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拾起她那把磨得光亮又锋利的剪刀掀开门帘进来的时候,我猛地把她错当成二婶。二婶比奶奶肥得多,有时候我会认为她比自己肥得多。这时她站在奶奶身后,冲我一咧镶满金牙的大嘴,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听那声音,我才发现拿剪刀的原来是奶奶。这时奶奶笑吟吟地接腔说道:“他怕什么?蛤蟆都不怕,他怕什么?”

蛤蟆就那么静静悄悄地趴在床头的一支三脚凳上,脖子里箍着条红丝线,丝线的另一端绑在煤油灯座底下。它鼓凸着一双大眼,滴溜溜朝我转了转,活像二婶生气的样子。我懒得理它,或者奶奶和二婶,只觉得脸上一阵急似一阵的胀热好难受,就闭上了眼——其实闭与不闭也差不离多少,从晌午起,我这双眼睛就“肿得比核桃还大了”。二婶说:“赶下午让四叔逮只蛤蟆给你解火罢。”

四叔把蛤蟆逮回家来之后和二婶吵了一架,二婶气得骂四叔:“书念到狗肚子里去了。”老黄狗当时正夹着尾巴在灶底下,拿舌头舐鼻子,斜楞着眼看二婶,活像不甘心让人比四叔的样子。四叔只管怒气冲冲地跨出了后院,嚷着:“反正我把蛤蟆逮来了,拴柱子瞎了也不该我的事;我早说过,蛤蟆不会比大夫管用。”

“真亏四毛说得出来!”奶奶掏出老花镜,把剪刀往油灯火苗上来回烤了烤,“那些个洋大夫懂个屁!”“就是嘛!”二婶说,“他们懂得屁!”奶奶没再说什么,低头寻摸那只蛤蟆。我从眼缝里看着她一手挟住老花镜,一手用剪刀尖拨翻了蛤蟆。二婶抢上一步,伸开五指帮奶奶按住蛤蟆的两只前脚,蛤蟆“咕嘟”一声,大概是咽了口唾沫,我也一样咽了口唾沫。只听见二婶继续说:“那些个洋大夫就会拿人开刀,要是把拴柱子送到他们那儿去啊,指不定受多少罪呢!”

奶奶一剪刀在蛤蟆肚子上戳了个浅浅的洞。我几乎不敢看下去,可是眼睛根本闭不紧,就像它睁不开一样:我清清楚楚地瞥见那蛤蟆的白肚皮从剪刀扎下去的口子往上绽开,里头露出一堆红粉素白、活蹦乱跳的玩意儿。奶奶这才说:“四毛这些个日子早出晚归的,又搞些什么名堂?”二婶压在仰脸蛤蟆前脚上的手指抖了抖,轻声说:“谁知道他?”“咱们可是规矩人家,可经不起他这么折腾。”奶奶抬手扶一扶老花镜,瞧准了蛤蟆敞开的胸膛一剜、一剔,摘下一块鲜红的东西,一剪两半,说:“这孩子,一出生就该把他给掐死,省得人操心操不完!——来!拴柱子,敷上,这蛤蟆肝,敷一夜,天亮就好啦!”

凉凉的蛤蟆肝就这么压在我眼皮上。但是我依旧从眼缝儿里瞧见奶奶如何把预先准备下的针穿上红丝线,如何替蛤蟆缝上肚皮到胸膛的一条裂口,如何把它扔出窗外去,以及如何叹着气收拾剪子、凳子,并且和沉默下来的二婶一道出门。临走前她还对我说:“那蛤蟆再回到田里去,就成了蛤蟆王子。”

这天夜里老黄狗吠了一整夜,搅得我一直没睡觉。蛤蟆肝仿佛流出来雨天檐头不断滴落的水珠,一点一点敲在我的眼皮上。我却止不住想起四叔在前些天对我说过的一番话:“拴柱子,凡是有心肝的人,任谁也不能不出头了。”他说的是县城里被奶奶称作“青皮混混”的一帮子人,都是他的兄弟伙儿,有的打从上高小的时候起就不留辫子了。当时我还是个奶娃子吧!——四叔好像说过的:“等不到你们这些奶娃子长了屌毛儿,天下就不一样了,天下就太平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远处刚插上秧子的翠绿田野,那儿正传来一阵阵喧天价响的蛤蟆声。

我再到田里去看水的那天,眼皮已经不肿了。奶奶坐在场子边儿的槐树底下,扯直嗓子嘱咐我:“要是碰上什么熟人,别忘了问一声你四叔的消息;要是有什么生人问起你四叔,就什么也别说。”结果什么生人熟人我也没遇见,倒是先前那只蛤蟆又出现了。它胸腹之间的那条缝纹儿我是认得的——红丝线沾满泥土,有如黑麻绳;它依旧鼓凸着一双大眼,在通往县城的大路边儿等我。“你别冲我来!”我举起二婶赶鸡的青竹竿儿吓唬它,“是我四叔和我奶奶下的手,有种你找他们去,不打死你个小王八蛋的才怪!”蛤蟆没理我,径自咽了两口唾沫,一转身,朝路的另一边跳过去。这时我才看见,它身后的田沟里忽然窜出成千上万的大小蛤蟆,随在它屁股后头此起彼落地穿过路面,霎时间我眼力能够着的地方全是窜高蹦低的蛤蟆,仿佛夏日午后场子上的雨漩子。它们拼命往路的另一边跳去,没完没了。要不是一辆赶死投胎的骡车打县城那头辗过来,我真会让蛤蟆王的千军万马给活埋的。

骡车却带来一个不能让奶奶知道的消息。二婶在那天傍晚抹着眼泪把我拽进厨房里,教我跟奶奶回话:“你就说四叔的朋友赒济他到省城念洋学堂去了。”“那我也要去!”“去你娘个头!”二婶作势要摔我耳刮子,吓得老黄狗一舔鼻子溜了,她才哑着嗓子说:“去给人当革命党?像你四叔?摘心挖肝的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