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本来就最为漫长,而这天夜里对我尤其显得漫长。因为妻陪同老倪去医院后,背着在医院陪床的吴锦和倪红,偷偷打回来一个简短电话报危,说是心肌梗塞而引发的“室性心律失常”。我说无论如何要倪翔活下来,在劳改队他冲过了一道道鬼门关,他是强者,恳请医院能千方百计进行抢救。妻子似无时间听我梦魇般的孟浪,电话断了。

电话听筒中的盲音,已经响了半天,我还呆傻地没有放下话筒。那盲音挺刺耳的,它在我头脑中迅速幻化成矿山的警报声,劳改矿山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倪翔当时正在井下担任矿车调度。

井下调度室离爆炸的煤巷比较远,他得以死里逃生。尽管他活了下来,但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火焰喷射,还是燃着他的工眼,一度窒息了他的呼吸,后背和臀部留下一块块烧伤的疤痕。

从兴凯湖撤到矿山后,焦离开孟,孟离开焦;我和他分在两个队,监舍隔着三排窑洞。当他离开矿山医院,我去他的监号偷偷看望他时,我惊异地发现了这呆子还有一双巧手——他斜靠在墙角,正用井下放炮崩断的一根根彩色雷管线,编织着赤、橙、黄、绿、育、蓝、紫的七色鸟笼呢!

“哟!你还有这手艺?”

“我喜欢兴凯湖的林木,偏偏把我弄到这个山顶上没有一棵树的煤矿来(是矿山,山上都是无树的——笔者注)。闲得难耐,找点事儿干干好消磨时间。”他头也不抬地回答,“其实人手万能,这只能算是雕虫小技,无师也可以自通。”

我顺势坐在窑洞的炕沿上,把七色鸟笼仔细地端样了一番,笼内安装了鸟儿站脚的横杆,笼上嵌进去鸟笼的弯钩形提手。整个鸟笼流光溢彩,真可以和精致的工艺品相媲美了。

“这提手是哪儿来的?”。

“反正不是偷的。”他头也不抬地说,“跟扒窃们吃一个大锅里的饭,流氓行话学了不少,只是远没学会‘三只手’:”

我摸了摸那黄铜把手:“我猜到了,你是卸下了蚊帐上的钩子。”

“你很聪明,给你的智商打100分。”

“值得吗?大花蚊子要向你轮番吸血怎么办?”

“既然进了这鬼地方,就得练就‘金钟罩’‘铁布衫’的硬功。”他说,“从科学的角度上去解析,我也不是坟子吸吮血浆的对象。你知道蚊子吸血有什么重要依据吗?”

“扯淡——”我嘲笑着他的茶傻,“蚊子吸血还有什么条例可依,把针状的嘴巴往皮肉里一扎,只管吸进它的肚子就是了。”

“你智商满分,知识只配得零分。”他直视了我一眼,这是他轻蔑别人时的一贯表情,“我给你上一堂蚊子课,让你开开窍吧。蚊子分雌雄两种,雄性只会像飞机一般在空中嗡嗡乱叫,只有母蚊子才有吸血本领呢!你想想着,像我这种瘦竹杆,哪位女纹子同志会感兴趣?她们要是‘搞对象’,也首先选择你这样肥头大耳。有血可吸的人!”

我笑了——笑得忘记了身边的大墙和岗楼以及荷枪的士兵。这是我头一次发现劳改矿山中头号傻瓜的超级黑色幽默。在我朗声地大笑时,他没有任何一丝笑意,待我从无拘无束的境界回到这严酷的监号中来时,他阴郁的脸上,却绽出一点点酸楚的笑纹:“记得曹孟德在《赤壁赋》中,写下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悟人生的佳句。‘几何’二字在文学上讲颇有‘来日苦短’之意,我则常把‘几何’ 二字,当成数学中的“解析几何’。你和我都在圆周上爬行——像牛、像猪、像蚯蚓、像蜗牛,想爬到原来的定位点去,可是——”

我说:“你原地一二一地踏步未动,爬圆周的动物是我。”

“此话怎讲?”倪翔放下手中鸟笼,神情十分认真。

“我变得能适应环境,随遇而安了。可你没变。”我说,“就以你编织的这个鸟笼为例,你的思维还常常在鸟类王国里穿梭飞翔,你在我和我们的那些‘同类’ 中间,可谓‘蝎子拉屎——独(毒)一份。”

“是不是我有毛病?”他像自问,又像是问我,“我难忘那只羽毛如雪的打更鸟儿,我编的这只彩色鸟笼,或许就出自于那个梦——那个难圆的梦:”

记忆使我失眠。

往事使我心酸。

此时此刻,不但那只鸟儿被送进古币中的钱眼之中,连倪翔在劳改矿山编织的鸟笼,也当了殉葬品,连同那只鸟儿也一块‘死了’,倪红——那个当年衣衫褴褛如同小叫花子般的孩子,贪婪到不如花脚蚊子,因为按照倪翔的逻辑,花脚蚊子是不吸吮瘦骨嶙峋人的血液的。

我意识到这种感叹纯属浪费时间,而抢救全命垂危的倪翔,需要的就是争取分分秒秒的时间,除了科学的医疗抢救之外,还有一个感情上抢救的措施——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补,只有弄回那只有着三个不同姓名的鸟儿——娃娃鸟、打更鸟、苦寒鸟。我想,倪红看见她爸爸已经到了阴阳界的十字路口,或许能有犹大对耶稣的忏悔,那还可以弥补倪翔的感情于万一。

出租车是难叫的,因为此时已是凌晨两点三刻。我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赴妻子所在的医院。在急诊室我匆匆地凝视了两眼昔日“同窗”,首先把吴锦叫到医院甬道上来。她听了我的陈述,开始时连连点头,说倪红为此事已哭得泪人儿一般,估计不成问题;待我真要和倪红去摊牌时,吴锦又神色恍惚起来。她说:“这样一来,会不会砸了小红饭碗,外国老板把她炒了鱿鱼?”

“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提醒婆婆妈妈的吴锦,“你把小红叫出来,我跟她说。”

两眼哭得像桃子一般的倪红,从急诊室里走出来,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两眼呆呆地望着水泥甬道地面。

“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她没有抬头,似在揣摸着我的来意。

“你能不能把那只鸟儿再买回来,这对你爸爸十分重要。”我开门见山,语锋十分凌厉。

“德国人是最恪守信用的。”她双手托着脸腮低声地说,“我今后还能在那儿工作吗?”

“跳槽到别的单位不行吗?”我提示她说,“现在条条道路通罗马,你能运用三种语言,伯伯为你去另找工作。”

“哎——”她长叹一口气,“该怎么对您说才好呢!”

“说吧!你爸爸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我……我爸妈都不知道,我正在和他谈恋爱哩!伯伯,我今年已是三十七周岁的老姑娘了。”倪红对我袒露她的心声说,“他是个伟岸的男子汉,慕尼黑大学金融学博士,我怕为此而失去了他。真的!”

“如果真是这种关系,为什么中间还存在着交易关系?你不是说那只鸟儿卖了一千五百马克吗?”我对倪红提出了质疑。

倪红的回答十分得体:“您去过西欧,一定知道西方世界婚姻、恋爱有时和金钱联系得很紧,有时又各自独立。何况,现在我们还没走到结合的地步,他付给我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我带他去鸟市,本身就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求。”

“那么,我就不难为你了。”我叫倪红告诉我这位先生的电话和地址。

倪红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您去?”

“你爸爸一只脚已经踏进丰都城的门坎了。快——”

倪红虽不十分情愿,还是把这一切告诉了我。第二天早上八点整,我准时给这位德国老板拨通了电话,他说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声音有点像经常在中国电视舞台上露面的“大山”:“那您九点一刻到我的公司来吧,我等候您。”

为了尊重德国人的习惯,我提前十分钟到了天涯饭店,在楼下商品部消磨了几分钟时间,然后乘电梯准时去按响他的办公室门铃。迎接我的是个金发碧眼留须的中年男子,他说他就是我要找的D先生。

没有客套和寒暄,他接待我的最高礼仪是一杯咖啡,并询问我是否要加糖块。我说,“我喜欢苦,苦可以提精神,我已经一夜未睡了。”

“就为那只鸟儿?”他十分好奇。

“是的。”

他说刚才倪小姐已经给他打来过电话。一是因父病危向公司请假,二么告诉他她父亲的一位朋友要来跟他谈鸟事。至于我为什么要为这只鸟儿来找他,她说在电话中无法说得清楚,我会代她说明白的。

我空腹灌下一杯热咖啡,当真有了些力气。按照欧洲人的礼仪,喝咖啡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味,不能喝出响儿来。我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么多,喝咖啡的劲儿像在劳改队“嘿喽嘿喽”地喝菜汤一般。然后,我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今天是知礼而非礼,实在是出于心情之焦躁干渴。

他很欣赏我的真诚,马上拿来咖啡壶又给我续上了一杯,并拿来一块三明治为我解饥。我是在边吃边喝中,对D先生讲述了倪翔的往事的。D先生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听得十分认真,待我用一刻钟的时间,把倪翔的命运和这只鸟儿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得一待二楚之后,D先生显得十分惊奇:

“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只好道白:“我们是一起走过这段风雪交加的泥泞道路的。”

“您不是在编小说吧?”他诙谐地耸耸肩膀,“倪小姐告诉我,说您是位作家。”

“对您说的不是小说,但是我要把倪君写成小说的,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群落中,良莠混杂,具有倪君这种精神的,为数不是太多!”

D先生异常激动,听我叙述倪翔在“太阳岗”的归途上跌落雪谷以及在矿山编织鸟笼的往事时,几次从沙发上站起,走向从屋顶垂落到地面的茶色玻璃窗前,遥望光怪陆离的街市以及街市上潮涌般的人流,当他最后一次回过身来,慢慢踱步回到沙发旁时,严肃而真诚地对我说:“非常感谢您给我上了一堂中国的历史课。我向倪君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致敬!”

“感谢您的理解。”我看看手表,借以暗示时间对倪君之宝贵。

“跟我去提鸟儿吧!鸟笼挂在我公寓的阳台上。”D先生穿起一件黑色风衣,整了整喉结下的领带,便和我一起走出天涯饭店。

不一会儿,我俩就坐进“奔驰”车里。他亲自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

“叶先生,我能不能向您问一个问题?”他沉郁地看了我一眼。

“当然可以。”

“倪红小姐作为他的女儿,理应比您更理解她的这位可敬的父亲,是吗?”

“我想是的。”

“但是……但是……为什么她不顾她父亲的感情饥渴,而把这只鸟随随便便卖给——不,送给一个外国朋友呢?”

我一时被D先生问哑了。

“当然,在我们西方世界,金钱无疑在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是有良知的德国人,还是把感情视若金筑王冠上的宝石。您认为这种比喻,符合中国人的生活观吗?”

我敏感地意识到D先生的话锋,是对着倪红行为而来的。我立刻为倪红解释道:

“倪小姐对她父亲的过去,知道的没有我多。我和她父亲‘同窗’二十年……”

“您在为她辩护。”D先生淡淡一笑,“这么一位可敬的父亲,作为女儿的倪小姐,不但应当引为光荣,而且该百般爱护他的一切。倪小姐此举,显得太轻率了。一个能亵渎父亲感情的女孩子,也能戏弄别人。”

我当真是无言以对了。因为D先生对感情世界的悟觉,与我有着绝对的近似和相同。可是出于保护倪红的本能,我还是为倪红进行了申辩:“能不能用心理学上的‘情移说’来解释她的行为呢?比如:有一种东西占据了她心中更为重要的位置,使她在失控的状态下,发生了重心的倾斜,而做出这桩荒唐事来,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D先生眯眼对我一笑:“您有资格当律师了,但我要对您说,我原来的妻子,就是把我一只叫‘威廉’的爱犬不经我的同意,馈赠给她的一位亲友,而导至我和她分手的。何况我还不是从事狗学研究,而倪小姐的父亲正是以研究鸟类为生的。这非常残酷!非常残酷!”

我还想说什么,D先生的“奔驰”车戛然而止。他指了指十字路口的红灯,储蓄地对我说:“您看它朝我亮红灯了。红灯是危险讯号,我必须把车子停下来,否则就是对人对己都缺乏责任!”

我沉默了,因为我听出来D先生的话是一语双关,我再作任何努力,都属多余和无趣。因而,当十字路口亮起通行的绿灯时,我放弃了辩护律师的角色,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位惯于理性思考的人。

D先生见我久久缄默无语,由于缓解车内的沉闷空气之目的,对我讲起了那只鸟儿:

“它的啼叫声挺悲凉的。”

“嗯。”

“我回忆起来了,在德国和瑞士的边界阿尔卑斯山上有这种鸟。性喜寒冬冷雪,人们管它叫命运鸟。”D先生说,“如果您今天不来,我也会把这只美丽天使送人的,因为我忍受不了它的夜啼。”

我想这第四个鸟名,倒挺符合倪翔的生存实际的。命运!命运!难道冥冥天穹之下,真有不可知的命运在主宰人生于命运鸟在追随着倪翔的踪迹而鸣?深层次地想一下,倪翔生命本身不就是这样一只鸟儿吗!二十几岁就想追随鸟类世界飞翔的,硬是被捆绑起翅膀来,投入并非鸟笼的囚笼,D先生听见的断肠夜啼,等同于倪翔咏叹调式的自自……

“快要到了。”D先生说。

“越快越好。”我从痴迷的幻觉中回到现实中来,“必须叫他能看见这只他的属相鸟。”

D先生不懂“属相”二字,我无心为他解释中国的十二生肖。D先生见我不想说话,便向我说了两件事情:一、那一千五百马克算是我馈赠给倪翔先生的营养费用;二、虽然倪红小姐的轻率,使他十分费解,但她聪明、能干,是公司里不可取代的角色。待倪翔病势稍好之后,公司希望她立即返回她的岗位。

我没有为倪翔推辞,这是出于我对D先生诚挚的确信。使我尤为振奋的是D先生对倪翔的吉祥预卜,因为他的这番话中没有一句对死亡的预感。

但是当车子开到D先生的公寓时,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发生了:倪红像根木桩一般站在公寓门口,当车子缓缓停下,她立刻对D先生说:快——我爸爸已经昏迷不醒了,他在弥留中不断呼喊着“苦寒鸟——娃娃鸟——打更鸟——”

D先生是陪同我和倪红一块到医院的。他说他之所以到这个十分不愿意来的地方,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品格的崇敬。

迟了!

太迟了!

死神已经把和我同窗甘年的倪翔抱到了太平间。当我们在医护人员的怪异的目光中,提着装苦寒鸟的彩色鸟笼,走进4号停尸房时,吴锦正伏在一张遮尸的白布单上嚎啕大哭……

我们没有惊动吴锦。倪红用哆哆嗦嗦的手,把鸟笼挂在太平间的窗棂上;在我和D先生站在倪翔床前,向倪君精灵垂首默哀时,倪红呜咽地喊叫了一声:

“它已随爸爸而去——这鸟儿死了!”

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