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刚入秋,王儒安的坐骨神经痛又犯了。他总是歪扭着身子走在路上,走几步,就扶住路边—棵树,歇上—会儿。他不在小草房里歇着,不是走,就是跪在地上弄那些树木花草。他把疼痛的呻吟转变成地方剧的唱腔。这地方剧里,有一种曲调,叫“悲调”。这悲调又分“大悲调”和“小悲调”两种。王儒安或用小悲调哼,或用大悲调哼。这悲调哀婉万分,痛苦万分,哼到高潮处,让人觉得天昏地暗,顿生悲悯情怀。王儒安见有人,就小声地哼。使人觉得这是—种节制住了的痛苦。无人时,他就—声低—声高地哼,让人觉得这声音一忽儿跌落于万丈渊底,一忽儿又飞扬起来,越过高高的山梁,更使人直感到那哼唱的人正在痛苦中,正用了—颗坚韧而善良的心在忍受煎熬。每当夜晚降临,整个油麻地中学都能听到从那小草房里传来的痛苦呻吟。这呻吟锐利地划破了夜晚的平和与宁静,把人抓到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这种呻吟,是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仿佛是王儒安最后的呻吟了。

这呻吟像荒野之端—尊老鸦的哀鸣,使汪奇涵手中的毛笔忽然变得毫无灵气,半天不能落在纸上。他将门窗全都关上,如同在一只漂泊的漏船中堵住水流进来一样。

深秋,王儒安像这枯叶漂零的季节一样苍老起来。他常眯着眼,站到河边上,去望那轮落日。他有了一种步人荒凉老境、已然穷途末日的心态。但那眼中又分明透出一股要作最后—击的强烈意念。他快六十了,留给他颠覆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病痛随着节气渐深而日甚一日,那夜晚的呻吟,变得更加锐利感人。它把我们带进痛苦,也把我们带进仇恨。对于汪奇涵,我还有着我个人的恩怨。高中录取时最初我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在敲定名单时他说了一句很阴的话。那次陶卉遭到父亲陶国志的训斥,也是因为陶国志领着医生来给学生打预防针时,他不阴不阳地向陶国志开了个关于我和陶卉的玩笑。他还在邵其平鼓吹我的作文时把我的作文要过去,看后却一言不发地还给了邵其平。

我不明白汪奇涵为什么那样不喜欢我。

这天深夜,王儒安的呻吟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躺在床上,听着这消消涨涨的呻吟,如同听一支荒原的号角。第二天一早,我对马水清说:“一定要找到那对母女!”

马水清把照着镜子的脸扭过来,“我早想到了这—点。”他打开抽屉,从—个牛皮纸大信封中取出一张发黄的大照片,“这是压在邵其平办公桌玻璃台板底下的一张毕业照。当时,老师与校工都参加了。你看这边上两个女的,就是那女俩。听邵其平说,她俩当时不肯参加,是学生们硬拉她们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