公里的跟踪距离，在夜暗降临之前走入细雨和山岚交织而成的迷雾之中。进入山区的前几个小时里，一切平静而顺利。“走路人”留下清楚的脚印，脚印里蓄积的雨水使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断他们超前了多久、多远。乔奇偶尔还会和我谈起几年前同游庐山的往事。我不太搭理他这一类的话题；他那样地轻松自在，仿佛出这趟任务不过是游山玩水一样，而我却得一再端详那些脚印，好揣摩出“走路人”的身量究竟有多少。等到紧捏刺刀柄的手发出阵阵酸麻的时候，我才从先前幻想着与对手肉搏的恍惚情境中清醒过来。“你不需要太紧张。”乔奇突然说，“台湾的山不比咱们菏泽的难走。”“你他妈的才紧张！”我瞪他一眼，良久之后才说：“这算什么嘛？小鼻子小眼跟他妈乱葬岗子一样。”他笑了笑：“看着吧，明年，明年咱们回去登泰山。嗯？”我用鼻子哼他一声，心里想的是明年挂少校的事，紧接着我瞥一眼乔奇的肩膀和微笑的侧脸，顿时觉得官大了好像就比较乐观一点。
那么，“走路人”师徒俩是不是也会如此呢？老的在对小的传授经验的时候，会不会也挂着令人宽心的笑容，好让对方泯灭心底处最不可捉摸的恐惧呢？（刺着青的一张老皱皮脸笑起来一定更假些。）他又会说些什么样的故事来安慰年轻人以赢得对方的信任与服从呢？（我爹就曾经吹嘘过他曾经赤手空拳格毙一排“土共”的事。）他们之间有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吗？（乔奇不需要命令我，他知道我毕竟坚信着服从是我的天职。）那年轻人会不会想要超越他的师傅，而把老家伙当作竞争的对头？（一旦我把乔奇当成对头，就再也不愿想起我们曾经多么亲密地‘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往事。）“我还记得你耷拉着两串黄鼻涕的德性。”乔奇说，“真快啊，一眨眼的事。”我再看他一眼，突然不觉得认识过这样一位少校——虽然他穿着一身和我一样的迷彩装。“怎么忽然冷起来了？”我说。
雨势真的大了起来。我们开始担心地面上那些转眼即将和烂泥、草叶一同掩埋在黑夜里的脚印。
后来？噢！不要问我这么愚笨的问题。你们要采访的该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吧？是吗？你们是不是可以多知道一些关于人的东西呢？就像含在你们嘴里的口香糖，你们不会为了把它吐在垃圾桶里才嚼它的吧？我还记得那雨大得连牙齿都淋湿了——因为我们必须用嘴呼吸，否则会连鼻梁骨都呛断掉。乔奇领头跑着，我紧随在后，希望能在脚印消失之前把跟踪距离缩短到半公里或一公里左右，虽然那是很容易暴露我们自己的做法。我不时得喷掉口鼻四周的雨水，任由茅草、蔓藤和一些羊齿植物上附着的尖刺刮过脸颊和脖颈；以及耽于幻想——我和那个年轻的“走路人”应该是非常相近的人物吧？他脸上淡淡的刺青也许显示着他是一个初成年、资历不深的角色。那么，他也许不像老的那样野蛮，不过他也一定朝着更加野蛮的道路上奔驰而去。他也会逐渐生成一张老皱皮脸，刺青和衬底的脸膛转成一色的黑。他也要享受许多英雄式的欢呼和盛宴，拥有一个又一个的女人。他也将训练一个徒弟，在风雨中奔走。然后我想到自己挂阶以后的种种，干一阵子幕僚，做个小主管，升了指挥官。也许有一天坐镇总部，睡在办公室里，遇有紧急任务时一面刷牙一面下达命令。我又喷掉一口雨水，赶上去和乔奇并肩跑着，说道：“你看我——我们还得熬多久？”他又跑了一段，在一片竹林旁停住脚步，摇着手电筒观察左侧陡坡下一条曲折隐秘的猎道，说：“难说。运气好的话，一口气从北到南不跟丢了，也要一个月。”“不，我是说——”我说不下去了。乔奇看看我，看看猎道：“奇怪，我越来越没把握，如果‘走路人’是顺着山路走，我们现在就站在他们旁边了。如果他们下猎道，就不会在棱线上，而且人是在我们后头！”我们同时四处打量着。山色比夜色还黑，对过山脊的箭竹密密麻麻布列成数的茸毛，这时山脉便像一头静静围卧在我们周遭的巨兽，活了起来，那两个“走路人”于是无所不在了。“他们总得吃喝拉撒睡吧？”我仔细往山洼里任何有反光的地方望去，视线所及，除了隐隐欲动的林木之外，什么也没有。我舔几滴雨水保持口腔和喉咙的湿润，磨破的舌头顿时一阵火辣般地疼着了。
更糟糕的是：又走了一程，山路却消失在一块比十辆两吨半卡车堆起来还大的岩石前头。乔奇花了整整五分钟的时间研究岩壁上的苔藓、爬藤和蔓草，结论是：“不可能！简直不可能！”“他们上去了？”我明明看见苔藓完整地布生着，丝毫没有破坏的痕迹。乔奇则一如我预料的那样，茫然中透露出忿忿的神情：“除非他们会隐身术，或者长了翅膀。”“路应该是不会错的，他们还晓得遮雨。”我拿刺刀尖拨了拨脚下那些齐地断折的山芋叶柄。就在我把刀尖沾附的泥土和碎草抹在靴跟上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念头冒了出来；我开始注意乔奇的脸色。他皱着眉，用擦汗的手势擦雨，也许和我一样地忧心任务泡汤（而他必须担负责任，所以应该更加不安）：忧心“走路人”随时从树上或者岩壁缝隙里蹦出来猎杀我们，忧心大雨继续泼下导致坍方甚至山洪……而我的念头竟然是从鼻孔里冒出来的。“哼！”我一连哼了几声，除了第一声，其余的都是掩饰，掩饰一份非常卑微又倔强的淡漠——我真想看看乔奇因懊悔而愤怒的样子。他却以为我淋雨伤风了。
你们一定会觉得奇怪：在一次没有敌人的任务中，我居然只花六个小时就找到两面的敌人——我的猎物以及我的同伴。倘若你们就此认为我满怀敌意乃至仇恨，我是一点儿也不意外、也不想去辩解的。我所受的训练警惕着我：如果没有敌人，我该如何产生、保有、运用或者印证我的力量呢？不错，你们明白了，任何抱持着遥远崇高目的的训练都有所谓的“假想敌”，“假想”你们懂罢？它一点也不遥远崇高，就在你身体里，为你构筑防御工事，构筑整个世界的模型。从乔奇和我离开山东老家、在抗日战争中干少年兵起，我们打到安徽打到江西（还去游历庐山圣地）打到湖北打到四川，一路打下来，五年然后十年，每天——我是说每天——都以战争训练生命；在没有真枪实弹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假想敌”。没有假想敌，你根本不能面对真正的敌人；是的，以假作真，疑真似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是多年来乔奇和我埋藏在骨子里的要诀心法。你们说，乔奇怎么可能在六个小时里忘掉这些，而把那两个随时可能摘掉他脑袋的“走路人”，还有一步一步逼迫他以及超越他的我当成同胞？“你别病倒了！”他掏出罗盘来端详一阵，对着包围我们的山说，“这两个山胞还真难缠，我一个人可对付不了他们。”
这一夜我们当然都没睡。至少乔奇和我彼此都问过对方一到两次：“依你想，我们是不是真被‘走路人’发现了？”我们嚼着沿路采集的生蕈和车前子，分吃稍大些的果实并分摊各自绝对不肯承认的恐惧。事实上不只是这么单纯，我们也同时想试探出对方的恐惧。“听说他们已经不吃人了。”乔奇说。“很难讲，”我比他还要狠些，“我们对这个岛知道不多，荒山野地的，天晓得天亮以后我们会不会变成一堆野人屎！”
天亮以后，雨势转小，随即在不知不觉间停了。我们已经踩烂苔藓和蔓藤，先后登上那块岩壁，来到山的这一边。接着，望远镜筒里再度出现“走路人”的身影——他们在另一座山的侧壁上，并排蹲着，仿佛在守候着什么，一动也不动。“他们——我操！他们是怎么过去的？”我差一点叫了起来，然而声音毕竟不小，害得好修养的乔奇皱了皱眉头。我们的面前横躺着一条至少有五十公尺宽、一百五十公尺深的溪谷。谷壁这边依旧只有滑溜溜的苍绿苔藓。如果我们即刻攀下谷底，就正好落入他们的视线之中，也许在那两具粗木细竹和兽筋绑制造成的弓箭下变成活刺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很可能像野地里受惊的兔子一样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虽说如此，我们仍然不敢稍作停滞，赶紧往腰上系绳索，寻找抓钩的支点，并且密切注意“走路人”的一举一动。
他们在片刻之后展开交谈，看表情仿佛是笑着，很开心地笑着。“也许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乔奇说。“也许他们要诱敌深入。”我说。“也许——”乔奇放下镜筒，再一次展露出宽和的笑容，“和你出任务很够劲儿，越来越够劲儿了。”那两个“走路人”看起来也差不多。他们笑，偶尔摇头，指手画脚。最后一齐站起身子，弯身整理着什么。“干嘛啊他们？”我们同时说道。
过不了多久，他们已经打点好，开始登顶。这是个好机会，他们再神通广大，背后也不会长眼睛，我们只要有二十秒钟的时间沉下谷底就跟得上了。正当我放眼谷底搜寻栖蔽之处的时候，乔奇拱拱我的肩窝，示意我看对面“走路人”方才栖身的所在：“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沿路做记号。”接着，我们同时发出“嘿嘿”的笑声，忽然间又觉得“走路人”不怎么神乎其技了。而所谓记号，是两截埋在土里的竹筒，既没有伪装，也显然不能代表方位，看起来惹眼又无趣。不过他们登顶的方式倒蛮有意思；不借助什么工具，轮流用对方的身体作踏板，手脚结实又利落，两人不时还会发出咿咿唷唷有如调笑或鼓励的怪叫声。不多会儿便上了山脊。我们在“走路人”消失于北西北方的同时，一骨碌滑索下坡，奋力收绳，一面相互拼命似的奔跃过及踝的溪流。乔奇比我先到达“走路人”留注记号的位置。他得意地笑了笑，一面探手到竹筒里去，一面说：“怎么样？哥们儿！老哥哥——”然后那脸色起了变化，他缓缓地抽出手来，上头沾满一片野人屎。
你们一定听说过关于威严的信条，现在流行的话里有一句“形象问题”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无论如何，长官是不能当着部下的面丧失威严或“有损形象问题”的。所以我一定不能像你们现在这样启齿咧嘴、前仰后合地笑，我必须咬紧牙关，发出“唉呀呀”那种既惋惜、又愤怒的同情的声音。话说回来，如果是一个朋友甚至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的手上沾了屎，你岂有不笑之理？所以我说：试验交情的真正手段是看看他经不经得起你的讪笑；如果经不起，他必定在心里把你当成“部下”一般的看待了。不信，你们可以回去试试。
我当然不会试。“唉呀呀！”我说，“这些混账王八蛋在坑我们。”我说“我们”；乔奇却好像看穿了我刻意不笑的冷淡，不答腔也不理我，径自跑回溪边洗手。我猜他会因着我的反应而有哽咽之感，就像头两年他为我带回来一袋泥土时我的感觉。当时他有如一位到基层来视察的师长，用力拍打我的肩头（害我被一枚脱了帽的肩章铆钉穿透制服扎进肉里），笑道：“好好儿干！嗯？将来看你的了。”尔后我也回内地出过几次任务，可是，再带回什么土也好、瓦片儿也好，每回交到我娘的手里时她都不流泪了。有一次她随手扔掉一包花种子，说：“你爹还是没消息啊？——这里院子小，没事儿的工夫别带这些破箕烂担的玩意儿了。”是的，我们都会有那种被身边的人推搡到天涯海角的哽咽之感。我远远地望着溪边那壮硕的影子；听见流水啪哒啪哒作响，还有他浓浊的叹息声。
这一天我们在沮丧沉默的气氛中度过，从而听到许多环境里的声音——包括斑鸠、山雉和乌鸦，有几次我甚至怀疑听见狼和熊吼。乔奇偶尔也会停下脚步，偏头斜眼，或者举起望远镜到处勘察一阵。而我们都不再交谈。“走路人”则在三公里之外一路高声唱歌，歌声撞击山石，回音钻入我们的耳鼓，仿佛在指引着什么。
当时，我敢打一万个赌：他们的歌一点意义也没有，一点也不雄壮威武，一点也不振奋士气。我更怀疑他们能唱出什么心情。他们是如此的随便，也许听见林叶祟动就唱沙嗒沙嗒，听见河水就唱噜哩噜啦，听见斑鸠了，就来上一段咕咿咕咭，要不就和乌鸦一道喔——喔——
然而在不知不觉间，我自己的嗓子也痒起来，不过满脑子军歌进行曲实在不好一个人唱。我撇脸瞧一下乔奇，他的喉结也微微抖颤着；听不见他哼什么。想必他也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哼的是《黄河三部曲》，前些年流行过的。倒是“走路人”那种没腔没调没有内容的歌声有如一片浩浩荡荡的山岚把我们给围住，我们丝毫不费力气地循声跟了一天，直到夕阳把我们的身影甩到山坳里去。
我相信你们也有这种经验：一到晚上，人会变得比较悲观，任何念头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入幽暗的角落，和孤独、绝望、恐惧、死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的心情却使乔奇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松弛下来，我们宁可开始交谈。“咱们吃什么？今天晚上。”乔奇说这话的时候从怀里摸出一把刮胡刀刮下巴上的须茬，偏巧我也同时问道：“‘走路人’吃什么？”然后我递给他一个野地瓜和几支山芋，“说不定他们正在烤山猪呢，我绕到他们前头去瞧瞧。”我指了指“走路人”歇脚的低地对面，在那边半山腰有一片隐蔽良好的相思树林，或许基于刚才我说的那种心情，乔奇有不愿意拂逆我、甚至讨好我的意思，他答应我为满足好奇心而冒一次险。
我像初春傍晚出洞觅食的草蛇般悄然滑下泥坡，循着低地周边灌木丛和蕨草的走势，从“走路人”背后绕到对面山壁下，发出秋虫的鸣声，并看见那师徒二人正在截取枯枝燃起一堆柴火。我又叫了两声，稍等片刻，趁他们专心拔掉一只山禽羽毛的工夫攀上一株枝叶繁密的相思树。“走路人”仍只静静地并坐着，烤那只山禽；又从一个皮布囊中倒出白色的浆液，淋在油光光的食物上，以及轮流灌饮着。
二十分钟之后，我循路潜回原地，告诉乔奇：“他们又是酒又是肉，真他妈逍遥！”他一面非常仔细地刮除两鬓（发出铁石摩擦的脆硬声响），一面沉沉缓缓地说：“咱们哥们儿有几年没一块儿醉过了？嗯？”我迟疑了一阵，答不上来，说久嘛也实在没几年；说不久嘛那些过去的情景似乎再也回不来了。只好转过头望望相思树那边：“谁还算计那些？”乔奇诡异地笑笑，从衣服夹层里掏出一个美国大兵经常贴身带着的那种扁形钢瓶：“来点儿！金门高粱，驱驱寒罢！”我们一人喝了两口，轮番对望着。酒气冲涌着我的眉心，我真想告诉他，如果咱们只是朋友而没有阶级，或者只是长官与部属而不是“哥们儿”，也许酒味会温和许多。“真烈！”我又转过去看相思树，扯开话头说：“操！他们烤鸟真是一把手，香得我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要是拿来下酒——”乔奇忽然打手势止住我：“你闻到了？真的闻到了？”我点点头，心下这才一转，看看手里的酒瓶、对山的树，觉得不妙了！乔奇早已一个箭步窜到泥坡上，我跟过去探头往低地望一眼，那里只剩下一堆未熄的柴火，“走路人”不见了。风从我们的脑后吹来，一直吹到相思树那头去——风向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转了。
我们熄灭柴火，找着地上被践踏过的枯草痕迹，恢复和夜色一样的沉默；带着孤独、绝望、恐惧和“走路人”留在火堆旁边的半只烤山禽，咀嚼着疲惫与自责，走下去。
你们也许想到：在接下来的行程里，“走路人”不会再用歌声为我们引路了。我们几乎已经确认：对方笃定发现了背后的跟踪者。问题是：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我们？——敌人？不对。他们在各族之间，根本无所谓政治立场，哪里有什么敌情观念？猎人？也不对，他们一定知道：没有一个猎人甘心承受跟踪另一个同行以获取猎物的羞辱。友人？更不对了，他们何必躲闪友人呢？除非——“除非他们不愿意别人了解他们行走的路线。”乔奇说，“这里头有文章，有文章！打从一开始，上面说要暗中跟随，我还以为是言语不通、不好打商量的缘故。不过看他们这样躲躲藏藏的——”说到这里，他开始搓弄那只捞到屎的手掌，“你想，他们会不会有问题？”“什么问题？”“你还记不记得头两年特勤组在七堵还是八堵山里破获一个匪谍大本营的事？”我点点头。“依你看，‘走路人’这条秘密通路和潜伏的匪谍有没有关系？”我支吾片刻，正准备摇头或点头的时候，乔奇的眼睛闪出两道晶光：“说不定‘走路人’是在替‘他们’传消息——欸，这不是不可能喔！上面一定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才不许带火器，不许伤人，要留活口，放长线、钓大鱼！”我不甘示弱地抢着说，“这样一串起来就合理了。”“对，就合理了。”我们竟然握起手来。
可是天一亮，我们却再度听到“走路人”嘹亮的歌声；一样的腔调，一样的随兴所至。不过在乔奇和我的心里，那歌声绝对另有含意。我们讨论了半个小时（甚至更久些），合理的结论有两个：一、他们刻意装作没有发现我们的模样，以便松弛我们的警觉，然后出其不意地在任何一个隘口或密林中设下陷阱、捕兽器，要不就造成一次人为的坍方，把我们一网打尽；二、他们的歌声其实是一种警报，用以通知藏匿在附近的同谋可疑分子（比方说，匪谍）。
另外一件事情是尔后想起来我都忍不住捏紧拳头，为自己的大胆而震惊不已的。“走路人”从那天开始，每次吃什么都会剩下一些，留在火堆旁或者显眼的大岩石上。乔奇坚决不吃。“说不定有毒！事情走到这步田地，我看还是小心点好。”“可是我们吃了那只烤鸟也没事。还有，昨天早上的半只羌子，晚上的一头野兔，我吃了也好不过的——”“你忘了那天你说过——‘诱敌深入’，不是么？”他第一次拔出刺刀，往我们的面前的一块山猪腿肉上猛地一插，举臂甩了个老远，接着自言自语着说：“不吃的好。”“老乔！”我又饿又气地瞪着沾满烂泥的山猪肉，“你这算命令呢？还是——”“不错！”他绷紧脸，定定地看我，“是命令！”我哼了一声，走到山猪肉旁，捡它起来，连泥带肉狠咬一大口，一边嚼，一边说：“那我抗命！你回去办我好了！”泥块在我嘴里研成沙粒灰粉（发出铁石摩擦的脆硬之声）。其实我也怕有毒的——这里到处是鲜红的毒蕈，令敏锐的我们触目惊心。
你们这些一天到晚接触资料、整理资料、运用资料的人凭什么去相信资料呢？的确——只要资料之间合理，就值得相信。的确这样么？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因为有理可循，便不再有多么触目惊心的事了。灾难、斗争、战祸、残杀……再疯狂的事都可以找到隐隐约约的理由加以解释。我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闹情绪抗命；乔奇在任务结束后也合理地签办过我。我更可以合理地解释吃了那块山猪肉之后为什么肚子没命地疼起来：一、我中毒了；二、我吞了脏泥臭土；三、我在情绪激动之下进食造成消化不良。
我强忍住肚子痛。为了不让乔奇发现我浑身冒出的冷汗，一度故意加紧步伐，口里不时嚷着：“热坏了，这种鬼天气！”偶尔我也会找些帮助消化的野草放在嘴中嚼嚼，然而无济于事。许多许多年以后，我留起一脸胡须，在农庄上养了一大群自动组织成阶级社会的野狗，看见它们在附近的草原上嚼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野草，并迅速痊愈；便一定会想起当日的情景，才恍然大悟：使我们病痛的不是社会阶级，而是我们为巩固阶级社会而抗拒自然的机心——那些我们精巧编织而使之合理的机心。
我宣告病倒是在三天后的傍晚。当时我落后乔奇差不多有五百公尺远。他喘着气跑回来，扶住我的肩膀，脸上洋溢出兴奋的光泽，而我的视线正模糊着。他叫着说：“哥们儿！有了！‘走路人’落脚了，就在前头山洼子里，好像是一个聚落。他们要是有什么问题，在那儿一定可以查出点眉目。”“那，”我撑开眼皮，感觉到左边脸颊在抽搐，我是想笑的，“那你可是大功一件了——”然后我朝后倒下去，他揽我的腰，我迷迷糊糊一阵天旋地转，被他扛上肩膀，听他用我从没听过的恶毒字眼咒骂着，只能依稀看他厚重的靴跟踩烂一路上石缝间的抓地草。最后我听仔细了一句话：“你跟你爹一个臭德行，妈了个屄的除了逞强还会什么？”我被山洞岩顶缝穴的滴水打醒，朦胧间听到乔奇渐行渐远的话：“你给我好好待着，我到他们聚落那边看看去。”“我没事，我好不过的——”“我告诉你，你。给。我。待。着。”他打断我，语气仍旧严厉得紧，“你是好不过的！可是咱们还有任务，不能就这样砸掉！你敢走出去一步，别怪我不够哥们儿。”说着，他又回来，凑近我，露出一丝苦笑，“这，也是命令——运气好的话，我给你找点草药回来。”
洞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愈来愈清醒，也愈来愈感到腹腔抽绞地痛着。好半晌我才摸着身边的行囊和水壶，勉强撑坐起来，一面舔着干裂的嘴唇，一面拧开水壶盖。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洞里不只有我——在我正对面的地上，约莫二十尺远、两尺高左右的半空里，有一双绿光闪闪的眸子。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给我下毒的“走路人”。顿时喝一声，撒了水壶，抽出刺刀，对准那双眸子的中央掷出，在下一秒钟，我站起来，再度昏倒，觉得腹部被对方的利箭射穿了一个巴掌般大的窟窿。
你们如果不健忘的话，或许还记得我打一开始说过：记忆是会随着时间而生长和改变的。比方说：此刻我舒适地坐在这张安乐椅上盖着毯子，我的十指交叉，握住腹部，轻轻地揉搓它。而我已经不记得它在三十年前曾经疼痛，痛得昏过去两次，甚至还以为自己中了箭。我以为自己中箭之后所发生的事却更荒唐，我这一辈子恐怕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道理？
我可能做了一个梦。然而也可能不是梦（像干我们这种职务的人是不容许酣睡入梦而丧失警觉的），我甚至忘了自己有没有闭上或睁开眼睛。总而言之，当时的情况是乔奇回来了，我想和他说话，要水喝，告诉他“走路人”射了我一箭，我也飞给他一刀。我还想问他：聚落那边的情形如何？另一个“走路人”是不是像传说里那样，受到隆重的欢迎？欢迎会是不是在团团圆圆的月光下举行？有没有肥酒瘦牛？有没有美丽、害羞、娇怯的少女？或者，有没有出现匪谍的踪迹？发生状况了吗？开枪了吗？有炮击吗？看见我们的老婆了吗？还有我爹，我爹也披挂上阵了吗？他杀了多少士兵？还是陷入敌人口袋战术的重围里去了？
可是我一句也问不出口，我发现进洞来的又不是乔奇，是我爹！他蹲跪在我的面前，一言不发，一脸乱胡子相互结着，他左右搬动我的脑袋，两手如冰一般冷。我叫他：“爹！”他打了我两耳光，还是不说话。我把中箭的部位指给他看，他也照我的手势摸了摸，那掌心传来的寒气使我浑身不自在，我开始发抖，并且清楚地意识到：我爹死了！他的鬼魂来看我了。我使尽全身的力气又喊他一声：“爹！”接着，好像，好像，好像我也死了。是的，我爹在我奋力喊叫的同时从腰间掏出一袋老家南院榆树下的泥土，塞在我嘴里，他用力塞着，直到一包泥土全滚进我的咽喉。我只觉得一身冰凉，哽咽着，死去。
如果那是一个梦，而我没死，那么很显然地，我爹托梦给我的道理是他已不在人世，尸骨俱寒了。我是决计不肯如此相信的——事实上去年乔奇从海外带信给我，说我爹还硬朗朗地活着，他又娶了妻子，那女人比他短命得多，而他，强悍一如往昔，只是缺钱用。
如果那不是梦，为什么当乔奇把我叫醒的时候竟然说：“好小子！睡这么一觉烧就退了。”当时我一把扯住他的领子：“我挨了一箭！是他——”我指指肚子和对面。
肚子已经不疼了，对面的岩壁钉着我的刺刀，刀尖插在一条雨伞节的脑袋上。
我猜想得到，你们以为我在编故事。我告诉你们的是记忆，记忆好像和编故事差不多，是吗？“你的故事比我的有意思。”乔奇和我眯着眼走出山洞时这样说道。当时天已经大亮，我放了一串带有泥土和青草气味的响屁，问他：“你的怎么样？”“什么也不怎么样。我一进山洼就跟丢了一个，他们狡猾得很，分头走不同的路。我只好盯着那个小的，他到聚落里和几个老太婆打过招呼，要了碗小米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去他妈的然后，那家伙掉头回来了！差一点和我头碰头。”乔奇扶扶我的肩，眉头一紧，又给我一个苦笑，“我再跟回来，嘿！另外那个老小子已经在西北角悬崖那边儿生了个火，两人喝起粥来啦！”
我们直接攀登山洞上方的岩壁，在一块马鞍形的云母石顶端占住制高点，一眼望去，悬崖就在三百公尺之外。两个“走路人”一个也不少，盘坐在崖角上，身边铺着一大堆翠绿翠绿的山芋叶。“他们又在搞什么鬼？”我说，瞄一眼乔奇的胡子茬，忽然觉得他也许在跟我装傻——前一天晚上我昏过去之后，一定是他回来给我吃了什么草药，治好我的肚子。然而他和我一样，对于施人的好处这一类的事只会在心里记一辈子，却总是羞于开口。“谁知道？”他说。“对了！还有——”我又放了一串响屁：“昨天你给我吃了什么玩意儿？”他仍旧头也不回地贴住望远镜筒，说：“你还要吃什么？我给你吃屎——欸！快看，那两个老小子一定有问题，我看他们是要打旗语。”
悬崖深不可测，对面的崖石看起来矮些，两崖之间起码也有三十公尺宽。环绕在四周的，尽是些童秃的巨石，不要说隐蔽，连根杂草也没有。“他们打旗语给谁看哪？”我顶回去，算是报复他跟我装傻到底，可是不能否认，我开始衷心地感谢乔奇——历时三分钟之久。三分钟之后，“走路人”在一眨眼蹦起身子，各自撑开两扇由山芋叶编成的大帆块，向我们藏身的云母石下方奔来。我们赶紧缩下脖子。他们却发出土狼的声，听那声音的方向，根本是冲着我们的！
乔奇和我终于忍不住，豁地站起来，居高临下，握紧刺刀。然而我在霎时间愣住了，只觉得浑身的血液再度凝结成寒冰——“走路人”对我们挥舞双手，带动腋下的芋叶帆，露出两口白牙，笑着。那个老的，竟然生了一脸相互结的乱胡子！他们在下一瞬间冲向悬崖，然后像两只鹞鹰一样地在两山之间的回旋气流中盘桓片刻，最后降落到对面低崖的平顶岩上。于是他们看起来小了许多，而且让人分不清谁是师父，谁是徒弟了。
如果你们要问我：听说台湾山地有一种“走路人”，拥有神秘的能力，走一条不让外人知道的棱线通路，在各族之间传递讯息，没有思想也没有立场，是不是有这回事？
我可以这么说：乔奇在“走路人”飞掉之后指天发誓，要再派一连人跟踪他们，要查明“走路人”的一切，要了解其中所有的秘密；他甚至要在那两个悬崖之间搭一座桥。结果他什么也没做，我们顺利地走完了各人的军旅生涯，其间再也没有一同出过任务，所以尔后再谈起往事来，便又像儿时一般亲近了。唯一不同的是，我单身经营这个农场（曾经跋涉到十五公里以外镇上的小戏院看《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乔奇则结婚了，他留学国外的儿子把他接去养老，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还提到：“你记不记得咱们吃半熟的猪肉那一次？我现在常吃，好不过的。”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乔奇根本没有吃那山猪肉，它也不是半熟的。也许你们该去问问他。无论你们相信谁的记忆，它都会在相信之后变成最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