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秘密是什么?是苦,还是乐?是悲,还是喜?

“怎么没见你去吃晚饭?”李索玲躺在床上,手不离书。

“我不饿。”方芳也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

“中午呢?也没见你去食堂。”

“不想吃。”

“怎么?病了?”李索玲放下了书。

她是有病,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在家父母待若掌上明珠。从小身体好、功课好,一帆风顺考上大学新闻系,对口分到报社又进了人人眼红的记者部,哪一次机遇也没错过。身心愉快,她得什么病?她不知世上的愁。

只是近一年来,她才知愁滋味。天大的愁,没写出篇大通讯。这一次,她磨拳擦掌,准备克服一切采写中的阻力,一举成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阻力竟来自自己的内心——怕深入那个家,怕看那流血的伤口,怕听那痛苦的呻吟。

“你会后悔的!”当初为什么不听李索玲的话!她有过家庭生活,她有过惨痛的经验,她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她早就看清了:家庭的神秘是不能去探寻的,家庭的秘密是不能公开的。怪只怪自己,像个任性的小女孩,闯进别人的家,把别人的伤痛当财富,把别人的隐私当收获。

“啊!不要,不要,放弃这个题目!放弃这个采访对象!”

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不能深入采访?深入进去,揭开这不幸家庭的秘密;捅开这层薄纱掩盖下的家庭的疮疤,无情地解剖那丈夫,那妻子,把他们流泪的心、受苦的灵魂双手捧给读者,她必将赢得读者。她又何尝不是在为社会作一件好事?

然而,这又是多么残酷的采访啊!横得下心吗?下得了手吗?方芳左思右想,吃不下睡不着。

“你有心事。”李索玲不看书了。

“不,没有……”

“你瞒不过我。”

“我没有瞒你。”

“你又找了一次那个姓刘的。”

“嗯。”

李索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重又拿起书来。方芳一骨碌坐起来,问:

“上次你劝我别去,我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说?”

“不想说。”

“如果你把我看成朋友,你应该说!”

“正因为我把你看成朋友,我才不说的。”

“为什么?你看,我又问为什么了。”

“这回我可以回答你,因为我不愿意影响你。”

“我还是要问,为什么?因为我愿意受你的影响,因为你的阅历比我多,生活的经验比我多,我愿意!”

李索玲紧缩的脸上露出少有笑意。她说:

“方芳,你跟我不一样。你年轻,你努力,你有前程。就像那些稿子上写的,生活对你像一首诗。我是在生活中吃过亏的人,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看法,通常被认为,是灰色的。尽管我自己不这么看,可我还是注意,别影响你。”

“你应该再结婚。”

“我不会再结婚。”

“是不是因为你的婚姻很不幸?”

“无可奉告。”

“你应该申请调动工作,你有才气,有见解,长期放在校对科,不公平。”

“你错了,我爱校对。在我看来,每天摆在我面前的,不是原稿,不是铅字,不是小样,不是大样,而是……”

“是什么?”

“你想什么就是什么。”

方芳睁大了眼睛,觉得无法理解。她当然不能理解。就连李索玲自己,也是在年复一年的校对生涯中,逐渐进入到这个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境界中来的。

当她每天夜晚坐到桌前,校阅那些原稿和小样,展开在她面前的是五光十色的人生,是纷繁复杂的世界。崇高的和卑劣的,美好的和丑恶的,永无休止的纷争,不了了之的结局。甚至在那手稿和改稿的字里行间,她还看到了矫揉造作,强词夺理,丑媳妇装美人。她始而厌恶,继而麻木。她看得太多了,眼镜近视了,世界离远了。她好像站在高处,一览人生。

校对的职业,注定了她不能改造她看到的一切,只能修补她必须修补的小疵,随即把这一切送给明天。有益的,有害的,受欢迎的,不受欢迎的,她都不觉得是灰色的。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她不觉得校对工作低人一等,反倒认为高人一等。她看到的比人多,她悟到的比人深。她更不觉得长期夜间伏案有什么苦楚。正是这天赐的夜间孤独,可以任她把自己封闭,不需要费力地同人周旋。对工作、对生活她满意,无需多求,这是灰色吗?

当然,她不会同方芳讲这些。尽管如此,这天晚上,她跟方芳说的话,比一年说的还多。

“我饿了。”方芳是该饿了。

“我这里有饼干。”李索玲抽屉里总有吃食。

方芳盘腿坐在小床上,捧着一塑料袋小饼干,边往嘴里丢还边说话。

“我现在拿不定主意,真的,要不要再采访他一次。”

李索玲不答,方芳还说:

“我又找了他一次,谈得挺好的。就是谈到他们夫妻关系,我没敢再问下去。你说,我能再去一次吗?”

“随你。”

“随我?”

“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

“上次你不是说我要后悔吗?这次为什么不拦着了?”

李索玲只摇了摇头。

女友不表态的表态,使方芳非常高兴。她由衷地叫了出来:

“你太了解我了!”

李索玲望着那双漆黑发亮的眸子,望着那光滑白洁兴奋得微红的脸,无声地叹息道:

“等你去了回来,我告诉你一句话。”

“不,现在说!”

“现在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