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奇涵没有盖房。因为王儒安让白麻子找来两个泥瓦匠,将两间教师宿舍打通,暂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业业地管着两个厕所、一堆工具和许多杂务。过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来。他不怎么觉得自己痛苦,也无甚压抑,更无矫饰的惆怅。他变得淡泊了、平和了,也变得真诚了,心胸开朗如秋天收获之后的平畴,仿佛将世界上的事情都经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大题目,觉得用不着拿太多心思与精力去在这个世界里折腾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乐地看着学生们种菜、栽树,看着他们将池塘中的鱼网上来。他还参与这一切。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讲俄国有一个大作家,叫契诃夫,写了《变色龙》《套中人》等好些小说,讲许多典故,学生们都很爱听。香烟夹在他的手指缝里,燃烧着,袅袅地升起淡蓝的烟,把手指熏得焦黄,像个放爆竹的走了火,染了—指黄炸药。

对我,汪奇涵从未当面说过一句夸赞的话。几年之后,我在与油麻地镇医院的一个医生闲聊时,说起了汪奇涵。他告诉我说,一次汪奇涵来医院请陶国志拔牙,对陶国志说:“老陶,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跟你说几句远话,那个小林冰,日后若得天时地利人和,前途不可小看。反正,这油麻地小镇,是容不下他的。我还真得感谢汤文甫。要不,我怕是要铸下一生中—个大错了……”

王儒安与汪奇涵一直没有太多的言谈,路上碰到时,他给汪奇涵一支烟,或他接汪奇涵一支烟。如果站在荷塘边,王儒安会说:“今年藕长得不错。”汪奇涵就说:“哎,长得不错。”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头,王儒安会说:“辣椒瘦了点。”汪奇涵说:“该上肥了。”

王儒安依然留下了那母女俩。她们在食堂择菜,饲养学校的几头猪,抬了水给辣椒、茄子浇水……仿佛油麻地中学不是个学校,而是—个庄户人家。母女俩很朴素,很安分,也很健康。我高中快毕业时,王儒安居然当了新郎官。镇上的人就问:“是跟老的还是跟小的?”我也没搞清楚,就永远地离开了油麻地中学。

后来,县里曾几次调王儒安去县教育局工作,都被他断然回绝了。

一九七八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油麻地中学有五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居然有—个学生考上了清华,还有—个考上了北大,并且考到了我的中文系。就那么—个农村中学!这事几乎惊动了全省。但,王儒安并没有看到这—切,就在那年的高考结束后,他去世了,得的是心脏病,走时没有一点痛苦,享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