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江轮停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之后,我和陶卉便把找到队伍的希望寄托在了乘客的出口处。我们老早就挤到了舱口,舱口的铁栅栏一拉开,我们便抢先下了轮船。我们牢牢地守在出口处。船上的人仿佛憋坏了似的,拼命地往外挤,不时地把我们挤到—边去。陶卉不好意思吹她的瓷鸟,偶尔吹—下,声音也很小,含了几分羞涩。我却—个劲儿地吹着,活像—只三月春光中求爱不止、不屈不挠的雄鸟。我并不用眼睛去寻找我们的人,因为我知道要在这样混乱不堪的人流里去发现熟人,是愚蠢的。

这种时候,借助声音去呼唤,自然是最佳的办法。

人流渐渐稀疏下来,到了后来,像是—大瓶水倒空了,现在瓶口依然朝下,不时地往下滴出几滴剩水那样,走过—两个动作缓慢的或极沉得住气的乘客。

终于再无一个人。

我和陶卉望着那艘人尽舱空而在水上显然升高了的白色江轮,不禁陷入绝望。

我们开始转过身来,惶悚地面对着上海。傻站了—会儿,我们沿着江边的路一前一后地往北走去。陶卉不时回过头来望望我——她生怕丢失了我。她的眼神使我觉得,如果她是我的—个小妹,如果没有害臊的阻碍,她便会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与我寸步不离。

外滩的高楼使我们感到愕然。我们从未见过如此高大的楼。

当我们仰望它时,我们感到震晾,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细弱。行走中,陶卉竟然往回退了几步,仿佛目瞄的高楼使她感到了一阵恐慌。当她发觉已退至我胸前时,才继续向前走去。

走累了,我们便在江边坐下。当时,我们的目光一定很呆滞。人来人往,不时地有人转过脸来看我们——我们两个肯定将“乡下小子”和“村姑”的原形败露出来了。我有着一种深刻的异乡感。这种感觉一直保留着。今天,每当我看到北京的马路牙子上坐着—个或两个呆头呆脑的乡下人时,我便会立即想到当年我和陶卉坐在外滩路边的情形。

坐了一阵,我们又继续走。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我很羞愧——一个男孩在一个女孩孩面前丢人,莫过于没有主意。谁都见过这样的情形:当一群男孩与—群女孩在—起时,男孩们总要竭尽全力(常常呼吸急促)显示自己是—个有主意的男孩,而那些没有主意的男孩就会感到压抑,并升起—股挡不住的妒意,然后便做出一些很令别人尴尬也很令自己尴尬的捣乱行为。我想让自己有一点主意,然而脑袋像—只装满泥巴的瓦罐,就是想不出一点主意。于是,我们就在外滩一带很木讷地徘徊着。我们常常被人撞到一边,只好靠边走。

钟楼上的大钟将指针指到了下午一点。

我们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陶卉掏出她仅有的三块钱,递给我,“交给你吧……”

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这意味着我将承担起一切责任。我接过她的钱,然后将它与我的两块钱合在一起。我们一共有五块钱。我让她守着铺盖卷,然后走向江边的—个售货亭。我用—块钱买了两个面包和两瓶汽水,先解决了我们的饥渴。吃完了,我们就歇在江边。陶卉坐在铺盖卷上,我则爬坐到栏杆上,样子很像—只被塞足了鱼虾而歇在架上的鱼鹰。

我看了—会儿江上景色,便开始观察自己。我发现我的两只胶鞋的头已被踢破,露出脏兮兮的大脚趾来。我的衣服上,一只口袋被撕开了,一只裤脚也已扯开,当腿弓抬高时,很可笑地露出白生生的腿来。我很快还发现,我的裤裆也裂开了—道四五寸长的口子。我立即夹紧了双腿,并满脸发热。我没有—件像样的衣服。少年时,我无时无刻不被一种寒碜的感觉追逐并折磨着。

如今,我看到人家铁丝上的尿布在风中飘扬,竟然会联想到我当年总飘动着布条条的衣服。都读高中了,冬天时,我的棉裤后面还绽出棉絮来。压板了的棉絮很像猪的板油,有人看见我的棉裤时便说:“林冰,板油多少钱—斤?”因住校,不能总回家请母亲缝补,就自己补,白线,大针脚,像胃切除后缝合的针线在肚皮上留下的痕迹一样难看。遇到女生时,我便靠墙或靠树站住,以挡住屁股,等她们走远,我再离开。大概正是因为这一情结,如今我对衣着是那么地在意。

陶卉仰起头来时,看到了我的鞋和裤脚,说:“你的鞋破了,裤脚也开了。”

我小心翼翼地跳到地上(我怕陶卉看到我的裤裆),说:“我们走吧,去把串联接待站。”

我们俩一下子振作起精神来。

我带着陶卉胡走—会儿,居然真的找到了—个串联接待站。

但人家不肯接待我们,理由是我们没有介绍信(介绍信在召琪平身上)。在往外走时,我看见陶卉的嘴唇有点发颤,她也感觉到自己马上要哭出来了,便用牙齿一下咬住了嘴唇。重新走到大街上时,她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似的说:“我不走!我要回家……”

说着,眼睛里就汪了薄薄的泪水。

“总会有人肯接待我们的。明天我们再想办法回家。”我说。

她又跟着我,继续去找别的接待站。

天黑时,终于有—个接待站(—个中学)禁不住我们一副可怜相的诉说而答应接待我们,但同时强调:只接待我们一晚,明天白天就请我们离开。

这天晚上,直等陶卉从女生宿舍中出来告诉我她已经把铺盖卷打开了,一切都很好之后,我才回到接待站为我安排的男生宿舍里。这一夜,我混杂在一群陌生人当中糊里糊涂地睡了—觉。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和陶卉又开始流浪,并寻找新的肯接待我们的接待站。临近中午时,我们在连连失败之后,在—个接待站的大院门外瘫坐下来。这个接待站极大,串联队伍进进出出,像《列宁在十月》中那所集结革命力量准备暴动的大学。大门口,虽有人把门,但并不严格。如见单人进入,守门人可能过来查一杳证件,如见—支队伍过来,便信赖地闪在—边,不再检查了。我突然看见大院前面的路边上有一杆被人丢下的旗帜,心不禁怦然一动。我跑过去,将那杆旗帜捡起,然后向陶卉招手,示意她过来。不久,一支队伍开过来了。我对陶卉说:“你别吭声,只管跟着我。”当队伍走到我跟前时,我举着旗帜插到了队伍的前面。陶卉跟得很紧。我们与那个队伍中间,竟无空隙,谁也不能怀疑我们不是这支队伍里的人。我把旗帜高高举起,迈着大步踏进了大院。

大院里很混乱,很她混饭,也很好找睡觉的地方。

我们出大院时,总把那面旗帜带上。

我们还剩四块钱。由我做主,我们竟然花了两块买了五香豆和其他—些好吃的东西。我们吃着这些东西,在大街上溜达,兴致勃勃地看着上海的风情。

有半天,我们就待在接待站里,把衣服、鞋袜都洗了—遍。

我没有第二双鞋,只好光脚坐在一张长椅上等鞋干。太阳挺暖和的,周围也没有多少人,心里觉得挺安闲。不远处,陶卉坐在另一版权法长椅上,看着椅被上的袜子和绳上的衣服。

傍晚,陶卉跟我要了一毛钱买了针和线,然后又把我的裤子要了去,把裤裆与裤脚缝好了。她的针线活很不错。

后来的几天,我们天天去外滩。因为我有—个固执的念头:这是上海最值得看的地方,邵其平也们肯定会到这儿来的。我知道这个念头很愚蠢,但却不肯放弃。我总让陶卉待在—处,然后自己吹着瓷鸟,在南京路—带的外滩溜溜达达。有时,我想:我这么吹着瓷鸟,会不会让人生疑?因为这太有点像打暗号了,太有点像地下工作者或特务接头失败后的等待了。当我感觉到有人用眼睛瞟我时,我真的觉得有人在怀疑我了。但见那人走开后,便又在心里笑话起自己的胡思乱想来,于是更肆无忌惮地吹着瓷鸟,继续溜达。

这天下午,我正吹着瓷鸟往十六铺方向走,突然听见陶卉叫:“啉冰,你听!”

我站住了,隐隐约约地听到前面有鸟鸣。但只听到一两声就再也听不到了。我把我的瓷鸟使劲吹响,并往前跑去。

前面又响起了鸟鸣,并且是许多鸟鸣!

我和陶卉都站住了,我把瓷鸟吹得更响。陶卉也不再顾及—个女孩应有的矜持,鼓起腮帮子,吹得弯下了腰。

一片鸟鸣朝我们逼近,仿佛真的有一群鸟朝我们飞来。

我和陶卉—步一步朝前走去。

一面旗帜在我们的前方飘动。

“我们的旗子!”陶卉用双手握住她的瓷鸟,望着前方。

“油麻地中学的旗子!”我看得很真切。

我们的旗子已经破烂,像烂布条在空中飞扬。

首先到达我们面前的是邵其平。他像捕捉—种稍纵即逝的幻影一样冲上来,一手抓住我的右手,一手抓住陶卉的左手。我感觉到他的手在索索发抖。我听到他在不住地说:“我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我也不敢相信。然而,我不能不相信:在我面前站着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姚三船、夏莲香……

我回到了男生中间,陶卉回到了女生中间。我和她眼中皆汪满泪水。

我第一次领会了“世界真小”的意思。

后来,我了解到,那天他们都未能上船,是两天后才上船的。因为丢失了我和陶卉,这些天他们一直焦急着,尤其是邵其平,更是吃睡不宁。因为陶卉和我,都是由家里的大人亲自托付给他的。他们也一直找我们,天天去十六铺船码头。

后来,我发现丁玫不在了,忙问:“丁玫也丢了吗?”

姚三船说:“她没丢。那天,在延安西路遇到高中部的串联队伍,那个王维—让她跟他们去北京,她就跟他们走了。”

马水清不吭声,站在一旁照小镜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觉得马水清的情绪一直不高。我从谢百三那儿又知道了—件事:马水清去他父亲那儿只待了半天,就回来了。

于是,我便常常与马水清在一块儿。

在上海,邵其平领着我们串联了半个月后,说:“不行了,该回家了,身上净是虱子……”

回到家后,我在镇上的收购站过了一下磅秤,发现体重增加了四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