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段时间,我们的学习生活似乎变得很平静,按部就班,许多事情是—遍又—遍地重复进行的,让人觉得,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也就这样下去了。上课,下课,再上课,再下课,打篮球,逛小镇,吃饭,睡觉,背后议论女生……生活自有它固定的格式,但我们并不觉得枯燥乏味。因为在这固定的格式里,我们总会去创造许多新的细节,一次与—次不—样。人在这么大岁数时,总是容易满足的。这次打篮球与上次打篮球,只要换了—个人,或只要球滚进水里去的样子不—样,我们就绝不可能把两次打篮球看成是—种重复的活动。即使觉得重复,也还是饶有兴味,就像—个小孩老对—种固定不变的游戏感兴趣一样。

每个星期,我都要和马水清下一次馆子,吃—顿猪头肉。钱当然是他掏。他有钱,我没钱。他有时叫上刘汉林,有时叫上谢百三,有时叫上姚三船,有时将他们一起都叫上,但,每一次都必然叫上我。我们还共同买了—块布,然后去缝纫店,做了两件相同的衣服分别穿上。有一位老师在办公室里对其他老师说:“马水清与林冰合穿—条裤子还嫌肥。”我常常星期六不回家,而跟着马水清回十八里地外的吴庄去过星期天。

马水清似乎已忘了乔桉当着丁玫的面对他所进行的羞辱,一天到晚地总很自在。他所塑造的形象是少爷的形象。他的钱,在我们那个岁数上,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和在我们那个穷地方上,是多得惊人和让人羡慕不已的。他三岁时,母亲就已在吴庄那地方去世,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并未把他接到身边去,而以每月三十元钱的固定款顷,作为他与祖父祖母—起生活的费用,将他永远地留在了乡下。他的祖父曾经开过木排行,有许多财产和储蓄,根本不要这笔钱,于是那三十元钱便仅仅作为马水清的零花钱,同时也作为祖父的一份溺爱,全部给了马水清。这三十元钱既养成了他的少爷作风,也使他获得了大胆的想像和一种别人望尘莫及的能量。现在,只要他愿意,他自己可以不刷饭盒而让谢百三刷,自己可以不洗衣服而让刘汉林洗,自己可以不做作业而让姚三船做。

可他从不支使我去做任何一件事。他让我难堪的惟一的事情,就是拿我和陶卉去闹。比如,他见陶卉决走进教室了,就会喊:“林冰,外面有只鸽子。”听了他的话,我连忙往外跑,差点与陶卉撞个满怀。于是,他和许多同学便会“嗷嗷”地哄闹起来。再比如,我们一起去小镇找小铜匠配钥匙,半路上遇到陶卉,他会将胳膊放在我肩上非常友好地走着,等与陶卉走近时,出其不意地将我猛一推,使我差点将陶卉撞倒。我急了,就变恼。但他会咬着牙,狠狠—揪我的腮帮子,赖皮赖脸地说:‘你是假变恼。“

马水清是我行我素的马水清。

乔桉总站在远处注视着我们,对马水清更是抱了敌意的态度。他当然会记住那天,他当着众人的面,将一枚新的小镜子赔偿给马水清。那天晚自习,他没有到教室来,跑到宿舍后面那口恐怖的大塘边,直把笛子吹到后半夜。

冬天即将来临,被浓荫遮掩着的校园,随着棕树、榆树、白杨树等树木叶子的凋零,而把那片红瓦房和那片黑瓦房越来越分明地袒露在人们的视野里。四周被收获了的稻地,现在满是稻茬,荒凉地躺在乡野的天空下。宿舍前面的小河里,菱角都已枯死、烂断,随着西风,和落在水中的芦叶、树叶—起,被冲到了小河的尽头。世界—下子空阔起来,也似乎寂静了许多。于是白麻子敲响的钟声显得十分清脆、空远,仿佛能一直传到到天边去。

学校决定在霜冻到来之前,把办公室门前的荷塘加以清理并扩大,任务布置下来了,我们得停课—天。谢百三叫了几个人,取来一大堆工具,并很快地领着我们投入了劳动。

乔桉不声不响地从一堆大锹中挑了了一把最锋利的的,猛—剁下去,将地上一根树枝切成两截。当证实了这把大锹确实很锋利也很是顺手之后,他拖着它,走到了他应去的位置上。

用大锹挖泥,需有一把好力气,而且又得会挖——不会挖就挖不成块,那就无法装筐。我和马水清自然不会去选择这种活儿,各自挑了一副泥筐。而邵其平分小组时,竟把我和马水清等几个与乔桉分到了一组:乔桉挖土,我们几个担土,他一把大锹,管我们几副担子。当邵其平宣布这—组合时,我瞥了乔桉—眼,见他猛—踩大锹,把它痛快淋漓地直插进泥里去。和我们分在同一小组的还有陶卉和夏莲香。他们两人合抬—只筐(女生受照顾,两人抬一只筐就行),先走到了乔桉跟前。

马水清用扁担顶了我—下,“该轮到你了。”

走到乔桉那里去,要通过菜地间的—条不可两人并肩而过的小路。我自然知道马水清又在闹我和陶卉:让我和陶卉相逢在小路而尴尬在那里。因此不论马水清多么使劲顶我,我就是不肯走到路上,死死赖在路口。分在另—组的刘汉林看到了,又嗷嗷嗷地叫起来。我朝他砸了一块泥块。幸好没有人与他呼应。我怕马水清在陶卉她们走过来时又要做出什么动作来,便先跑到远处待着,直到陶卉她们走出小路,而马水清走向乔桉,我才重新回到路口。

等了—会儿,马水清挑着担子过来了。扁担两头的筐里各放了一块方方正正的大泥块,直压得他满脸红得发紫,仿佛被—个残暴的人狠狠地勒着脖子。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几次差点歪斜到菜地里。乔桉的机会到了。马水清走到我跟前时,我看到他在龇牙咧嘴,并用双手往上使劲顶着扁担,以便让扁担轻些压在已经硌

疼了的肩头上。他的背本就因为没有大人管教和提醒而微微有点驼,这会儿更驼了。他的那副熊样很可笑。他总算走出了小路。我听见他低声骂了—句:“乔桉这个杂种!”

该轮到我了。我一路走,一路在担心:乔桉这狗日的又将如何对付我?

当我把筐放在乔桉面前时,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往手心狠啐了—大口唾沫。

乔桉能干活。他很早就下地干活了。他干活已经很有几分样子了。他的动作很熟练,很到位,又有一身好力气,干起活来,总让人觉得他不是个学生,而是庄稼地里的—个好劳力。当他将大锹向泥中使劲蹬去时,我马上就知道:我今天绝对在劫难逃。

谁让我和马水清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呢?除此以外,大概还有另一件事情也使他对我耿耿于怀:最初一段时间,邵其平总说乔桉的作文是全班做的最好的,而近来邵其平却是这样说了:林冰的作文和乔桉的作文,是全班做得最好的。我们在暗暗地较着劲。

他果然用足了劲,挖了两块火油桶划、的泥块,稳稳地放在了我的担子里。

我鼓着腮帮子,将担子硬挑来。从塘底到岸上,要爬坡。

我总不能掌握住肩头的担子,—会儿前面的筐碰到了地面,—会儿后面的筐又在地上拖着了。一步一步,都爬得极艰难。我觉得,前后左右有许多目光在看我,我甚至能觉得此刻乔桉正拄着大瞅,望着我的后背,—脸的嘲弄。

我总算走到了小路上。那时,我已经满头大汗,张着大嘴直喘气。在干活这—点上,我也不比马水清强到哪儿去。我直不起腰来,真想将担子搁下。然而我绝不能在乔桉眼前这么做!我必须让自己坚强地挺着。我两腿发软,晃悠着,东倒西歪地往前走。当我用劲抬起头来往前看时,只见陶卉正抓着扁担笑眯眯地站在路口,等我走出这段小路。我咬紧牙关,挺起胸脯,竟然走出了快步。

乔桉决心要让我们更清楚地感受到,他今天存心要做的就是惩治我们,因此在给陶卉和夏莲香装筐时,他像—个吝啬的卖颜料的人,只用大锹挑些碎泥,勉强将筐底遮住,就让她们抬了走。她们极轻松,夏莲香甚至能用一只手代替肩膀,举着扁担,—边走,—边用另一只手从路边采摘一朵小蓝花戴到头上。

每当我在路口与马水清相遇,总要听到他骂—句:“乔桉这个杂种!”

快到中午时,马水清已经十分狼狈了。他的后筐经常是在地上拖着的,并且已有三次因稳不住脚步而滑出小路,把泥担子挑到了菜地里,把菜踩倒了好多棵,几次引得许多人把脸转过来朝他看。我两次看到夏莲香笑弯了腰,陶卉也把脸转过去窃笑。

我的肩头像火烫的—样疼,根本不敢将扁担压上去,便用足了劲,用双手托着扁担,腰弯得像张弓。我集中注意力,心里不停地说:“走稳,走稳……”走在小路上,就像走在—根钢丝上那样心悬悬的。由于使劲过猛,我觉得瞪着的眼珠子有点发胀,汗水流进眼眶,还有点淹人。在爬坡时,我有两次差点滑倒。

乔桉始终是那样一副神色。他似乎永远能挖起火油桶那样大的泥块。随着我和马水清一点一点地坚持不住,他却干得越来越潇洒,越来越有派头。那泥块挖得四面光滑,十分完整,几乎不掉—块碎泥,端起,放筐,都极为自如而准确。他绝不肯很快结束他的游戏。

我们也就必须接受煎熬。

总算熬到了吃中午饭。乔桉把大锹往泥里—插,几步就蹿上岸来,然后扬眉吐气地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

下午,我们挑了几担以后,实在撑不住了,便开始磨洋工。

马水清老往厕所跑,有时—去半天,仿佛便秘拉不出屎来了。有一回,我也溜进了厕所,看到他并没有拉屎,而在那儿挤尿。我倒不常往厕所跑,但常蹲到一边去收拾筐子,系一系绳子,补—补漏洞,极仔细,极认真,煞有介事。其实绳子是我故意弄开的,洞是我故意捅出来的。

乔桉对夏莲香说:“我看见老师宿舍门口的水塘边,开了许多小蓝花。”

夏莲香总喜欢在头上插朵小蓝花,听了乔桉的话,与陶卉抬走一筐土再也不回来了。

乔桉便把大锹一扔,在塘边拔了些枯昔铺在坡上,躺下来睡大觉。

邵其平见乔桉躺着,便走过来质问:“你们是怎么回事?”

乔桉说:“我把土挖给谁挑啊?”

“马水清和林冰呢?”

“我不知道。大概玩去了吧。”

邵其平火了,离开塘边就去找我和马水清。他先找到了我,问:“马水清呢?”

我只好告诉他:“在厕所里。”

召其平把马水清从厕所里叫出,又将我叫到一块儿,冲着我们吼:“老老实实地干活去!” 我俩只好又乖乖地去继续领略乔桉的“火油桶”。

马水清的身体被娇惯得太不中用,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往小路旁边摔倒了两次,爬坡时,后面的筐没有抬起,前面的筐滑过来,又使他往后仰倒了一次,还因为两腿—软,扑通,往前跪倒了—次,几次遭到众人哈哈大笑。

他跪倒的那一次,样子很滑稽,形同乞讨、哀求和求饶,连我都禁不住笑起来。然而,就在我笑他之后不到十分钟,我也往前跌倒了一次。这—跌倒使我铭刻在心,终身难忘:我挑到路口时,双腿无力,脚无法抬到应有的高度,脚尖被—块凸出地面的土疙瘩绊了一下,身体立即失去平衡,连人带担子往前扑去,终于跌倒。我很丑陋地趴在地上(就是那种叫“狗吃屎”的姿态),这时我看到了一双女孩的脚——我竟摔倒在了陶卉的脚下。我羞愧得不敢抬起头来,直到那双脚极轻柔地走开去,我才爬起来。我猛一使劲,把两筐泥都掀翻在路上,把扁担

傍晚,收工后,马水清照了照小镜子,拉了我、谢百三和刘汉林,来到了乔桉的宿舍门口。当时,乔桉正在洗脸。马水清对与乔桉同一宿舍的两个同学说:“走,我们到镇上吃猪头肉去!”

那时,所有的人都饿得变成了馋鬼。每人每月才—元五角菜金,每天中午每人一碗咸菜汤,许多同学能四五个月闻不到肉味。人的嗅觉会因为馋而变得异常的敏锐,让人怀疑那是否还是人的鼻子。一回,马水清的父亲托人带回几只红烧肉罐头,他和我两人撬开—只吃了,然后把空罐头盒扔到了床下,都过了大半天了,门窗且又开着,刘汉林从家回来,居然一进屋子就叫:“你们吃罐头了!”他一边像狗一样嗅着,一边四处寻找,终于从床下找出了那只空罐头盒。馋是—种克制不住、令人忘记—切的欲望的颤栗。它能使人失去自己,处在一种很不清醒的状态里,而在记忆里只剩下某些食品的诱人的气味。馋会使人大失风度,让自己好端端的样子变得很不好看,甚至很猥琐,甚至会使人做出各种各样不光彩的事情来。一九八八年十月,台湾一家大报社与大陆—些杂志社与出版社联合搞征文,那天在国际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后举行的宴会结束后,—位台湾朋友对我说大陆一些人吃相不好看。我听了,并未反驳,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大陆人曾有过一段饿怕了、馋坏了的日子。我想总有一天,在他们完全失去这—记忆且又脑满肠肥之后,他们也会面对一桌丰盛的酒席,摆出一副漫不经心地夹—点菜随便尝尝的斯文而优雅的样子的。

乔桉宿舍里的同学听马水清说要请他们吃猪头肉,双眼顿时熠熠发亮。猪头肉!太棒了,太诱惑人了,更何况是在一天紧张的劳动之后饥肠辘辘极埯油水的时候呢?

“走吧!”马水清催促他们。

他们微微忸怩了一下,便跟我们走了。我回头瞧了一眼乔桉,只见他把脸埋在水盆里—直未抬起头来。马水清有钱,乔桉没有钱。

那天晚上,马水清慷慨极了,把钱用得“哗啦哗啦”,用得使我们—个个说不出话来。猪头肉蘸酱油,—个个吃得满嘴油光光的。吃完猪头肉,我们就在小镇上东逛西逛,心里很开心。马水清和我都忘了肩头的疼痛。

回到宿舍时,我突然想起我和马水清晾在面绳子上的床单和衣服还没收回来,便出门去收。—看,晾衣服的绳子断了,我们的东西全都落在田边的臭水洼里。那水洼里都是些尿——夜间,我们懒得去厕所,总是站在门口,将下身向前挺去,憋足了劲远射,天长日久,田边就有了—个臭水洼。

我和马水清认定,那晾衣服的绳子是乔桉搞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