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那些象征时间的树木,和树木下纷乱的杂草,一一扑入我的后脑勺,擦过我的双肩,最后消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看见时间的枝头,最先挂满冰雪,然后是秋天的红色叶片,然后是夏天的几堆绿色和春天的几簇鲜花。我马不停蹄地倒走着,累了就看看电视或倒在席梦思上睡觉,渴了就从冰箱里拿出易拉罐止渴。我沉醉在倒走的姿态里,走过20年漫长的路程。一顶发黄的蚊帐拦住我的退路,它像一帧褪色的照片,虽然陈旧但亲切无比。我钻进蚊帐,躺到一张温热的床里,想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

我睡在20年前某个秋天的早晨,一阵哀乐声把我吵醒。我伸手摸了摸旁边的枕头,枕头上空空荡荡。我叫了一声妈妈,没有人回答,只有低沉沙哑的哀乐,像一只冒昧闯入的蝙蝠,在蚊帐顶上盘旋。窗外不太明朗的光线,像是一个人的手掌,轻轻抚摸着对面的床铺。我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两声哈欠,朝对面的床走去。父亲已不在床上,只有哥哥牛青松还睡在迷朦的光线里,鼾声从他的鼻孔里飞出来。

我对着门口喊牛正国,何碧雪,你们都哑巴了吗?牛正国是我父亲的名字,何碧雪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们的大名。屋外静悄悄的,他们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抓起床头的衬衣,匆忙地穿到身上,把第五颗纽扣塞到第四颗扣眼里,用第一颗扣眼套住了第三颗纽扣,胸前的衬衣乱得像一团麻,正如我乱七八糟的心情。呜呜地哭着,我走出卧室,看见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她坐得很端正,双手伏着膝盖上,两只耳朵夸张地晃动,认真地聆听收音机里的声音。收音机像一只鸟悬在她的头顶,声音如雨点儿浸湿了她的头发和眼睫毛,仿佛有一层薄薄的烟灰慢慢地爬上她的脸蛋,她的脸愈来愈难看愈来愈严肃。她轻轻地对我说:毛主席逝世了。

说这话时,她并不看我,试图从凳子上站起来,但她的身子晃了几晃,几乎又跌到凳子上。等她终于站稳,我发觉她的双腿像风中的铁丝一样不停地颤抖。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对母亲说爸爸不见了。母亲的目光扑闪一下,说他可能去学校了吧,但他从来没走得这么早。我朝窗外望了一眼,夜色在我凝望的瞬间匆匆逃走,白天的光线铺满街道,窗口下那团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依然黑沉沉的,像是夜晚脱下的一堆衣裳。

中午,朝阳广场上聚满了悼念毛主席的人群,我跟随母亲坐在兴宁国营棉纺织厂的队列里。太阳像一个快要爆炸的火球,烤干了木器厂的粉末,烧烂了路旁废弃的单车轮胎。许多人把书本和报纸盖在头上,他们的脸膛一半明亮一半阴暗,撕报纸的声音和放屁的声音混淆在一起。悼念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站在母亲的肩膀上,看见整个广场被黑压压的人头淹没,妇女们结着辫子,男人们留着小平头,偶尔有几个光脑袋夹杂在人群中,像是浮出水面的匏瓜。会场的右角,静静地裂开一道口子,杨美一丝不挂地朝会场中央走来,用一张破烂的报纸蒙住双眼,身上的污垢像鱼的鳞片闪亮。在朝阳路、长青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得这个从不说话从不穿衣服脑子里有毛病的杨美。没有人阻挡他,他所到之处人群纷纷闪开。眼看着他要走进棉纺厂女工的队列了,几个未婚的女工发出尖叫。这时,一位肥胖的公安从人群中闪出,像一座山堵在杨美的面前。杨美撞到公安的身上,就像撞到一只吹胀的气球上,被弹了回去。杨美撞了几次,没有把面前的气球撞倒,便扭过身子准备改变路线。

公安用他宽大的手掌扯下杨美脸上的报纸,问他为什么蒙住眼睛?杨美的两颗眼珠望着天空,眼眶的下半部填满了白眼仁。一群小孩围住杨美喊:聋子、哑巴、坏蛋、神经病。公安说你也懂得害羞,懂得害羞就赶快回家去穿裤子。公安推了一下杨美。杨美突然蹲下身子,大声地哭起来。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他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开追悼会。公安伸手去拉杨美,杨美的胳膊拐了几拐。公安说我不是不让你开追悼会,只是你这样太不雅观。如果你真要悼念毛主席,那么请你先穿上裤子。杨美抬起头,望了公安一眼,说真的?公安说真的。杨美抬手抹泪,从地上站起来,说我这就去穿,我这就去穿裤子。

公安护送杨美走出会场。杨美用手掌盖住他的鸟仔,他的双脚已经跨出去几大步,但他的眼睛还留在女工的队列里;他的嘴角飞出几声傻笑,双手举起来做了一个猥亵的动作。我偷偷发笑,被母亲扇了一巴掌。我用双手捂住左脸,疼痛在我的掌心跳来跳去。这时,我看见兴宁小学校长刘大选,朝着我们走来。

刘大选站在我母亲面前,双手背在身后。他说牛大嫂,牛老师呢?母亲说他不是到学校去了吗?刘大选说没有,学校里根本没有牛老师的踪影。全校的老师都到齐了,只差他一个。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不参加呢?母亲低下头,说也许他病了,他到医院看病去了。刘大选说是真病还是假病?母亲说真病,一大早他就上医院去了。说不定这一刻,他正站在病人的队列里,和大家一起开追悼会哩。刘大选说这样就好。说完,他转身走开,可是我的左脸还在火辣辣地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