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敢言而无信?一句。

你不把钱留下,两句。

休想出门。三句。

你得让我从头说起。四句。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五句。

他每重复一句就掰下一个指头,一共掰下了五根香蕉一样的指头。我说只有5句,刚才你只说了5句,你想敲诈我。他想了想说,还有一句。我说是哪一句?他说呵斥声。他把倒下去的手指又弹直了一根,说6句,一共是36元。我说呵斥声也算一句?他哼了一声,掰开我捏紧钞票的手指,抢走了36元钱,然后大叫一声滚,今后别再来烦我。他的大叫声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把我从他的房间推出来。

我知道刘小奇喜欢喝酒,而且有了几个臭钱之后,喝的都是上好的酒。为了知道牛青松的下落,我特别留意刘小奇的行踪,发现有好几次他醉倒在马路上。我知道他逢喝必醉,而且醉了之后总喜欢说自己不醉,不允许朋友送他。有时他摇摇晃晃孤孤单单走在深夜的马路上,但无论醉到何种程度,他总朝着他住宿的方向。当他看见他的房间,看见他按摩室的时候,强打起的精神一下就没有了,好像是有人从他身上忽然抽走了一条筋,猛地丧失了走路的力气,瘫痪在马路旁。有时他乘坐的出租车开到他的楼下,他从车门钻出来,笔挺地站在楼前,目送出租车驶出去百来米之后,双腿一软,像泼出去的水散在地面。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每一次总是要看到了房间,他才会倒下。

所以我常常站在夏夜的填河路19号附近等他,仅仅是为了一个关于牛青松的消息。我把他扶上楼梯扶进房间,为他脱鞋、抹脸,闻他臭烘烘的酒气。有一次,我正在为他脱丝袜,他突然从床上侧过身子,嘴里喷出一大堆东西,它们是被他的牙齿磨细、又到胃里走了一圈的甲鱼、虾和青菜、豆腐,它们像雨水一样降临我的肩膀,仿佛复活一般缓慢地爬进我的上衣口袋,生长在我的后背。吐过之后,刘小奇清醒了许多,他叫我到卫生间洗一洗衣服,到他的衣柜里挑衬衣。他的衣柜里全是名牌,他说我喜欢哪一件就挑哪一件。我洗过衣服,换上他的衬衣,擦干净他的地板,准备离开他的时候,他突然叫住我,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不为什么,只因为你是我哥哥的好朋友。他用小手指抠了抠耳朵,说真的?我说真的。他说我有一个特点,吐过之后马上清醒,不会受骗上当,不会告诉你关于牛青松的任何消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聊聊别的。

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到沙发上,自己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也给我泡了一杯。他说现在舒服多了,如果有酒的话还可以喝。我问他想不想喝茅台?他说我隔几天喝一次。我说我们家那一瓶是真的。他说怎么个真法?我告诉他,那是我父亲1970年时通过熟人,从糖业烟酒公司买到的,当时很便宜。父亲买回来之后一直没舍得喝,把它锁在箱子里。高兴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从箱子捧出来,把瓶子上的字通读一遍,还用他尖尖的鼻头在瓶口嗅一嗅。父亲常对我们说,等到有什么好事情了,就打开那瓶茅台来喝。

听我母亲说,父亲第一次想喝那茅台是1971年的春天,那时他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干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兢兢业业教书,夹起尾巴做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十几份入党申请书。从他工作的那一年开始,他每年都写申请,决心不停地写,内容不断地变,可是他总有一些缺点让党的领导看不顺眼。终于1971年春天,云开日出,他在党旗下举手宣誓,并流下两行热泪。当天晚上,他炒了两碟好菜,把茅台酒从箱子里拿到餐桌上,说今晚我要喝掉这瓶茅台。但是他吃了两碗饭后,还没有把茅台酒的瓶盖打开。他的手在瓶盖上滑来滑去,母亲问他今天高不高兴?父亲说怎么会不高兴?我盼了十几年,眼睛都快盼瞎了,才盼到今天,我怎么会不高兴?母亲说那就把酒开了喝了。父亲茫然的眼神落到母亲的脸上,说真的喝了?母亲说喝了!你盼了这么多年,终于成为一位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现在我命令你把它喝掉,这样才对得起党。父亲又摸了摸瓶盖,说我还是舍不得喝,说不定今后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母亲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父亲说难说,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前途会越来越光明,怎么会没有高兴的事。父亲只是摸了摸瓶盖,又把酒锁进箱子里。

父亲第二次动了要喝那瓶茅台的念头,是在1974年的秋天。那个秋天的气候和现在的任何一个秋天的气候大同小异,作为人民教师的父亲因咽喉发炎引发支气管炎,甚至还有可能引发肺炎。父亲每天生命不息咳嗽不止。他咳嗽的时候,双肩不断地往上耸,粗短的颈脖被他耸立的双肩埋葬。白天他站在讲台上咳,夜晚他坐在床沿咳,像一只木质愈来愈干燥共鸣声愈来愈好的音箱,把咽喉咳得像太阳一样通红。在校长刘大选,也就是你父亲的命令下,我父亲住进了市医院。医院给他吊了几天青霉素之后,他的身上冒出了一颗一颗的疙瘩,过敏了。

那时候他一边用喉咙咳嗽一边用双手抓他的皮肤,他的皮肤多处被抓伤,他感到呼吸困难。你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呼吸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父亲那时万念俱灰,对母亲说我快不行了,我真傻,还傻乎乎地留着一瓶茅台,想等到最高兴的时候把它喝掉,我还能高兴吗?我快死了,还有高兴的日子吗?如果我还活着,那么出院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那瓶茅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