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

“不是可能,是一定。”

“一定。”我心酸地望着手铐下晃动着的铁锁。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将站在黄河之滨,对我的古老祖先说——我是古老黄河的子孙。”说着,他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弯腰拾起被他抖落在地板上的呢大衣、重新给他披上,把他强接在座位上。并把这封叠成船形的信,从他手里拿过来装进呢大衣的衣兜——因为隔着车门玻璃,我看见崔队长已经点名归来,这是他返回干部车厢的必经之途。这个可气的呆子,显然不知道我的用意,还用两只手死死地捏着那只“船”。似乎还想再端详一会儿。我低声向他喊着:“拿给我!快——”

晚了。

崔队长已经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范汉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会有什么风险,他两眼依然望着那只“船”。在他看来,改造“右派”的政策条文上,并没有规定“右派”只能独身生活。因而这封信即使被崔队长抄走,也构不成什么问题。何况这一车厢里装的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呢?“摘帽右派”应享有充分的恋爱自由!可是我的心跳得象一面鼓,因为这封信里不但涉及陶莹莹,更重要的是涉及受人尊敬的田队长;这位正走红运的左斜眼,是不难用这封信对“黑姚期”夫妇下蛆的。山西——渤海湾虽然云水迢迢,但他只要给那边胳膊上戴“红箍”的一封函件,说他们同情犯罪分子,就会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已至此,我已不能再从范汉儒手里索取这只“船”了,以避免招起崔总指挥的怀疑,只好呆呆地坐在那儿静待命运的审判。

崔队长一手就把范汉儒手里那只船夺了过去,他用眼角睨着他说:“刚才我对你说啥子话来?叫你老老实实反省错误!你干啥子事情,戴着手铐还叠纸船玩!真是反动透顶,甘心当花岗石,去见上帝唆!”

“崔队长!这个纸船是我叠的。”我站起来,用身子挡住了范汉儒,生怕他再惹出什么风波,“您想,他戴着手铐能叠这玩艺吗?我不该影响他集中精力反省罪行!您……您把它还给我吧!”我屏住气,两眼盯着那只“船”,生怕他突然把它打开,那就等于我引火自焚了。

“留着这东西干啥子用?嗯?”他抖擞着总指挥的威风,双手用力一绞,就把几层纸叠的“船”撕成碎片,往车厢角一抛,双手叉腰训!斥我们说,“你们应该对范汉儒展开积极的斗争么!范汉杰的亲弟弟,一窝儿反革命!要是放在社会上,早该送他上火葬场了!他还不感激文化大革命的恩德,还有心玩……玩啥子纸船。你要坐船上哪儿去?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别做那个梦了!等着你的是严管队……” 他说尽了革命词汇,又抖尽了威风,直到他说得口干舌焦,才披着棉大衣风风火火地走了。

阿弥陀佛!范汉儒在这次挨训的过程中,一声没吭。也许是手铐,让他多多少少清醒一点了吧!我长出一口气,掏出手绢擦着汗。

伙伴们从车厢角,把那只撕碎了的“船”——一堆纸屑,给范汉儒找了回来。

范汉儒——这个从不落泪的男人,眼角忽然闪烁出泪花;接着泪水滴滴嗒嗒地坠落在他手里捧着的纸片上,掉在他腕子戴着的手铐上……

这是我和他相处的几年中,第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我替他摘下眼镜,把我的手绢递了过去:

“事情已然过去,别难过了。”

“真不吉利,第一封信就……”他喃喃地自语。

“这也许是个喜兆。”我搜肠刮肚地寻找安慰他的理由,“你看!列车正驶过洪洞县界,‘苏三’曾在这儿受过苦,但是结局不是大团圆吗?”

“可是她在被押解的途中,碰上个好心肠的‘崇公道’啊!谁知他……他…… 怎么发落我呢!”

跟着“跳蚤”荣升“天堂”,范汉儒下了“炼狱”,直到那四只横行

的螃蟹,进了历史的蒸锅……

列车不知疲倦地奔驰着。那车轮单调的声响,好象不断重复地提示我:“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

不,这儿离河滨农场还有着不算近的一段里程,因为我还看不见象古城堡式的围墙和岗楼,还看不见我在这儿耕耘了几年的土地。一九六九——一九七六,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我的黑发里出现了银丝,范汉儒眼角、额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 ——我们从风华少年,一下迈进了中年的门槛!

严峻的岁月,对于得意于一时的崔煊(崔队长的大号),也没有任何宽容,几年时间过去,他不过才三十多岁吧,但在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光圈——他过早地谢了顶。可是他初到河滨农场时,是何等威风啊!到了山西以后又如柳絮般升飞起来,小小的乌纱帽上又插上了艳丽的翎毛翅。河滨农场原场长兼政委的姜大琪,其中的政委头衔,竟被这位“啥子队长”——实则啥子也不懂的崔煊弄到手了,他当仁不让地坐在了这把金交椅上。

范汉儒的境遇,随着崔煊的荣升“天堂”而坠落到“地狱”的底层。本来, “摘帽右派”与囚犯是有严格界限的;但每次批斗范汉儒的大会,都把囚犯拉来,以壮新政委的声威。至于罪名,早就罗织好了:“转移途中打破窗玻璃,企图逃跑”、 “范汉杰的弟弟”、“拿着纸船发呆,是妄图坐船越境”……范汉儒对于前两条罪名,似无触动,当崔煊宣布他企图越境时,他梗起了脖子,瞪圆双目,吼叫了一声: “我是炎黄子孙,就是拿棒子往外轰我,我也不离开养育我的中国大地。这是对我的侮辱!”活音未落,囚犯们呼喊“打倒”“严惩”的口号,象天上的雷鸣滚滚而起。尽管花白头发的姜场长和场里主要干部,用公开退场以示对崔煊践踏法律的抗议,可是崔煊视而不见。几次批斗大会之后,他给范汉儒换上了狼牙手铐,送进了犯人严管队,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调他的历史。

范汉儒搬进“大墙”的那一天,正是七一年的春节,阵阵冷风刺骨,大地一片萧杀。由于他戴着的那副狼牙手铐,越动越紧,为免使他受皮肉之苦,伙伴们都主动为他整理行囊。我为了给他精神上增加热力,把陶莹莹那件衣裳,也打进行囊中去。他走过来,以不容辩驳的命令口吻对我说:

“把它拿出来!”

“你该把它带在身边,它会给你……”

“叫你拿,你就拿出来!”他暴躁地说。

“为什么?”

“我不愿意脏了这件衣袋。”

“放在哪儿?”

“你给我保管。”他说,“还有……你如果有可能打听到她的地址的话,写封信告诉她,就说她出来了,我进去了。她碰到合意的人,我祝她百事如意,生活幸福。”

“你疯了?”

“何必耽误人家呢!我准备在崔煊掌管的监狱里坐一辈子牢了。”

我倒不那么悲观。我认为姜场长和场里那些干部,正在冷眼观“螃蟹”,是不会任其长期践踏法律的。我低声地对他说:“前两天,姜场长以找我们个别谈话为名,几乎和每个人都问到了你。”

范汉儒并不显得有任何激动,他说:“昨天,你们都出工了,他来到这间宿舍,我以为是要看我的反省材料,为了少费唾沫,我送给他一张白纸,上边写着两个大字——‘清白’。他把我问了个底儿朝天之后,冷冷地对我说:‘你明天就出工干活。’没有流露出一点对我的同情。”

“傻瓜!‘黑姚期’的脸色不冷吗?这是工作需要。”我把我的分析讲给范汉儒听,“特别是这年头,泉在地下涌,水在冰下流;他叫你参加劳动的意思,不正是为了以合理借口卸下你腕子上那副铁镯子吗?你在劳改队这么多年,怎么这点见识都没有?”

范汉儒略有所悟地:“真?”

“你等着瞧吧!”

几天之后,我们大队人马扛着锹镐,去引黄工地上开冻方挖大渠时,我这个 “估计参谋”的估计应验了:在狱墙外大约一里多地的平场上,我看见了范汉儒。他和几个穿着囚衣的“老号”,正在铁丝网围起的一个圈圈里,清理着瓦砾和积雪。此时太阳刚刚出山,范汉儒冒着料峭的春寒,已经光着脊梁挥锹大干了;阳光照在他的结实的胸脯上,晶莹的汗珠象断了线的珍珠,从他赤裸的躯体上滑落下来。当我们的队伍经过铁丝网时。我禁不住欢欣之情,含蓄地向他打着招呼:“喂!东边日头西边雨!”

他回地头来,立刻回答:“道是无睹却有晴。”

“分配你干什么活儿?”我压低话音问。

他的诙谐和豁达的性格,随着双手解禁而复活。他打着哑谜说:“喂你!喂我!”

“这是什么意思?”。

“咯咯咯——”他伸长脖子学了声鸡啼,然后严肃地说道,“姜老头叫我领着几个犯人,在这儿建立一个养鸡场。”

“那不是触犯了政委的神威了吗?”我有点担心。

“姜老头说了,‘他搞他的政治,我抓我的生产。’”范汉儒悄声说,“牛蹄子分两瓣,各弹各的调儿,各走各的道!”

我为范汉儒高兴:“这么说。你有盼头了?”

“人世间总是好人比坏人多。”他咧开厚嘴唇,笑了,“不然的话,那个新权贵会把我给整死!”

我笑了。但笑得太早了。第二天我们经过铁丝网时,范汉儒和那几个“老号” 的影子就不见了。我心里惶惶不安。可是几天以后,范汉儒和那几个老犯人又出现了。我刚长出一口气,范汉儒和那几个犯人又不见了;之后,又复出了。这种变幻莫测的情况,终于使我明白了:崔煊政委并没有睡觉,他正和姜场长进行较量;范汉儒能否解禁来劳动,只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投影而已。因此,我和我的伙伴们都用路过铁丝网,能否碰到范汉儒,来判断农场气候的阴晴——不,应当说是用它来揣摸我们国家的命运。尽管我们褴褛的衣衫上无一例外地都补着补丁,但那双双眼睛上没有补丁——它们的亮度赛得过探照灯。

时间,象火车车轮飞快地滚动……

时间,象大河流水奔腾而过……

几年的光阴过去了,那个养鸡场也没能落成,忽儿停工,忽儿开工;忽儿“月缺”,忽儿“月圆”;忽儿“寒流”,忽儿“暖流”……在巨变的气候风中,范汉儒就象置身于旋风中的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抛上九霄云天,一会儿又坠落到地面。有一次,是农场“阴转晴”的日子,我独自一人,从引黄工地上回来取生产用具,在铁丝网边碰到了他。

“有消息吗?”他很着急。

“没有信来。”我知道他说的“消息”是什么。“

“你没有想办法打听一下吗?”

“我问了,其他干部不知道女队的落脚码头。我乍着胆子问了一回崔煊,碰了一鼻子灰!”

他失望地摇摇头:“完了!”

“你可以和姜场长说说你的事么!”

“谈过了,他说现在顾不上考虑这些闲事。”

“怎么是闲事呢?”我不解地说,

“你知道‘左斜眼’为什么来山西,来了山西根子又这么硬吗?太原有个大造反派,是和他一块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煊这个小小芝麻粒大的干部就不可一世了。姜老头每天应付他还应付不过来,怎么能顾得上管儿女情长的私事呢!”

我沉默了。

“只当是场梦吧!”

“别这样想,接不到陶莹莹的信,一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原因!”

正是这样,直到那震惊寰球的“十月雷鸣”,范汉儒结束了“候补囚犯”生活时,这个不解之谜,才算是解开了。有一次我和范汉儒正在一边对饮,一边缅怀往事,不知什么时候,崔煊出现在我们那张自制的小桌旁了。我很扫兴,装作视而不见;范汉儒则反其道而行之,斟满一杯酒举给崔煊说:

“政委!喝下这杯酒吧!这是喜酒。”

“啥子酒我都不会喝哟!”他尴尬苦笑着,“今后,你们都不要叫我啥子政委了,我已经向姜场长写了辞职报告。”

“不行,您可不能辞职,我还等着您领着犯人开我的批评大会呐!”范汉儒含而不露地,把酒杯递到崔煊手里。

崔煊自我解嘲地咳嗽两声:“我今天,是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不是通知我再次搬进监号?”范汉儒火辣辣地说,同时站起身子,“我马上就跟您走!”

“你这是说啥子话哟!我是来告诉你那个叫啥子……啥子陶莹莹的事情。”崔煊木呆呆的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气,“当时,你正被审查,她给你来了一封信,按照规矩这信是不能给你看的;后来,工作忙忙乱乱,这封信找不到了。”

“地址还有吗?”范汉儒顿时忘记了一切。

“她在……晋北曲庄砖厂医务室。”崔煊背书似的回答。

范汉儒立刻掏出小本子。崔煊阻拦说:“不用记了。你不是和姜场长谈过这件事吗?他今天上午给砖厂打个长途电话,想把她从砖厂调来。我么,也表示同意。过去么,啥子话都不用说了!今后……”他谢了顶的头发里,爬出几滴汗珠。

范汉儒被突然降临的喜讯占有了。他想说两句感谢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他想发泄一下几年的积怨,但崔煊站在他面前的样子是那样尴尬狼狈,就象一个面临着被洪涛淹没的人,向他呼吁救生圈一样。范汉儒沉吟了老半天,重新把那只酒杯递给崔煊说:“我虽然当了六年多‘候补囚犯’,那毕竟是昨天的事情了!政委,你今天正好碰上我们喝酒,就把这杯干了吧!”

崔煊毫无生气的脸上,露出一丝呆呆的笑意,他木然地端起酒杯,喝了那杯酒。随着形势的巨变,似乎有许多“堵窟窿”的善后差使等他去做,他没敢多在我们宿舍停留,匆匆地走了。

此时此刻,我们才知道了范汉儒和陶莹莹之间的隔音墙是崔煊筑起来的。严峻的历史没有宽恕他,几个月后,这个湖上高楼顶上的小跳蚤,被时代的铁扫帚打了下来,先是去干他在河滨农场干的角色——管理窝头、白菜;没过多久他从食堂里消失了,姜场长在全场大会上宣布,送他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从此“啥子队长” 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事隔不久的一个公休天,范汉儒一大早就把我叫醒了。他对准我的耳边说: “叶涛,快起来!”

调动陶莹莹的事,麻烦得很!这几天他一直念叨这事,因而我认为又是有关她的事:“离列队迎接她的日子还早着哩!”

“不,不是这事!”

“……”

“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去找了姜老头,并且替你请了假,咱俩一块去看看黄河。” 他欣喜地说,“本来,我昨天晚上就该告诉你这件事的,怕你因激动而失眠。我…… 我一晚也没睡好、快起来吧!”

我看看手表:“上午的火车赶不上了!”

“姜老头借给我们一辆公家自行车,我带你一段,你再驮我一程。几十里地,两个轮子一转就到。”

时值初秋。群山苍翠,稻谷金黄,通往风陵渡的公路上人欢马啸。范汉儒用自行车驮着我,行驶在宽敞的公路上。蓝天深远,就连迎面吹来的风,似乎都溢着香甜气息,真是惬意极了。

“有那么一天,我们能骑着车,在长安大街兜一圈风……”我向往地说。

“不,如果那一天到来,我准备留在这儿。”

“为什么?”

“你想,陶莹莹除了‘右派’的问题,还有因医疗事故判过刑的问题。即使将来安排工作,她恐怕也要长期留场就业了!”他说,“更重要的是我喜欢黄河。滨河小镇上工作有的是,养鸡也行,在学校里教外语也行。苦我不怕,再苦也苦不过劳改,但有一个条件,这个地方,必须我一翘脚就能看见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