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我表弟带着女儿,从盐城到北京来旅游。我居住的地方,离门头沟风景区不远,姐姐问我能不能带他们去逛一天。戒台寺,潭柘寺,都可以。相亲之后,我对崔梨花夫妇的憎恶已到极限,但一路上,我还是不断地告诫自己,决不能将对崔梨花的一腔怒火,撒到无辜的表弟身上。

傍晚返城时,我请他们在一处农家院吃饭。出来找厕所的时候,我无意间看见院子里的墙上挂着房屋出售的广告。那是一处厢房,方方正正的两大间,就在院子的西边。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上有个喜鹊窝。屋顶上还有几个没有摘下的大南瓜,风吹枯藤,沙沙有声。我找到农家乐的主人,随便问了问,对方开价贵得有点离谱,竟然要三十八万。因这个地方距离我在石景山的住处,只有差不多半小时车程,我就多留了个心眼。

第二天早晨,我把表弟他们打发走了以后,又专门开车去了一趟。

主人很快就同意,将房款降到三十五万。他反复向我说明,这处房子,只有四十年的小产权。这倒不是问题。四十年,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觉得自己恐怕活不了那么长。

房屋倒还整洁,尤其是那宽敞的院子,不由得让人眼睛一亮。由于这个厢房坐西朝东,屋后还有一条小河沟,夏天的夕晒是免不了的,蚊子大概也不会少。主人许诺说,他们可以在院子里给我划出一块地来,供我种植“没有任何污染的蔬菜”。假如我无意自己种菜,他老伴也可以代劳。他的那个老伴,快人快语,脸上红扑扑的,颧骨上像是涂了胭脂一般。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如此健康活泼的人了。我问他们,假如我决定买下这处房子,什么时间可以搬过来住,主人的回答是“随时”。他们急等钱用。他们的儿子在马赛第二大学读书。夫妻俩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眼看就要被那个“前世的冤家”糟蹋完了,出售祖屋,也是不得已的事。言谈之间,不胜唏嘘。但房主还是没忘了两次提醒我,马赛在法国南部,是《基督山伯爵》故事的发生地。

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缠住了。一连几天,我每晚都会梦见那个小院,梦见那个老槐树上的喜鹊窝。有一回,我梦见自己在树下的躺椅上乘凉,看着玉芬在院子里除草。她竟然随随便便地撩开裙子,在缀满黄瓜和牵牛花的藤架下撒尿。午后的阳光热烘烘的,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她那湍急的尿液四处飞溅,在泥地上冲刷出一个小坑来。我拚命想让自己的头更低一些,以便能够看见她的私处,脑袋就撞在了床沿上。在我醒来的最初一刻,玉芬那摄人心魄的嫣然一笑,还在黑暗中清晰地停留了几秒钟,漾漾地浮动,随后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直到一阵冷风吹过,才最终消失不见。

我决定买下那处房子。仿佛我一旦如愿以偿,困扰着我的所有烦恼,都会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

渐渐的,我心里就生出了一个愚蠢的计划。

你应该还记得,半个多月前,在蒋颂平的书房里,他曾经向我介绍过一个名叫丁采臣的客户,让我帮他配一套“世界上最好的音响”。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重放系统,可以称得上世界上最好的音响。若是单单从价格方面来说,如果你想置办一套世界上最贵的音响,一两千万人民币也能花得出去。不过,按我也许带有偏见的观点(当然,还有经济实力的限制)来看,英国天朗公司的那款AUTOGRAPH,可以称得上发烧音响中的极品。

不瞒你说,这样的宝贝,我手上就有一对。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你若向北京人提起“牟其善”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他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商人,擅长篆刻,喜欢登山,常和女演员在一起厮混,这都不是什么秘密。据说,他的行为十分乖张,常有出人意表之举。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无论他在哪个场合出现,你都不可能看见他,因为他穿了一件隐身衣。具体如何,我未亲见,不敢杜撰。其实,在古典音乐发烧界,牟其善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教父级人物。每年正月十五,他照例都会在“权金城”包下一层楼面,摆出一套高档发烧器材,邀请北京的发烧友们在一起吃火锅,并互相切磋技艺。他迷恋巴托克和普罗科菲耶夫,可见此人趣味不俗。我曾在这样的聚会上与他见过两次,足以证明隐身衣的说法毫无依据。

一九九九年八月,他在攀登贡嘎山的途中不幸遭遇雪崩。消息传来,让人不胜悲伤。我还参加了由发烧友们自发组织的一个小型的追思会。那天在追悼现场反复播放的音乐作品,正是巴托克的《寂静山村的夜晚》。

牟其善死后,为了偿还所欠债务,他夫人对其名下的部分房产和收藏物品进行了半公开的拍卖。之所以说是半公开,因为知道拍卖消息的人,实际上很少。蒋颂平那天正因闹痢疾而卧病在床,就打电话让我代他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在那些琳琅满目的音响器材中,淘到便宜货。

在那天的拍卖过程中,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牟其善收藏的字画、古董和黄花梨家具吸引住了。一直到拍卖会将散,那对六角形的天朗AUTOGRAPH,俨然貌美如花的孪生姐妹,羞涩地挤在大厅的墙角,居然一直无人问津。我敢说,自从我到了拍卖现场之后,我的眼睛始终没办法离开它哪怕一秒钟。我静静地守护着它,甚至不敢大声呼吸,直至人散楼空。最后,当我以底价八万元拍得此品的时候,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像是喝醉酒似的,周遭的一切,都有些虚幻不真。

这款箱子,问世于一九五四年。伟大的设计师Guy R.Fountain推出这款呕心沥血之作,据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十五英寸同轴单元的潜力。Fountain不仅为这款音箱选用了最好的单元,而且为它设计了极为复杂的迷宫式结构。AUTOGRAPH,中文本应译为“签名”或“手迹”,但奇怪的是,在发烧界,它一直被刻意误译为“自传”,并以讹传讹。因为制作单元的天然钴磁断货,加之箱体的加工成本高昂,这款音箱于一九七四年就已停产,市面上十分罕见,据说在整个远东地区,也只有三对而已。至于眼下在二手市场上流通的AUTOGRAPH,如果不是它的复刻版,那就是mini型的廉价书架箱。

我从拍卖会上买下这款箱子之后,出于某种担心它会突然消失的忧虑,一直瞒着蒋颂平。另外,对于这款箱子的真正价值,我也瞒着玉芬。有一天,我送完货回家,一进门就惊愕地发现,玉芬竟然用他妈的钢丝球和“白猫”牌洗涤灵,“嘎吱嘎吱”地擦拭这款音箱。她擦得十分卖力,仅仅是为了让它看上去“更新一些”。而且,她在两只箱体的顶端,还他妈的各放了一只沉重的花盆。

我被她吓得差一点当场晕厥。

当我和玉芬闹离婚的时候,我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走包括这对AUTOGRAPH在内的音响器材。你据此可以想见,我对这款箱子痴迷到了什么程度。那段时间,姐姐崔梨花每次见到我,都会哀声叹气地骂我白痴。我只当没听见。至于混蛋常保国,他的话就更难听了。那年元宵节,他们夫妇来石景山看我,刚喝了两杯酒,姐夫就再次开导我说,玉芬红杏出墙在先,这婊子自己夹不住双腿,偷人养汉,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让这个臭婊子净身出户才对,只有傻子才会同意将房子让给她。我被他骂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从厨房里拿来了一把菜刀,往他面前的桌上一扔,并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他胆敢再说玉芬一个脏字,要么他杀我,要么我杀他。

常保国一连骂了我七八个“乌龟”之后,饭没吃完,就拽着他老婆,跺着脚,气咻咻地走了。

不过,话说回来,将房子让给玉芬,我其实一点都不吃亏。这笔账,我心里也盘算过无数遍了。上地东里的那套房子,我买的那阵子,只花了不到十八万。可是现如今,这对AUTO-GRAPH,在二手交易网站上的价格也已经超过二十万了。如此分割财产,应该说公平合理。上地东里离玉芬的工作单位很近,她要下那套房子,图个上下班方便,也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了,玉芬跟了我这么多年,过了这么久结结巴巴的日子,我心里想起来,都觉得羞愧难当。我连她一直嚷嚷着要买的一块三千元的和田玉坠儿,都没能满足她啊。

为了让箱子保持比较好的工作状态,不至于让它因常年封存而导致声音板滞,我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煲它一次。通常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我会找来一盘意大利四重奏乐团演奏的莫扎特(迄今为止,它仍是我的至爱),或者季雪金弹的拉威尔或德彪西,一个人用很小的声音听上两个小时。我知道,由于系统配置的限制,这款箱子暂时还没有办法发出理想的声音。就像一位美貌的少女,刚刚从晨曦中醒来,尚未梳洗打扮。但那也已经足够了:我能感受到她压抑不住的风韵,她的一颦一笑,她那令人销魂蚀骨的魔力。

有好几次,当那熟悉的乐音在夜幕中被析离出来,浮荡在那个北墙有裂缝的客厅里,我禁不住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就好像玉芬从未离开过我;就好像那声音中被析离出来的,正是她那满月般如花的脸庞。就好像,在这个肮脏而纷乱的世界上,我原本就没有福分消受如此的奢靡。

无论我身处何地,无论我曾遭遇到怎样的辛酸、孤独和屈辱,只要一想起AUTOGRAPH,想到她静静地倚立在客厅的墙角,在等着我的归来,我的心里总会有一个确凿无疑的声音在安慰我:朋友,你的日子还不算坏。你那可以望得见的未来,也还有点希望。

可是现在,你大概已经知道,我所说的那个“愚蠢的计划”,指的到底是什么了。没错,我要让这对箱子出手,把它卖给丁采臣。

毫无办法,我只能这么做。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天,当我喜滋滋地把玉芬带回家的时候,母亲脸上依次掠过的惊骇、怀疑和担忧,让我十分意外。“你这个婆娘,有一多半是替别人娶的。”她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有一种轻描淡写但又让人毛骨悚然的神秘。

那天晚上,我送走玉芬后回到家中,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母亲的胸口堵得厉害,正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大口地喘气。梨花悄悄地把我拽到一边,神色凝重地问我,要不要送她去医院。我可管不了那许多。把姐姐支走之后,我一把就将母亲从小板凳上拽了起来,并要求她向我解释,刚才她说玉芬的那番不伦不类的话,到底有什么根据。

母亲的脸被月光衬得蓝幽幽的,她轻轻地叹息一声,对我说:“穷人凭运气,有时候也能捡到宝贝。但你就是没法留住它。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这个女人,你也就是过一过手罢了。临了,她还得去她该去的地方。”

母亲看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就顺手撸了一下我的胳膊,安慰我道:“孩子啊,能够过过手,也是咱家上辈子积下的福分啊。你说说,人所能有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呀?是命,对不对?可你就是成天把命抓在手里,紧紧地攥着,临了,还得要撒手,对不对?”

确实,我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在心里默默地嘲笑她,怨恨她,甚至一度巴望着她早点死掉。就算她真的死了,我在她的葬礼上连半滴眼泪也没掉。她得了那么重的病,居然还苦苦支撑了四年之久,似乎就是为了活着看见她那不怀好意的预言变成现实。

可现在,你知道,当这对AUTOGRAPH即将出手之际,我忽然一切都明白了。

现在,我倾向于认为,我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智者;现在,我爱她,胜过自己攥在手心里的命。

好了,不说这些了。既然打算要出售这对AUTOGRAPH,既然我已决定把它作为“世界上最好的音响”转让给丁采臣,我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为它设计并搭配一套体面的、说得过去的系统。就如同自己心爱的闺女要出嫁,老父万般不舍,也还得强打精神,为她张罗嫁妆一样。起码,我得给她做一身漂漂亮亮的衣裳,看着她体面地出门吧。

最先考虑的自然是胆机。KT88的推力足够粗犷威猛,但我嫌它声音发干,高频的延展性不够。相比之下,EL34要稍好一些。声音虽说细腻得多,可总是欠缺一点密度感,味道也不够厚。当然,我也可以考虑使用300B。你知道,300B的声音没得说,可惜的是,它只有十二瓦的输出功率,能否让我心爱的AUTOGRAPH感到满足,从而达到琴瑟和谐的境界,我心里一点没谱。我也可以考虑将它做成“推挽式”,使它的功率放大一倍,但人为增加它的功率,跟让一个阳痿患者服用过多的伟哥,其实没有太大区别。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我把心一横,决定铤而走险,为它制作一台单端的845。

845电子管功放,在发烧界素有“胆王”之称。我早年收藏的那款大功率直热式RCA电子管(它被发烧友尊称为“一柱擎天”),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家庭作坊式的胆机制作者来说,组装一台高水平的845绝非易事。它对工作电压的要求特别高,且制作过程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我曾尝试着做过两台这样的机器。第一次侥幸成功,另一次,因为手掌的皮肤被瞬间释放的电流烧焦,最终半途而废。但为了我心爱的AUTOGRAPH能称心如意,我决定豁出老命去,干它一次。

谢天谢地!我后来制作这台胆机的过程十分顺利。联想集团人事部的一位高管闻讯后,特地赶到我的住处,试听了一次,竟然死皮赖脸地缠了我一个晚上,劝我把这台845让给他,被我断然拒绝。

至于音源的选择,我在瑞士的STUDER-730D和英国的“Linn 12”之间摇摆不定。我更倾向于STUDER730D,只是这种型号的CD机在国内市场十分少见,而在eBay上通过拍卖从国外购入,又颇费周章。而那款著名的“Linn12”(乐迷们习惯称它为“莲12”),则是发烧友公认的最顶级的CD机,拥有接近“黑胶”的音乐味儿。我知道,在音响发烧网站上,现今就挂着一台。卖主就在北京的通州,机型是24比特的,对方要价八万元。我记得这款CD机,在网上已挂了三个月,一直无人理睬,大概是嫌它的二手价格太贵了。我想,若是“刀”他一下,砍到七万左右,还是有可能的。我尝试着给卖主打了个电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它最后的成交价格,被确定为六万八。

接下来,我找来纸和笔,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天朗的这款AUTOGRAPH,即便在国际音响界,也一直是发烧友们竞相罗致的抢手货,基本上挂出一对,就卖掉一对。不久前,在墨尔本成交的一对相同型号的箱子,价格达到了四点五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已接近三十万元。以上述价格为参考,我的这对箱子以二十五万人民币的价格出让给丁采臣,是说得过去的;至于说845的功放,我只收他四万元;瑞士的VO-VOX监听级信号线和喇叭线加在一起,约合三点五万元。再算上“莲12”CD机的六点八万(你已经知道了,这款机器,我还得从通州的卖主手里收购,差不多要花掉我的所有积蓄。我打算以原价转让给丁采臣,不多收他一分钱),这套音响的总价,已经超过了三十九万。

也就是说,我用这笔钱,付清农家院主人全部房款之后,还略有剩余。因此,你可以想一下,我被心爱之物即将出手的忧郁所包围的同时,是不是也能感觉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我拨通了丁采臣的电话。秘书台传来的录音显示,他暂时不方便接听我的电话。我留下了自己的号码,随后就陷入了心烦意乱的等待中。还好,差不多二十分钟之后,丁采臣把电话打回来了。

他的声音听上去虚弱而温和,却异常清晰。我做了自我介绍,并马上提到我和蒋颂平的关系。然后,我跟他说了说正在为他搭配的这套音响——其大致配置、性能和交货时间。对方很有耐心地听着,无论我跟他说什么,他总是用一个字来回答,那就是“好”。

应当说,在我刚刚跟他通电话的时候,我并未发现这个人有任何异常,或者如蒋颂平所警告的,有什么神秘和危险。他显得彬彬有礼,至少声音听上去如此。有两次,他提醒我说慢一点,因为信号有点不太好。当我向他吹嘘这套系统将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听觉感受时,他甚至还呵呵地笑了一声,反问我道:“哦,是吗?”

如果说我们在电话交谈中有那么一点令人疑惑之处,我觉得,怎么说呢,他的声音有点心不在焉。好像是刚刚睡醒,反应略显迟钝。另外,在跟我说话时,不知为何,总在哼哼唧唧。最后,我告诉他,这套系统的总价大约在三十九万元左右,并问他能否预付一部分款项。对方立即爽快地对我道:“这不是问题。这样,你告诉我一个银行卡号,我把总价款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看可以吗?也就是说十三万,先打到您的账上。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报出了招商行的卡号。出于稳妥起见,我要求对方重复一遍银行卡上的数字。电话里再次传来了哼哼唧唧的声音:“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坐在马桶上,没法记录。好像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有点腹泻。这样吧,你把开户名和卡号发到我的手机上,我让人把款子给你打过来。”

我随即将卡号给他发了过去,并附了一个短信,要求对方收到卡号之后,回复确认。我的谨慎并非不可理喻——这毕竟是我从事胆机生意以来最大的一笔买卖,我得保证它万无一失。但没想到,丁采臣随后的短信回复,却让我猛然间大惊失色:虎坊桥西里,三十七号院甲。事若求全何所乐?干吧。多带几个人去。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很显然,这是一条错发的短信。也就是说,丁采臣忙中出错,将本应发给别人的信息发到了我的手机上。这种事情常有发生,本来也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地方。但细细揣摩这个短信的内容,不知怎么搞的,我对这位客户的疑虑和担忧,开始急剧地增加。我说过,我对别人的隐私毫无兴趣,凡事也没有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本来,我可以再给丁采臣发封短信,提醒对方发错了信息,可我无法让自己怦怦乱跳的心平静下来。直觉,我那总是要被验证的直觉,不允许我这么做。你知道,在当今社会,无意间获悉对方的重要隐秘,会有怎样的麻烦和风险,是不消多说的。

好在五分钟之后,丁采臣的确认短信再度出现:卡号收到,请放心。大约十六天后,当我第十七次来到楼下的邮局,去自动取款机上查看银行卡时,丁采臣的十三万预付款已如数到账。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并为自己的多虑、为自己半个多月来的失眠和胡思乱想而感到羞愧。我总是没有来由地把事情往坏处想。

看来,疑神疑鬼这个老毛病,得好好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