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依然下雨。借着这雨幕的掩护,附近的农民和过路的船只,哄抢了—个散了的木排。雨幕里,人影憧瞳,急急如打家劫舍。那些木头,有的被扛到了麦地里,有的被扛到了某个人家屋后的树林里,有的被缚在船旁随船远去了……没有多长时间,—个木排就从大河上彻底消失了。

哄抢木排,情节严重,县公安局呼啦啦几乎连窝端到了油麻地镇。木头很快被收缴回大部分。但众人都拒绝承认他们的举动为“哄抢木排”:“那木头在河上到处漂着,有的都漂到了我家水码头上了,我捞上来,怎么能叫哄抢?”“我看到那木头漂到芦苇丛里就顺便将它扛回了家中。”……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抢木排,而是捞木头。他们中间还有人说:“不是我捞上来这几根,它们早顺流淌走了,你们大概连这几根还找不着呢!”那样子,仿佛要让公安局的头头出面,专门向他致谢才是。

事件重大,却没有任何理由处罚那些人,更无理由抓人。公安局的人挺恼火。到现场去检查的人报告,那捆木排的铁条,是用钳子掐断的,大概是在众人哄抢的头天黄昏至晚间所为,经过一夜的风浪,那木排就被冲散了。既然如此,公安局就把关在镇委会大院的几十个捞木头的人狠狠训斥了一通,然后将他们都放了,开始追查那个解木排的人。他们拿了小本子,四处查访,或把人叫到镇委会去盘问,不久,就从一个渔民那里获得一条线索:那天傍晚,有四个小伙子从停靠木排的那个方向过来,打了两把雨伞,一把为黑布伞,一把为红油纸伞,两人合用一把,看样子,像是学生。于是,就有五六个公安局的人来到了油麻地中学。排来排去的,就排到了我们四人头上。其实也不难排,因为油麻地中学就马水清有一把红油纸伞。公安局照例采取那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突然单个盘查。

我被叫到了校长室。公安局的人问“四月四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你去哪儿了?”我们几个早商量好了:不隐瞒那天去了大河边,但要咬定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我装着回忆的样子说:“好像去大河边了。”“就你一个人。”“不,还有马水清、谢百三、姚三船。”“下大雨去大河干什么?”“想吃鱼,去买鱼。”“你看见大河里有—个木排吗?”这—问,我心里就有点慌乱了,因为我们商量着“攻守同盟”时,并没有考虑到如何统一对待这—细节。公安局的人就用也们那种令人心里发虚的职业性目光看着我的眼睛。我立即说:“看见木排了。”(事后,我们几个又碰到一起时,我才知道,谢百三在被盘问时,却一口咬定,他根本没有看见什么木排。)我被盘问了好几个小时,吃晚饭时,他们让人端来饭菜,让我就在校长室吃。吃完了,我不再是接受盘问,而是接受审问了。到了深夜,他们发火了:“如果是你们几个干的,我们想,你们反正也不是偷木头,是胡闹了玩的,说出来,批评教育也就过去了。如果你们看见了是别人干的,不说,这就叫包庇坏人。但不管是那一种情况,都得老实说出来,不说是万万不行的!”这天夜里,我没有能回宿舍。(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人也被关在不同的小屋里审问,也都未能回宿舍)。第二天,公安局的人让王儒安来对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但我还是那句话: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我只能在校长室里继续待着。(事后,我才知道,公安局的人从审问我们几个的当天晚上,就已从我们的回答中找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从而判断出我们几个—定隐瞒了什么诡秘)。

我们四人有两天两夜未能见面。第三天上午,公安局的人突然全部撤走了,我们仿佛成了被人吃完的空罐头筒,被弃置一旁,再也无人问津。我们就又走到了—起。

当天下午,就有消息从镇上传过来:赵一亮被逮捕了,现在被戴了手铐,关在镇委会武装部的屋子里。

我就赶忙往镇上跑。

武装部的窗前围满了人,正抢着往屋里看。我就拼命挤进去。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把前面的人全都推到了一边。

我挤到了窗口:昏暗的墙角上,赵—亮脑袋低垂,弯腰坐着,双手相合,搁在膝上,手铐在昏暗中发着幽冷的亮光。我双手紧紧抓住窗条,将脑袋抵着,搁在两根铁条中间,眼泪便顺着鼻梁流淌下来。

第二天上午,公安局的小轮船来了。

油麻地镇的居民以及镇外听到消息的人,都拥到街上,等着看公安局的人把赵一亮押上水边的小轮船。

许—龙在镇委会大门前歇斯底里地叫喊:“放了赵—亮!放了他!不就扛了几根木头吗?我赔,我龙二爷赔,我龙二爷拆房子赔!”他嘴角上净是白沫,眼中泪光闪闪,“你们把他抓走,那两个老的也就活不成啦!”

很多人在落泪。

上午九点钟,公安局的人押着赵一亮从人武部的后门出去,穿过一条小巷,避开了围观的群众,把赵—亮押到了小轮船上,随即发动马达,将船开离河岸。这里,许一龙等人听到了消息,发疯一般跑向河边,沿着河岸追着那小轮船。大概是八蛋先朝小轮船扔了砖块,随即,河两岸就有很多人用泥块、砖块去砸。当小轮船即将出了河口而进人大河时,许一龙一下扑进水中。然而那小轮船不是—般的轮船,一加足马力,船屁股几乎埋进水中,船头一昂,快艇—样从水面上飞过,许—龙只赶上船尾翻起的漩涡。他挣扎着,呛了几口水,徒劳地在水中叫喊着:“放了他!不就扛了几根木头吗?”

赵—亮就这样被带走了。一连几天,我总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他那把留给我的胡琴。我总不能将从前的赵一亮与他今天的结局联系起来。

我去镇上看他的父母时,只见他母亲拄着拐棍站在大河边上,目光茫然地望那大河,白发飘飘,嘴里喃喃自语,却总让我听不清她到底在说些什么。

不知为什么,打赵一亮被带走之后,我、马水清、谢百三,就与姚三船有点生疏起来了。四人在一起时,就不太想说话,即使说话,也显得不太自然。有时候,找些话说,可是越找话就越没话说,索性就不说了。

隔了—个月,姚三船转学了,转到离他家十多里地的一所新建的高中。他走前,我们请他下了一次馆子,还是吃一大盘猪头肉。吃时,也是没有太多的话说。

晚上,他说:“我明天就走了。我们同学五年多,让我最后为你们吹—次笛子吧!”

那个夜晚很安静。姚三船的笛子吹得极动情。从前吹笛子时,我们总嫌他牙齿漏风发出的噗噗声,但这天晚上,却觉得这噗噗声也很动听。吹了两曲,他不吹了,握着笛子,忽然哭起来。我们就都劝他:“别这样。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