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掩上了1208的房门,因为正是严冬的早晨。

这是个令人惊奇的患者。往常,那些海外和港台旅客,都穿着睡衣在床上静候医生的光临。这位看上去约摸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竟西服革履地静坐在沙发上;我叩门进屋以后,他神色恍惚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好像我的叩门声,打碎了他的一个富有色彩的梦。

他并不标致,但颇具男子汉的气度。直观的第一印象,让我想起常在电视台上为一种胃药作广告的那位大演员。他曾到浑江疗养院演出过,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军医,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种类型的男人当作梦幻中寻找的×!男人就该是男人,男人中的“女人”让女人看了恶心!

“请坐!”他用手指指另只沙发。

我没有在客房里坐沙发的先例。饭店虽没有这方面条条框框的限制,但我有医生的自我约束。我习惯站着给患者诊断,顶多坐在写字台前的小木凳上听患者述说病情——无论是洋人还是土人,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我竟然顺从他的旨意,坐到另一只单人沙发上。

“喝杯热咖啡吧?”他像是在询问,说话的同时,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已经放在了圆桌的杯垫上,“要加点糖吗?”

“您哪儿不舒服?”我清醒了——我是出诊的医生。

他难为情地笑笑,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一张英文名片,我粗略地看看,他是洛杉矾一家华人诊所的老板兼医生。

“我们是同行?”我觉得蛮有趣。

“是的。”

“您是不是出行时没有带常备药?”我又跳回到我的本职工作上来,“您对自己的病,一定比我还清楚。”

“中医有句古话,”他的笑容里展示着含蓄的幽默,“多高明的医生,也难治自己的病。”

“是不是李时珍说的?”说话时,我端起了那杯咖啡。

“这话出自《三国演义》中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神医华伦。”大概他怕我为无知而难堪,便马上补充道:“李时珍也讲过类似的话,反正天下的名医中没有一个百岁的人瑞。”

咖啡杯子已经挨近了我的嘴唇,我突然意识到这客房,坐在圆桌对面沙发上的男士,是个陌生的海外华人,而这些谈吐,也超过了医生和患者工作范围,便缓缓地把杯子放下:“您看您需要吃些什么药?”

“我有点心慌。”

“我为您听一下心脏。”

“不必了,您药箱里如果有镇静神经的药,给我几片就可以了!”他自嘲地说, “您看,我昨天晚上就住进这个饭店,到现在还没解衣上床哩!”

我膘了一眼他的床,驼色毛毯整整齐齐地罩在床上,确实还保留着服务员整理后的原样,怪诞!一个怪诞到令人难以理解的患者。心慌是心脏病的病发征兆,作为一个医生,他该知道卧床休息的绝对必要,为什么反倒衣冠楚楚地坐在屋里?此时已近黎明时分,难道他要这样呆到天亮吗?

我从药箱里拿出四片安神的胶囊药剂,放在沙发旁的圆桌上。在我取药的霎间,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位先生在全神贯注地凝视我,从头到足又从足到头,那神情仿佛是在打量一个刚刚出土的秦兵马涌,目光里充满了对古老往事的回忆和忧思。

我估计得八九不离十。当我合起药箱叮咛他要卧床休息时,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对视在一起了。他那双深沉的眼睛中,一只仿佛是要爆发的火山,而另一只则像冷峻的海水;哪一只闪烁的目光是真实的他呢?抑或他本身就是冷热交织的混合体,将欢悦和悲凉凝聚于一身的“矛”和“盾”?

“再坐一会儿吧!”他的声音低沉得让人想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轻狂的海外浪子是不会有这种声音的。但我已经完成了医生的使命,还有什么必要再呆在这儿?我一边叩问自己的心扉,一边却身不由己地又坐在属于我的那只沙发上。我理智上审判着自己,感情上谅解着自己,就像他那两只眼睛一样,表现出明显的性格分裂。这在我医生的生涯中(包括在绿色的浑江),还是头一次。

平素患者挽留医生聊天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些海外的单身旅客,自认为腰缠万贯,常对漂亮女孩想入非非。女服务员中,卖身者有之,沉沦者有之。而我是一朵秋野的冷菊,虽然面带微笑为患者看病。但从不流露半点轻浮。我鄙夷那些以“性开放”为幌子的花蜂浪蝶,特别轻蔑年轻女性的自贱,因而我给患者巡诊之后,总是谢绝挽留,这是我一贯的行为准则。但今天在我的“一贯”中出现了“惟一”。

为什么?感情深处的奇异色泽勾画不清。他在我面前,似乎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在短短的时间内,似乎摄取了我的精灵。他衣冠楚楚地等待医生就诊,本身就是超凡之举。我就像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既想破译他彻夜不眠的缘由,又被这个破译对象所吸引。因为在地球上生存着的人类,不论其信仰和肤色有多大差异,喜欢新奇则具有共性,因而产生出许多探险家。他们探索宇宙,探索死海探索飞碟,探索外星来客……探索各自生命之所爱,这种爱也正是自我生命之饥渴,自我生命之所需。

“我早晨六点下班。”我有意地看看腕表,微笑中流露出某种期待,“接班的医生快来了,您有话就说吧!”

“该怎样对您说呢?”他为难地搓着双手。

他吞吐迟疑之间,我纠正了他用词的失准:“先生,‘您’这个字,在中国礼仪中,是称呼长者使用的字眼;看您额头的皱纹,至少要比我年长十岁,使用‘你’ 字的称呼就可以了。只有‘旗人’中的老北京,才普遍地使用‘您’字!您不会是满族的后代吧?”

他的窘态消失了,抬起头来反问我道:“您是旗人的后裔吗?”

“双族血统。”我答。

“是呵!那您为什么接电话时,总要使用‘您好’中的您字呢?”他那只冷峻如深海般的眼睛,变成了另只眼睛一样的活火山,“假如患者是个比您还小上十几岁的玩意,‘您好’中的‘您’字,不也是使用不当吗?”

我笑了。不是笑他语言反弹的机敏,而是笑他两眼的眸光出现了统一的和谐,当他两眼都闪烁出喜悦的火焰时,便没有了那种阴郁的色彩,顿时显出勃勃生机。他眼里的火焰马上燃着了我,我失态地回敬他几句:“先生,我看您没有病,只是出于某种心态的寂寥并为了摆脱这种心态失重,而寻找平衡,才呼唤医生来的!我们都是同行,请原谅我的直率。”

他的甜笑中迅速掺进了黄连的苦汁,那只火焰般的眸光也随之冷却成了死海。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断然地否决了我的猜测,神情肃穆地说:

“我有病!”

我敛起笑靥,费解地望着他。

“这病……这病……”他欲言又止。

“看您是个严肃的人,该不是‘艾滋病’吧!”我加强了音量,因为此时窗子已经开始发白,我回诊室交班的时刻快要到了。

“我是个人,是个单身男人,不是原始动物。”他着急地解释说,“中国的道德行为规范,并没因为我成为洛杉矶市民而解体消失。”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把药箱提在手上,表示时间已不容我们再谈下去。他身子也离开沙发,彬彬有礼地送我出屋。当我走到屋门口时,他突然沉郁地呼唤了我一声:

“柳琪小姐——”

我惊愕地回过头来:“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

“我去过珠海了,是您哥哥告诉我的。”他一缕黑发披落下额头,像法官面前的囚徒似的低垂着头颅缓缓地说,“他要我到北京找您,您能下班后和我一起去吃早餐吗?”

“你认识我哥哥?”我在诧异中又增加了几分惊异。

“小学同学,但不是同班。”

我心神不定地站在门口。不知是答应的好,还是谢绝的好。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似乎需要静下心来咀嚼一下,于是便说:“您一夜未眠,我也一夜未眠。下午,我来饭店看您吧!”

“不,下午我去看您。”他说。

“好,我家住在——”

他打断了我的话:“您家住在罗圈胡同甲十七号。”

“这也是我哥告诉您的?”

他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我马上分辨出来,这是哥哥的身份职业印记。我确信这个会见,是哥哥的有意安排,便热诚地向他伸出手来:

“我等您。”

“再见——”

握手之际,我感到他的手掌宽厚有力。大概出于表示他对我的诚挚吧,我的手在他灼热的掌心中停留了足有半分钟,他才松开手掌,送我到电梯门口。

回家途中,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涌起春潮。尽管此时是北京的隆冬时节,骑车时竟忘了系上羽绒衣上的帽子。十字路口的红灯绿灯闪烁,使我总是联想起他那两只眼睛,红的是火焰,绿的是冷海。交通民警举手向我致礼,让我下车,原来我闯了红灯。罚款?罚吧!甭说罚三块,罚十块我也认命,谁叫我面前总浮现那双冷热交织的眼睛呢?!

仔细回忆琢磨,心情又忐忑不安起来。那“冷海”闪出的光,不仅仅有暴君的严酷,还有耶稣的悲悯。他可能是个基督教徒,冷眼中的一半看着大千世界,另一半又在做着什么忏悔。这地球上分裂的阵营诞生分裂的群落,分裂的群落又分娩分裂的男人和女人。先天的遗传基因,后天的外界影响,都割裂自然的人,这种割裂就像滥砍滥伐森林的原始绿色一样。

我从绿色的襁褓中来,身上也留有这种刀斧痕迹。夜诊的那位先生,分明拨动了我心上的那根琴弦,但自己居然以一副贞女模样,压抑了自己真实的心态,回京以来我就在寻找成熟,但遇到的不是奶油小生般的歪瓜裂枣,就是和我年龄贴近却又故作深沉的雏儿。深沉是玩出来的吗?深沉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星海带,是深藏在海底的珍珠玳瑁,是气质和修养的结晶,是文化和品格的交融。而这一切,都在那位奇特的患者身上闪现了,我却差一点让他从我身旁溜走。

农贸市场的个体摊贩,已经摆开了菜摊。我顺路买了些鲜嫩的蔬菜,准备迎接即将光临我家的那位同行,那位友人,那位……他来得似乎太唐突了,就如同在这严冬,突然有一抹春阳洒进我心灵的窗子,我需要这束阳光,温暖我这座独居的院落。

塌陷下去的防空洞,成了垃圾的掩体。我每天将脏土、纸屑、果皮。炉灰,倒进坑洞。街坊翻修房屋,我将那些碎砖乱瓦也掷进坑洞。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填平我那悲楚的记忆……

搬进这座狭窄的独院时,我才有四五岁的光景。那是在“最最”的疯狂年代,我痴呆地睁大两只眼睛,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串联,真比过春节看花灯还热闹。爸妈是根红苗正的城市贫民出身,胳膊上当然也系着红袖章,在我的一双童眸里,那红袖章简直就像童话中闹海哪吁脚上套的风火轮,所到之处威风凛凛攻无不克。记得有一次,爸妈和另外一些臂上佩戴神符风火轮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批斗一串用绳子挂着的“牛鬼蛇神”,那些牛们鬼们蛇们神们,听我爸一声吆喝:“低头——” 便把头弯躬到地,屁股蹶向天空。其中,有一个解放前开茶庄的资本家,由于弯腰时胃肠受到挤压,朝天放了个响屁。我忍不住笑了。爸、妈和那帮勇士们没有笑,说这是反革命,用放屁向造反派发泄不满和仇恨。爸喊了声“整整这反动资本家的态度”,链条、皮带就抽打下去,衬衫被抽打成乱布条,那中年男人后背被抽打出条条血迹,就像一条蜷曲的蛇在尘埃中翻滚,不一会儿就断了气。

我吓得浑身哆嗦。从此再不敢尾随着看热闹的孩子,去看那些目不忍睹的场面。不知是不是因为爸妈表现了革命彻底,反正我们挤在一间屋里睡觉的四口之家,在那个岁月却搬到这个独院来了。小院有四间住房,另外还有两小间,一间是厨房,一间作堆放弃物的储藏室。爸说:“这是胳膊上的红箍显圣。”妈说:“这是咱穷人的彻底翻身!”我曾问起比我大几岁的哥哥:“这儿原来的住户呢?”哥答: “死了,这儿原是批斗会上被打死的茶庄老板的窝儿。那婆娘是地主出身,被扫地出门带着孩子回农村老家去了。那孩子跟我是同学,年年在全班考第一,这小子吃了父母出身不好的挂落儿了!”

也许由于这些“光彩”的记忆,在我高中毕业参军之后,我愿终身与绿色为伍,并不愿意回到这红色门庭。在军医大学我刻苦攻读医书并选修了英、德两门外语。越是了解当今世界,心境离那门庭的路越长。但命运总是背离心愿——我回来了。

门扇上残留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漆字,早已被岁月剥蚀得体无完肤,光秃秃的门板上,被孩子们用粉笔勾画得乱七八糟。我用钥匙捅开门锁,心也像那些横七竖八的粉笔道儿一样,乱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