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

“这种时候,你还担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拚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关,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象你整天拼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采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战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痠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膝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于生命力。虽然她和他同岁,可是他看看自己单薄瘦弱的身子,和一颠一簸的走路姿势,还有他那疲乏的精神,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象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这样一想,他感到一种锋利的痛苦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男人使他苦恼。她和那个人倒似乎更接近,距离更短。她站在那个人旁边,倒使看见的人起一种和谐的感觉。他的心不安静了。他本来已经走过了那个咖啡店,现在又转回来,也站在橱窗前,看看里面放着些什么东西。大蛋糕、美国咖啡、口香糖、巧克力糖,真是五光十色。他们在看什么呢?——他想。“Happy Birthday”,蛋糕的奶油面上红花绿叶中间现出这两个红色的英文字。他忽然记起来还有半个多月便是她的生日。他们刚才在看的,是不是这个生日蛋糕呢?那个年轻男人在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可是他自己呢?他又有什么礼物送给她?他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他掏出一把钞票来。他低头数了一数,一千一百几十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明晚还得拿出公宴主任的份子钱一千元。他再看蛋糕,他看见了旁边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四磅奶油大蛋糕法币一千六百元”。他叹了一口气。他连一磅也买不起,多寒伧!他躲避似地掉开了头。他刚把身子转开,忽然想道:“他一定买得起的。”这个“他”指的是里面那个年轻人。这个思想伤害了他。他已经走过了咖啡店,又回转来,走进大门,站到玻璃货柜前,假装在看里面陈列的糖果点心,却偷偷地侧过头朝咖啡厅看去。树生正拿起杯子放到唇边小口地呷着,她的脸上带着笑容。妒忌使他心里难过。他又害怕她会看到他。他不敢再停留,便急急地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他只觉得心在翻腾,头在燃烧,他担心自己会倒在这条倾斜不平的泥泞路上。他总算支持着到了家。

母亲系着围裙,立在方桌前挽起袖子洗衣服,抬起头惊讶地问他一句:“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他疲倦地答道。他勉强地在母亲旁边站了片刻。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早?脸色又这样难看!你不舒服吗?”母亲吃惊地说,她把两只手从盆里拿出来,在围裙上揩干了。“快去睡下来,快去睡下来!”她半扶半推地把他送到床前。

“我没有病,”他还在解释,但是到了床前他再也支持不住,连鞋子也不脱,便倒下去。

“你把鞋子脱掉,舒服点,”母亲站在床前说。

他挣扎着刚要坐起来,马上又倒下去了,同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好好地睡,我给你脱,”母亲说着,真的弯下身子去解他的鞋带。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母亲把他的两只皮鞋都脱掉了。她伸直身子带着痛苦的关心望他的脸。“我给你盖床毯子罢,”她又说,便把那幅叠好放在床脚的毛毯打开,盖在他的身上。

他睁开眼睛望着她,有气没力地说了一句:“我恐怕在打摆子。”他的脸色白得象一张纸,连嘴唇也是灰白的。

“你睡罢,你只管睡你的,等一会儿我给你吃奎宁,”母亲安慰他说。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多了,头发也好象没有一根是黑色的了。她刚回到四川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她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年她也苦够了。完全是他使她受苦的。可是她始终关心他,不离开他。“她真是好母亲啊,”他暗暗地称赞道。

后来母亲拿来三粒奎宁丸给他吞下了。她把剩下的半杯白开水放到方桌上去。

“妈,”他感激地唤了一声,泪水从眼角掉下来了,他望着他母亲,半晌说不出话。

“什么事?”母亲又走到床前俯下头亲切地问道。

“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他断断续续地说。

“你睡罢,这些话等你好起来再说,”母亲和蔼地安慰他。

“我不要紧,”他摇摇头无力地说。他看见母亲并不注意听他的话,又解释道:“我只请半天假。明天他们公宴周主任,给他祝寿,我还要去参加。”

“你只请半天假?”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你可以多休息一天,不必担心扣不扣薪水。”

“我明天一定要去,不然他们会看不起我,说我太‘狗’,想赖掉份子钱,”他用力说,脸都争红了。

“‘狗’不‘狗’是你自己的事,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周主任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母亲气愤地说。她忽然又问一句:“你看见树生吗?”

“我刚才还看见她,”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么她不陪你回家?她很可以请假回来看护你,她们当‘花瓶’的,不怕扣薪水。”她的妒忌和憎恨又被他那句话引起来了,她只顾发泄自己的怒气,却没有想到她的话怎样伤了他的心。

他呆呆地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才露出微笑(多么痛苦的微笑!),自语似地小声说:

“她,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

母亲只听清楚他的后一句话,便气恼地接嘴说:

“你不配她?明明是她不配你啊!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

他不答话,只是痛苦地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