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汪的老头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来解小溲几次,有一次他见我靠壁静坐,曾提出互换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盘上睡一小会儿,我谢绝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样,帐篷里也不关灯,一只偌大的尿桶摆在靠近帐篷门帘附近的地方,不时有尿碱臊气钻鼻。除我之外,那些老号们睡得都很香,似乎他们的鼻子对这混浊的臊臭之气已经司空见惯了;间或有人起来哗哗地撤一泡尿,帐篷里依然是座不起波澜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铺位轮流。按道理讲,一个星期以后才能轮到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刚来的新号,值班班长点名要我去倒尿。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为借机可以到帐篷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吃早饭了,粥桶放在尿桶摆放的地方:在这“蒙古包”内,“装车”和“卸车”在一个地方,食物装进肚子,黄尿排泄出去。但是,队长讲起人道主义来却毫不含糊,饭罢那面孔黧黑的管教干部发布命令说:“政府对俘虏都讲人道主义,对你们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给你们衣裳消毒,用蒸锅蒸煮虱子。带来衣裳的换衣裳,没带进来衣裳的,围上棉被。快入 ‘九’了,别着了凉闹感冒。”

一声令下,纷纷脱衣。有衣可换的抛出自己的脏衣裳,没衣裳可换的围被而坐。在一片混乱中,邻居汪老头对我耳语道:“这是摆花架子,棉被缝里都成了虱子窝,煮衣裳有屁用?”说着,他从棉絮上捏出一个大黑虱子,放在掌心里让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猪了。”

“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我说。

大值班发现我们在交头接耳,立刻说道:“你们昨天就搞窝窝头的拉拢,今天又搞啥名堂哩?”

我忙扭回头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头儿一伸巴掌:“没搞什么拉拢,我让他看大个儿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头看了一眼:“捏死它!”

“这是棉被里边的。”老头儿说,“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冻冻!”

有人说:“虱子不怕冻。”

又有人说:“去晒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儿了。”

“流氓——”值班班长训斥同类道,“政府为我们蒸煮衣裳,已经是为我们健康着想了,别扒着房檐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现在我们开始认罪守法的学习。”

于是周而复始的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的)发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

不管怎么说,寒天送衣还是解急的行动。结合实例,“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

帐篷内透骨奇寒,我不属于无衣之列,身上穿着的是一件赶大车人披着的破皮袄。老母亲曾告诉我,这是我姥爷穿过的,几十年的风蚀虫蛀,破皮袄的板面已经脱落,老母亲怕我冷,在灯下一针一线把那些残破的皮块连结成一体,外边罩上一层黑布面儿,在帐篷里的同类中还不失为衣着体面人物,乱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窝生虮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儿打坐念经,浑身不断发生搔痒。我自知这件破大氅已经是虱子繁衍子孙的大本营,几次想过要扔到帐篷外边去,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我不是惜怜这破皮板子,我是惜怜老母亲的心!

唐代诗人盂郊留下名篇《游子吟》。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件爬满虱子的破皮袄上,凝聚着母亲的心血,母亲的眼泪。因为她不是为出行的游子缝的这件破皮祆,而是为发配劳改的儿子,缝就的这件衣裳。

更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为囚徒的象征。有一天,值班班长传下指令,上午免除学习,排队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门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识相了,公民有公民的档案,罪犯有罪犯的档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满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印,留在那张白纸上的活像一只粪叉和狗熊爪子,那是为了罪犯手印存档用的;在土城照像当然也不会例外,是为这些另册公民编撰另册档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排队等候在一间红砖房之外时,值班班长拿来一叠长方形纸条,上边没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数字的编号,塞到我手里的数字是273,这就是我在特殊档案馆里的姓名和编目。我仿照同号的办法,用大头针把这个号码别在我破皮袄的胸膛部位,这一霎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枪决的死囚,已经和人类诀别,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场的死囚草标插在背后。这个号码虽只是轻薄的一张纸条,压在胸口部位却无异于沉重磨盘,在磨盘下的我,可能被绞成肉泥,挤成粉齑。

“273号!”值班班长呼唤着我的代号。

“有。”

“进来照像。”

出于习惯,我拢了拢头上乱蓬蓬的头发,走进那问红砖房。没有座位。没有木凳。我背靠着砖墙颓然而立。没有镜子,因而无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时的眉字之间,一定凝聚了卑琐和凄惶。我在青年时代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屋手记》的长篇扉页上,印着陀翁面部的特写照片。他半低着头,脸上沉沉的忧郁,那是一幅死囚等待死刑来临之照。想到陀翁的脸,我心头似乎轻松了些,尽管我也是等待发配的囚人,但毕竟不是等待断头,我还能像蝼蚁般地活着;活在这混沌不清的世纪,活在这知识分子欲哭无泪的年代!

这次照像给了我很强烈的精神刺激。使本来就忧郁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记得,有一次收容所全体人员集合,几百号人排在帐篷之间的空隙上听劳改干部训话。我正低垂着头想心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头一看,是在来收容所的路上帮我扛着行李的盗窃犯张啸虎。他悄声地对我说:“别耷拉着脑袋和老二算账。愁也是活,乐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机妙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哩!”

“谢谢!”

“听说快要发配了!”

“去哪儿?”

“远到中苏边界兴凯湖,近的地方也许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号呢!”我想起了张沪。

“没听说。反正不会跟你去同一个劳改点。”

“碰巧了也许会……”

“没那么善心的菩萨,别做梦了。”

“万一……”

“我是‘二进宫’了,对这里边的事门儿清。女号不是去通县‘小五金厂’,就是去清河农场。那儿是大劳改农场,里边关着万八‘五毒’呢!”

我仍怀有侥幸之心:“就没有照顾一下的可能?”

张啸虎低声笑了:“雷公打豆腐,无产阶级专政还讲照顾夫妻?要是那么慈善,何必送你俩进土城收容所?”

众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谈什么,便朝他点头致谢(后来,他被送往北国边界兴凯湖改造)。在我的记忆里,迈进劳改队的门坎,走进大墙墙圈之后,他是第一个为我指点迷津的朋友。他说的“愁也是活,乐也是活”,给了我一点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领。古来早就有“逆来顺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过把它更加具体化了而已。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个右派同类。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戏剧学院声乐系教师。他在土城的任务是指挥各个号篷里等待发配的人唱歌。徐脸庞消瘦,下巴颏尖尖,但却有一双圆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会还不太时兴留长发,他脑后留了长长头发,在他指挥“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时,不时甩动一下披落到额头的散发,无遮盖地显示着一个落难艺术家的风姿。他年纪大我一轮开外(1960年我27周岁),眼角眉梢布满了中年人早来的褶纹,尽管他指挥牛鬼蛇神合唱时,眉字间,总要表现出喜悦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亢奋背后隐藏着悲凉,就像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偶尔也露出欢颜一样。

记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报记者编辑岗位时,在文化生活版曾读到过艾青一首诗作。诗的大意是这样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却咧嘴在哭;那黑人的小女孩明明过着极为贫困的日子,却偏偏在笑。由此诗推断开来,“逆来顺受”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哲理之一,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世界的一角土城,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得以生存。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坛,并取得社会上的承认。解放后,中国舞台上许多的后起歌坛名流,都受过他的指点。他音域宽厚而洪亮,音质中还有劈裂感,很适合于演唱男中低音,但在这里他要走串每个帐篷,指挥着那些音盲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唱再唱,唱个没完;间或有集合之际,徐恭瑾则站在土台上,指挥土城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时,他显得英气勃发,真像个乐队指挥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着的管教股长。劳改队长,也对他投以赞赏目光——在这一瞬间,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峰了!

这种情绪对我是个强烈的启迪。他启迪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至于那爬满破皮祆的虱子,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个健康的人,让它拼命吸吮血浆就是了。同时,心头升起了强烈的愿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龙江,无论去哪个劳改点都行,在这不见天日的棉帐篷里打发日子,憋得心里难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发配的人的共同心愿。终日的盘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使帐篷里凝聚了烦躁的气流,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占卜去处,有的在半夜的睡梦中叫喊起来:“叫我去劳改吧!黑龙江兴凯湖我也愿意去!”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那天天空阴沉,天上还筛着雪粒,我穿着那件破皮袄,站在三号帐篷的队伍当中,遥看周围,同类们个个面露期待之色。仿佛大家面临的不是去经受长期劳役,而是马上要释放回家似的。这天队伍排列得十分特别,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块的密集队形,而是单行排列,每个单行之间,都留有约两米宽的空隙,好像有什么人要从这空隙间通过,就如同国宾检阅仪仗队的那种阵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不知什么人的检阅一般。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咋样呢!”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的话。

“这是劳改队来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儿来的!”

“不是‘连锅儿端’吗?”

“哪个劳改队也不愿意要老残!”他在为自个儿忧心。

原来行列之间的空隙,是为来挑人的劳改干部留的路,并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离开这地盘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惶惑感,万一要是挑选不上,还要在棉帐篷里呆下去,那简直是一种最严酷的惩罚。

一些“二进宫”、“三进宫”的流氓、扒窃,倒是神态自若。他们在队列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好像对他们能被来者选中,从而离开土城充满自信。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去留之间,而在于去的地点。团河、清河……是带有“河”的都愿意去,因为这些劳改队都离北京不远;他们最怕带“湖”字的劳改队,比如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的中苏边境上,冬天雪飞像“大烟炮”,一年有半年过冬天。严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们望而生畏。更使他们心悸的是,兴凯湖远离铁路公路,到了那儿再想逃跑难如上青天,而这些年轻的刑事罪犯,虽然认起罪来是卖盆的进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于在劳改队受苦,不然怎么会有“二进宫”、“三进宫”呢!

我也十分怕去兴凯湖。我并不怕那里的严冬,50年代我跟随北京青年垦荒队去过北大荒,体验过那儿的冰天雪地。对于感情上无牵无挂的人说来,那儿是一块远离凡尘的绿洲净土,无论是冰封雪飘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那儿的风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儿,是为老母亲着想,兴凯湖和北京相距几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儿子,至少要有半个月的行程;弄得不好,她那条命会埋在漫天飞舞的“大烟炮”里。要真是兴凯湖劳改队来挑人,那也只能感叹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劳改干部出现在队列的尽头,旁边走着一个陌生的人。矮矮的个子,车轴一般粗壮的身体,他没穿着和土城劳改干部一样的蓝棉大衣,而是披着一件绿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子,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着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风凛凛的神气顿时使我想起电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结了冰,浑身每个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着寒气。还用问吗?这一定是兴凯湖来挑人的劳改干部了,那些“佛爷”(小偷)及“氓爷”也从来者的打扮上,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吉利,用行话低声地骂开了大街:

“×他妈的,咱爷们儿怎么这样倒霉!”

“是‘湖’里来的‘雷子’!哥几们认命吧!”

“该在‘湖’里淹死的,进不了‘河’汉子!”

“从‘大轮’(火车)上撒丫子!”

“黑枣(子弹)会叫你脑瓜开花!”

来土城不过半个多月的光景,我已经能听懂这些“行话”的意思了。这些“二进宫”、 “三进宫”的“天不怕”,虽也是网中之鱼,但是他们敢于钻网。用血肉之躯作赌注,去干他们想干的营生,可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却少有这样的“勇士”。他们乖乖地站在队伍之中,惶惶然地转动着目光,如同一只只即将摆上祭坛的羔羊,端肩缩脖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干部,陪同那个外地来客开始在队列中穿行了。那“杨子荣”目光像打量摆在两边的白菜、萝卜一样,用手指点哪个,哪个就是被他选中的货物,要离开队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问姓名、案由、职业……一切删繁就简。不一会儿,单行队列就变成了双行,甩下的尽是老、弱、残、缺。当“杨子荣”披着山羊毛大衣出现在我们帐篷的队列中时,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严如故之外,我发现他脸上生有许多麻子。我迅速地低垂下头,尽量装出卑琐的病号神态,心里默念着:老天有眼,千万别让他选中了我。

“抬起头来!”

谁知道他在喊谁?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头。

他目光如同一道闪电,在我脸上烧了一下。接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站出来!”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当天晚上,睡前来了两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选中的成员和没被选中的成员分家。那个汪老头儿和我分开——他属于老、弱、残、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装上卡车,人员随行李车开拔。到底是不是去兴凯湖,不知道;没人告诉你,劳教机构任何一次人员调动,都是个闷葫芦,进行没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记得,第二天清晨,我们是乘大轿子车抵达火车站的。土城用大轿子车送我们,绝非出自于怕我们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车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车逃号。令人费解的是,车行方向没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门”车站行驶,而一直驶向了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武警战士架着机枪,如临大敌般地早已严阵以待,没容我们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强令立刻上车。

第一件事就是点名。土城劳改干部和领人的劳改干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册逐个地清点人数。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意味着收容所的任务完结,车上如有跳车的逃号,那是领人方面的责任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车厢两旁的汽门,早已站好了押送我们的武警。直到这时,那个长相很像打虎上山杨子荣的劳改队长,才向我们透露一点口风,他跳上车厢的坐椅高声宣布说:“我是来接你们去改造的队长。听说,你们心里一直打鼓,说我是兴凯湖来的,现在,先出第一张安民告示,我不是兴凯湖来的。至于从哪儿来的,又领你们去哪儿,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我只告诉你们一点,那地盘离北京不算远也不算近,反正比兴凯湖要近得多。”他发布完安“民”告示,紧接着是一项通牒令:“你们都放老实一点,车窗一律不许开,开一条小缝也不许可;现在是冬天,打开车窗容易感冒。告诉你们,谁要是找开车窗,哪怕是一条小缝,就要按逃跑论处。我们不怕个别坏蛋跳车,你跑的再快,也没有子弹的速度快。听明白了吗?”

先是安抚。

后是警示。

这一切都为了在行车途中不发生问题,即使大脑属于低智,也能对这刚柔并济之策有所体察。特别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对喧嚣骚动着的列车,显然起到了镇静作用。只要不去兴凯湖,这就是最大的喜讯,因而车厢里还升腾起一点点欢快气氛。那些对劳改单位并不陌生的刑事犯,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们的去处;几经议论,终于揣摸出来我们要去的地点:那儿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处居庸关外新建的劳改点——营门铁矿。我们要在四面来风的山口子康庄下车,据说营门劳改矿山,离康庄有四十多华里。一出关就是塞外,我们是要去塞外山洞洞里去脱胎换骨了。

有个亡命之徒迅速打开车窗看了一眼,说这列火车是开往张家口方向去的,去张家口又必经康庄,我们要去高山大峒开铁矿是定而无疑的。果然,不一会儿站台上架设的机关枪搬走了,旅客开始涌上站台,也登上了我们这列火车,同时女广播员的婉转歌喉鸣响在车厢: “各位旅客请注意,这次列车有几节车厢是专列。上边的成员是被押送去劳改的专政对象,对此乘客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我不禁哑然失笑。专政对象乘坐的几节车厢内两头都有持枪把门的武警,何以会到其他车厢里去捣乱破坏呀?不知历朝历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要制造出一种瘆人的气氛,使你的灵魂时刻处于惊颤之中?!

列车徐徐开动了。我落泪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返京华!也许砸死在劳改矿山,也许病死在什么改造驿站;即使能活下来,也可能意味着和文学的彻底诀别。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我的思绪异常复杂,老母亲、病妻子、小儿子……以及许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现在那块车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张沪是否还在土城等待发配,前几天晚上,在一次晚点名之后,那位皮肤黧黑面孔敦厚的劳改干部,点到我的名字时,曾停顿了一会儿,他说:

“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受宠若惊,站得笔杆条直地回答说:“是个记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刚要继续往下点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问道:“能叫我见一面吗?她身体有病……”

“当初你们不坚持反动立场,何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劳改干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请求,反而朝我心脏部位刺了一刀,“记住,这儿不是什么施舍仁慈的地方,更不施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惟一的前途就是脱胎换骨,等你们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听了训政本该知趣地坐回地铺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觉仍然支配我讲了这样几句话:“队长!能不能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劳改队去,不然我母亲探视儿子和儿媳,还要跑两个不同的地点!”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发配塞外的火车上,我为自己的懦弱而浑身发烧。扭头看看武警,武警头戴国徽庄严而立,那闪亮的手枪插在皮带间,一只手紧握住枪的后把。回过头来看看窗外,八达岭起了风,夏日那葱郁的绿色荡然无存,七八级的大风摇撼着枯枝枯干,穆桂英点将台蒙在一片混饨之中。影影绰绰可见山巅上的烽火台,它像个历史证人一样,看征人出关,看犯人远行。今天,它又冷眼看这列爬行的火车了,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装运着几百名不寻常的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关雄浑!

我甚至后悔自己没有在春日来过长城。从进入《北京日报》,我就为当好记者。编辑而忘我工作,稍有闲暇,我还要提笔写描写新生活的小说。从进入京城之日,虽知长城近在咫尺,但舍不得抽出时间来瞻仰这条盘卧在山尖上的龙。这次倒是见到长城了,却是在这寒风凛冽的冬日,没有春色,没有诗情,有的只是萧萧万木和在万木萧萧中出关服劳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发了两个窝头。此时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冻得石头一般。我机械地嚼着窝窝头,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当初,秦始皇修筑长城时,这儿走着数不清蝼蚁般的民夫和苦力,据说那是为了抗御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们,又是保卫“钢铁长城”之必需!是“把北京变成水晶城”之必需……

强权即真理。

无权即无理。

别了!未来的“水晶城”!

我等待着这位大人物的诺言兑现。

列车穿过了大山,关外尘沙飞扬。这儿风更凛冽,远远看见一个旋风拧成的通天上柱。当车停在康庄车站时,我们这些成员面面相觑。像西直门车站一样,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机枪恭候。由于风太大,士兵们那绿色棉军帽下边的带子,一律紧紧地系在下巴颏上,有的怕风沙迷眼,还戴上了风镜。

我们摇摇晃晃地先搬运行李,把卸下来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车后,才被通知登上无篷卡车。没有泯灭尽净的羞耻,使我在搬运行李时,一直低垂着头,因为我怕列车上的旅客中,有亲友或相知的目光。在这方面,我很钦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气,他们在搬运行李时还不忘和车窗里的旅客逗乐,因而不断招来战士的怒斥:

“低下头来走路!”

“没脸没皮的家伙!”

那位“杨子荣”此时严然就是圆睁二目的门神,他在大风中屹立着,一动不动地监视着我们这些搬运夫。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成员登上卡车,他才钻进卡车的驾驶室。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条黄尘滚滚的驿路,它从康庄曲曲折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十几辆卡车中只有头一辆是幸运儿,后边一串都要吃前边轮下滚起的黄尘,所有车上的成员一律面向车尾;即使这样,我头上一顶系着扣儿的破呢面棉帽子,还硬叫大风给刮去,不知飞向了何方。

“这是好事。”一个东北小盲流对我说,他叫那德广。

我无心回话,把头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袄领子里。

“到那儿就摘你的右派铁帽!”这个小土猴儿,闪着一对大眼睛对我唱着喜歌。

在土城帐篷里他年纪最小,初进上城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孩子,也被关在“五毒” 当中。后来在他交代罪行时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后裔记不准了)的一个浪儿,在饥荒年间流入北京,公安机关几送几来,后来他偷拿一个副食商店的蛋糕,当场被抓,便以屡次盲流加偷窃为由,送到土城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露出虎牙尖尖。他常常自动去抬饭簸箩或倒尿桶,帐篷里的成员却对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错。那次队长点名无心地露出我的原来职业以后,他特别显得和我亲近。一次,在厕所里大便时碰在一起,他便问我:“写书这活儿好学么?”我说:“我已经被开除出那个行列了,别谈它了。”他说:“随便聊聊,我又不给你打小报告。”我说:“算了!别学这一行,这行挺害人的!”他听不懂,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问。我心绪很坏,提起裤子走了。在帐篷里他坐在我对面的地铺上,每每望见他那双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觉得我亏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开他那双幽亮的目光(十几年后,当我在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窑洞里,偷偷写小说《远去的白帆》时,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时的模特之一)。此时,在黄尘滚滚的路上,他浑身上下虽成了土人,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动人。他不该来这儿——他进来的太早了。

风势仿佛渐渐小了一些。回头望去,是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一路上盘,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势而起伏的排排红砖房,红砖房的周围站立着高高的岗楼。

“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在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