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冬天象梦魇似地终于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浓雾被春风吹散了。人们带笑地谈论战争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身体仍旧是时好时坏。好时偶尔去外面走走,坏时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照常煮饭,打扫屋子,他生病时还给他煎药。小宣两个星期进城一次,住一个晚上,谈一两段学校的故事,话不多,这个孩子更难得有笑容。小宣回来时,屋子里听不见笑声,可是这个孩子一走,屋子更显得荒凉了。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她从没有写过三张信笺,虽然字里行间也有无限深情。她始终很忙。但是他永远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长信去,常常编造一些谎话,他不愿意让她知道他的实际生活情况。写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里日子变得更长,度日更成为一件苦事。他觉得自己快要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凉失去嗓音以后,就一直用沙哑的声音讲话。母亲更现老态,她的话也愈来愈少。常常母子两个人在房中对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一天说不上三十句整旬的话。

时光象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样地慢,他有时甚至觉得车子已经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时常痛。他夜间常常出冷汗,他常常干咳。偶尔他也暗暗地吐一两口血——那只是痰里带血。痛苦继续着,并且不断地增加,欢乐的笑声却已成了远去了的渺茫的梦。

他没有呻吟,也没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话更少,因为他害怕听见自己的沙哑声音。有时气闷得没有办法,他只好长叹,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听到他的叹声,他总是背着人叹息。

日子愈来愈长,也愈难捱。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竭尽,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允许他不拖下去。妻还是叮嘱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来。钟老答应设法替他找适当的工作。母亲不断地买药给他吃,她拿回来的有中国的单方,也有西洋的名药。他不知道那些药对他的身体有无益处,他只是顺从地、断断续续地吃着。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费低。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

“要来的终于要来,让它去罢,”他对自己说。他颇想“听命于大”了。事实上除了这里他的心也没有一个安放处。

有一天午饭后他出街散步。天气很好,不过街上仍然多尘土,车辆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坏,在一个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一股的霉臭。他掩着鼻走过了一条街。无意间侧头一看,他正立在国际咖啡厅的玻璃橱窗前。橱窗里陈列着几个生日大蛋糕和好几种美国糖果。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一样。不同的是他再听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身影。

他进去了。厅子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子各处奔走。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高低。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两杯咖啡,”他低声说。

“嗯?”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他提高声音再说。

茶房不回答,猝然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茶房端了两个杯子走回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对面。“要牛奶吗?”茶房拿起牛奶罐头问道。他摇摇头说:“我不要。”又指着对面那个杯子说:“这杯要。”茶房把牛奶注入杯中,便拿着罐头走开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进对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搅了一下,然后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睁大眼睛看对面。位子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微笑了。“你还会记住我么?”他小声说,他觉得鼻酸,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高谈阔论,大抽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

“我敢写保票,不到两个月德国就会投降。日本也熬不过一年。说不定我们会在南京过下一个新年!”旁边一张桌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大块头眉飞色舞地大声说。

他吃了一惊。他看看说话的人。这个预言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没有快乐,他却感到了羡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满杯的咖啡,怅惘地叹了一口气,便站起来付了帐走出去了。

回到家,他正碰见母亲捧着一堆湿衣服从房里出来。

“妈,你怎么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他惊问道。

“不要紧,我可以洗,”母亲笑答道。

“其实你不应该省这点钱,你也该少累点,”他说。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点钱,不省怎么够用!”母亲略带烦躁地说。“从过年到现在物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入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她这点钱比我做事拿的薪水还要多些,”他想道,可是他不敢对母亲讲出来。他只好默默地进屋,让母亲到晒台上晾衣服去。

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想坐,不想躺,也不想看书。他只好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为什么她永远是那样忙?为什么她总是写一些短信?她既然关心我,为什么她不让我知道她的生活情形?”他疑惑地、烦躁地想道。

没有回答。他永远找不到回答。

但是有人来打岔了。他听见粗重的脚步声。于是一个邮差推开门进来,大声叫道:“汪文宣收信!盖图章!”

他接过来,很厚的一封信,邮票在信封上贴满了。他一眼就认出来树生的笔迹。

他在一阵欢喜中盖好图章,把邮件回执交给邮差。“谢谢你,”他感激地对邮差说。

长信终于来了,这正是他需要的回答,他感激地接连吻着信封。他低声笑,他反复念着封面的地址。他忘了自己的烦恼,甚至忘了自己的病。

于是他拆开了信,拿出厚厚的一叠信笺来。

“她给我写长信了!她给我写长信了!”他自己带笑地说了好几遍。他摊开了信笺,可是他只看了称呼的“宣”字以后,马上又把信笺折起,拿着它们,兴奋地在屋子里走了几转。

最后,他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从容地打开那一叠信笺,开始读着她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