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请程少伯吃饭的事儿,当事人程少伯很快就淡忘了。在程少伯看来,毛泽东主席想起当年的故人,邀他到警戒森严的住所,聊几句天儿,既扩大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还彰显了他“苟富贵,勿相忘”的交友之道与做人情操。这说明他既很有人情味儿,又很注意保持平易近人的作风,还很在乎百姓对他的看法。程少伯很理解毛泽东,也赞成他的这种做法,但只以为然,并不以为应该大惊小怪。自己能被邀请,荣幸固然荣幸,但也没什么值得逢人就讲的荣耀。

这种心理,当然源自他一向淡泊功名、不慕富贵的人生观。对毛泽东的成功,他除了称赞他志存高远,敢为天下先,理当成此正果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羡慕。他认为人各有志,他程少伯志在精研医理,重修医论,那最好就是每日面壁苦读,让他当国家主席他也没有兴趣(他当然也知自己当不了)。所以,他没按程少仲建议,趁毛主席请吃饭,要求安排工作——他现在的苦读苦撰不是工作吗?当什么中医中药局局长?那该多牵扯精力!当然,国家《药典》编委是可以当的,因为这正好把《本草新注》里的研究成果补充进《药典》中去——他着眼的是全民族医药理论的提高与完善,为此他可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但并没想通过自身的奉献捞取什么私利——他要私利干什么?现在他一不缺钱,二不缺米,三不缺房,四不缺妻子儿女。他什么都有,只恨自己学业未精,没成大器!所以,他要全力以赴苦读精研先人经典,苦参苦悟,务求真知,得其精髓,除此无他。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请吃饭的事,很快便被他淡忘。而且,毛主席的题词他也没有悬挂。因为他内心深处还是不大赞成中西医结合的提法。只是当着毛泽东的面不好坚持而已——何必一定要与国家领导人争论这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问题呢?毛泽东又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不能苛求他,应该允许他发表一个外行人的意见,也是一家之言嘛。他的直觉告诉他,毛泽东是位讲民主的开明主席,而不是一只靠嘴大压人的鸭子。这也是使他对毛泽东产生亲和力与信赖感的根本原因。

程杏元却不懂父亲的心思。这位年近不惑之年的杏林人家之后,幼承父训,熟读医典,后又就读协和医科学校西医专业,毕业七年,先是襄理,后又接替二爷与外公的事业,掌管当时北平第二大药铺鹤年堂中西两大类药物的修合与营销,成为年轻得志的新一代民族药业的佼佼者,可谓春风得意。但平日与达官显贵接触,见那些权倾朝野之要员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不免暗中羡慕,对官场荣耀常心向往之。这种思想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他无所改变。前次,对父亲被聘为国家《药典》的编委,荣耀不已之余,又见父亲被毛主席请到中南海吃饭,还带回毛主席的亲笔墨宝,更是大喜过望,恨不得立即装裱完毕,满城里悬挂张扬一番。谁知,二叔拿回来后,竟被父亲不声不响放进柜里。他问父亲为什么不挂起来?父亲只说了个“嗯”字,等于什么都没说。程杏元想说家里不挂,就挂到堂里去,可又怕遭到父亲否决,往下更不好办,就把话咽了回去。第二天,趁父亲出去遛弯儿,自己把题字悄悄拿走。母亲韩玉茑问他拿什么,他也学父亲嗯嗯两声,算是回答。

晚饭时,程少伯问程杏元:“你把题字拿到堂里去了?”

“我想,家里不挂,就挂到堂里去,比放在柜子里好。”程杏元解释道。

“也好。”程少伯平静地说,“不过,你一定要挂的话,先拿回来我处理一下再挂。”

“处理一下?”程杏元有些纳闷。

“嗯。挂出去就是发表,而发表就要严格推敲,不能给人造成误导。”程少伯说。

程杏元听清了父亲的话,却没明白父亲究竟想处理什么以及如何处理,但他第二天下班还是遵嘱把题字带回来了。

“放下吧,今晚我处理好,明天你再带走。”程少伯说。

“您打算怎么处理?”程杏元趁机问。

“处理完你就知道了。”程少伯没有透露他的谜底。

第二天上班前,程杏元跑去取题字,一进父亲的书房就愣住了——墙上挂的毛主席题字“中西医结合好”变成了“中西药结合好”!原来的“医”字被挖掉,换补了个“药”字,两个字的墨色、笔锋、字体等浑然无二,是程少伯昨晚拿到东琉璃厂请荣宝斋的专家精心改造的。

“中西医只能配合,不能结合,而中西药倒是可以结合并用,相辅相成,所以我就请人改成了这个样子。”程少伯说。

“可这是毛主席的题字呀,我的爸爸。”程杏元觉得父亲有些唐突,“您这不是篡改毛主席的原意吗?”

“不是篡改,而是纠正。”程少伯说,“我原来不想挂,就是因为这幅题字内容欠妥——中西医可以并举,可以共存,可以配合,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但由于理论体系大相径庭,哲学观念不能相容,结合是结合不了的。如果用主观命令的手段去强制两者结合,势必因找不到结合点而最终还是结而不合。这个问题我和你二叔争论过许多次了,你也和他是一派,因为你们都兼学了中西,受西医化验检测数据诊断观念影响太深,认为中医临床诊断不重数据不科学,用药不清楚有效物质成分及其稳定含量也不科学,就从根本上否定中医的经验理论与经络学说,更把气的运行当成子虚乌有,加以否定,在这种认识状态下谈中西医结合,无异于让西医吞并中医,取代中医。别人对此如何麻木我不管,可我本人是要针锋相对,决不妥协的——包括对毛主席!”程少伯越说声音越大,最后竟有些像似吵架一般。

“行了,行了。我听明白了。”程杏元深知父亲的学术主张,更多次领教他纤毫必争的治学态度,怕惹他滔滔不绝,便赶紧退却:“其实,这么一改,对于咱家药店的生意,肯定会锦上添花。因为只有咱鹤年堂是中药西药一齐供应!——妈,您替我给我爸沏壶香茶,我走了!”这样嚷着,朝母亲韩玉茑做了个鬼脸儿,摘下墙上的题字,卷起来,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