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驻藏大臣文硕和摄政王迪牧半路上相遇后,并没有立刻把朝廷旨命说出来,而是一起到了噶厦政府的办公地大昭寺。在这个地方公开旨命,显得正式而庄严。摄政王理事的文殊大殿里,两个西藏峰级人物面对面坐在卡垫上,半天不说话。摄政王在等待,心里直打鼓:旨命到底是什么,对方如此不肯爽快吐露,看来凶多吉少。驻藏大臣也在等待,等待最后一刻的犹豫赶快离开自己。

终于,文硕猛舒一口气,放下茶碗的同时说了出来。

他说出的并不是“将边界据守藏兵,迅即一律撤回,游历、通商、传教各事,也应相机允诺”的旨命,也不是英国人急电里所说的文硕给朝廷的回禀:“礼遇英人,开门揖商。我念我佛,他传他教,游历所至,哈达香茶”云云。而是文硕深思熟虑过的抗英机宜:“摄政佛听我说,以大清海上陆地与英人对抗的经验,我们拟应如此抗拒英人,不取坚硬接仗之法,不取聚集一隅、迎面对敌之法,不取阵地固垒之法,以防英人大炮轰击,快枪扫杀。而应利用昏夜、地形、刀剑,分散伏出,游击无常,中途拦打,迂回敌后,截其粮道军需后援,并将我方粮草、牲畜、弹药,严密收藏。应以近战、夜战、伏击战为主,宜退不宜进,明退暗不退,以柔克刚,困死、饿死远来深入之敌。”

摄政王迪牧边听边点头,真是喜出望外。朝廷不仅同意了,还有具体的战术指导。在他看来,只要朝廷支持并参与抗英,打败英国人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文硕说:“应劝诫僧俗官兵,知晓民力民利。西藏生民艰难,本自拮据。务必抚恤小民,不可一味借战事苛敛百姓,扰害地方。败坏名声。以往藏军屡屡害民生事的弊端,当全力消除。要从速筹饷、筹兵、筹将,防止借口筹措自固势力,锋起内讧,涣散人心。”

迪牧听着红了脸,驻藏大臣戳到西藏政教的要害了,愤愤然攥起拳头说:“藏军扰民历来有高僧高官在背后撑腰,这次不能客气了,谁扰民就把谁当成黑水白兽的帮凶一起收拾掉。”

文硕又说:“务派遣噶厦要员去前线统一指挥,不能轻敌,更不能各自为政。”

迪牧说:“已经委派俄尔噶伦出任前线总管。”

文硕说:“我向摄政佛举荐一个人,此人懂西语,会藏话,文韬武略兼备,又是年轻体健、血气方刚的人,虽没有朝廷官职,却是当下西藏急需的人才。我把他从四川招来,想让他代表我去前线抗英,以示本大臣决不妥协的态度。”

摄政王点着头说:“大人应该不会轻易举荐人,一旦举荐,必然是大材高人,就让他去江孜给俄尔噶伦做个帮手吧。”

文硕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又喊一声,“魏冰豪进来。”

一个面孔白皙、仪表堂堂的青年趋步进门,弯腰恭见摄政王迪牧。

迪牧打量着他,突然问:“先生从四川来。可会念经?”

魏冰豪一愣,稍有惶恐地说:“啊,不会,大人。”

迪牧说:“不会就好,我们西藏最不缺少的就是念经的人,不念经倒是稀奇的。念经的人,有念成好人的,也有念成坏人的。他们靠在佛身上行事,都说释迦牟尼怎么说了怎么说了,其实释迦牟尼什么也没说。明争暗斗,你死我活,在佛脚上搓垢痂,把这些精力用到抗击外敌上,十个英国八个上帝也不敢侵犯西藏。”说着又愤怒起来,咬着牙,嘿嘿地吐了几口闷气。

文硕让魏冰豪退下,忧虑地说:“摄政佛当忍则忍。目下应该集全藏之怒、派神速之兵,遵朝廷之命,行退敌之策。”

摄政王说:“这个自然。俄尔噶伦已经去了江孜,我曾严令他等不来朝廷旨命决不开枪。现在旨命已到,我这就传旨给他:英国人就是带瘟疫的老鼠,历来不杀生的藏民,这次要见了就杀,杀他个一千二净。还有什么上帝,让他流血、掉头、永远不得转世。我要让西藏军民记住八个字:遇魔就杀,多杀必赏。”

当即让人拟定鸡毛箭书,一式两份,派快马使者送交正在江孜的前线总管俄尔噶伦。迪牧叮嘱道:“此箭书无比重要,一份装在胸兜,一份装在袖筒。送到有赏,送不到,你会搭上全家人的性命。”使者弓着背,“噢呀噢呀”地答应着,退了出去。

摄政王迪牧活佛长舒一口气,连喊:“饿了,饿了。”

这天,在大昭寺文殊大殿,摄政王招待驻藏大臣文硕以达赖喇嘛的标准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特浓酥油茶、上等糌粑、脆干牛肉、四种高级油炸点心,最后按照蒙古贵族的习惯,喝了能够消暑降温、舒畅心情的生马奶。剩下许多吃食。摄政王要赐给魏冰豪。回禀说魏冰豪已经离开大昭寺了。

文硕解释道:“既然摄政佛要他去江孜给俄尔噶伦做帮手,他怎么敢不立马赴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