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混乱、紧张、痛苦的生活促使孩子们普遍早熟,走马灯似的一批批渐渐同老清阿叔疏远淡漠。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和老清阿叔一起在村外静静的芦塘边头布网拦鱼,偶然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泛起血色污水的麻袋。这就像火山口突然冒出了滚滚的浓烟,把我纯净如春天的心地抹黑了一大片。从那以后,稚嫩的躯壳里跳着的已经不是洁净的童心了。十三岁,我母亲不幸死去,父亲又在后方抗日,家中丢下我们四个孩子在一起过日子,既忙于争吵,又忙于照顾。我再读一年初中就毕业了,千方百计也得想办法借钱去把它读完。我肩挑的担子、思考的内容把我一下子送进了青年时代。我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同老清阿叔亲密相处。纷繁复杂的世事向我的脑袋瓜子冲击过来,得寸进尺,蚕食和侵占地盘,一步步企图把老清阿叔排除出去……我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常常想到他了。亏得我的学校是在农村里,在学校周围,还常常能够碰到提问、垂钓、把叉、架弓、设圈套之辈,便能联想到老清阿叔,联想到自己童年生活的情趣,心里便觉着温暖香甜的滋味。我知道老清阿叔很苦。我又何尝好呢,母亲死下来,也是卖脱一亩水田才买得棺材人殓的。升人初三读书,我走亲访友跑酸了腿也没借到钱(谁有钱存着呢,都穷啊),结果只得强行入学,学费挂欠。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何而苦,甚至不知道究竟什么才算真真的苦。也根本没有见过奢华的生活。周围虽然有比我好过的,但又何尝没有比我更苦的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忍自安,知足常乐,好像人生无非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过下去而已。祖祖辈辈不就这样过来的吗。我实在还不懂什么,能想的东西太少而且想得很幼稚。我天赋平庸,所以想到老清阿叔,也只是浮光掠影,一晃而过,并没有多少感情的波动。

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进入大学,我离开农村去到小城又进入大都市,虽然各方面同老清阿叔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回想起童年的生活,老清阿叔的形象是那么突出,明显地超过了我的父亲。

我已经只有暑、寒假才能够回到家乡去了,后来父亲和后母搬到小城里住,有时我暑、寒假也不一定全在乡下过。有时在回去之前,先写了信给姐姐;告诉了行期,到那一天乘船到了镇上上岸,到码头来接我的总是老清阿叔。他穿得很破旧,冬天也裸着头,脸总是习惯地朝天仰着,手里提着一根扁担,过分正经地大声喊着我的名字。等我听见了,看到了,跟他打了招呼,他才高兴地嘻开嘴笑。然后不管我带了多少行李,都上了他的扁担,少了不说,若是多了,他就料事如神般说: “我说要来接哪,你姐姐还说不要呢。你看,这么多东西,怎么叫你拿得动!”他显然平时不大上街,偶尔碰到熟人,人家就问:“老清呀,怎么上街来啦?”他就神气地回答说:“喏,来接我家侄子的,他学堂里回来!”那样子,好像很光荣很满足。

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苍老得也快。整个农村已经破产了,不是他一家困难,有些原来笑他种不熟田禾的人,比他更糟,竟有许多人吸毒上了瘾。不买肥料不买农药,虫害蔓延,大面积欠收。有一年老清阿叔一亩田只收了十二斤稻子,其余尽是白莠。通常年景,老清阿叔的米回到麦收时就空了,奸商趁机放米账,讲定一石米换三石麦,到冬天讨账时,一石麦价已等于一石米,转眼三四个月就被剥削了二倍去。老清阿叔年纪一年大一年,又身亏,做事不能像小伙子那样有使不尽的力气了。他原有个大儿子全生,只比我小一岁,原可以是他的好帮手,可是国民党抽壮丁,地方上的乡长、保长,固然看我父亲的面子,不会抽他去,他的壮丁捐是照例要缴的,一年没有二石米过不去。他哪里交得起?只得央我父亲介绍全生去城里学生意,省得在家得眼。这样,壮了捐不交了,家里也损失了一个劳动力。学徒没有薪水,除吃饭外,老板只给些零用钱剃头洗澡,家里得不到一点补贴。

尽管这样,我每次回家,老清阿叔总还要请我吃一顿饭。有时候没有米了(比如暑假),烧不出饭来,捉到了鱼、“虾、黄鳝。青蛙就送到我家让姐姐烧给我吃。不让亲侄儿吃一点他的东西,就会内疚得不能自安。

我记不起是否曾经有过一次(哪管一次吧)对老清阿叔的款待做过回报。我仔细搜索过我心脏的每一只角落,每一条缝隙,没有任何“受之有愧”的记忆储存,我居然认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收入的消费者,我可以视而不见地在穷得没有衣服穿的亲人身上剥下一层皮来。生活中许多先例早就向我做了示范,只不过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并且自己也跟着干出来罢了。

悠久的历史形成的心态和习惯,使自私的人能够在社会上不知羞耻地活得坦坦荡荡。等到觉悟,人已物化,我也老了,悔之晚矣。

大学没有读毕业,我随大流参加了革命。革命到了胜利的时候参加进去,也像我对老清阿叔的态度,那样觉悟得过迟了。况且我又有一个国民党员和科级干部的父亲,我的行动从坏处想,轻则是投机,重则是混进来别有阴谋。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如万马奔腾,一下子需要千千万万个工作人员,不可靠的人利用一阵也无不可,纵有阴谋也尽可让它暴露出来了再说。要证实自己的忠诚自然并不靠语言,我参加了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每次填写表格,填到社会关系一栏,我便想到了老清阿叔,我就感到轻松,因为他在政治上是一清二白的。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从来没有把他填上表格。然而每一次填表,我总算又想念了一次我的老清阿叙了。有一次机关里需要增加一名炊事员,找不到人,我还曾想把他介绍来。竟不曾成功。原来他已五十出头,哪里还肯背井离乡啊!金窝银窝,不及家里草窝,外边千好万好,不及全家团在一起好。他不但自己不肯出来,就连解放前在城里当学徒的儿子全生,在土改中也回到农村分了土地。五二年春天,全生还赶到省城来找过我,已经完全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了,性格同老清河叔一样憨厚。他来找我的原因,只是为了要买一本农村剧团的演唱材料,这种材料各地新华书店都有供应,全不用找我。可是全生有全生的理由,他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对我说:“我要你帮我拣一本最好的。”可见他对我何等的信任。谁知到了五三年春天,我刚从农村蹲点回来不久,有一天传达室传呼有人找我,我走去一看,竟是老清阿叔。他一身旧黑布装,面目黧黑,不仅过分地苍老,而且像经受过一场大灾难弄得枯败了。他见了我,只说了一个“全……” 字,眼泪便籁籁落下来,泣不成声。

原来这一年中,家里起了大变故。春天里我婶婶患了重病,看病吃药,拖了一屁股债,当时虽然参加了互助组,也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就搭上了社会主义的大船,经得起风浪颠簸。他们少做了工分,全年收支差了一大截,再无来处。他们不曾抱惯债,又没有把公家的东画当成自己的那种主人翁气魄,心理上受不住债务的压力,急着要赚钱来还。那时候村上还有一爿私人开的小车油坊,两爿豆腐店。依靠政府定量供应的一点大豆,开工不足。他们贪心重,嫌供应太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当地产豆量有限,农民私下里拿出来做交易的不多。于是油坊、豆腐坊老板就唆使一些缺钱用的农民做私贩子。全生中了糖衣炮弹,也去干那勾当,凭一副肩膀,两只脚板,花整夜工夫,来回走五十几里地贩一挑大豆,赚得三、二块钱。出了绝力,还担心惊。倘在路上被检查的干部捉住,就会连本搭利一起充公。所以大路不走走田埂,田埂不走踩查垅,不知要多花几倍力气。全生就因为有一夜挑着一百五十斤的担子逃检查,逃脱了力,回来就病倒了。偏偏请来了一个中医学不好,赶时髦改学了几天西医的全能大夫,夸口西法治病好得快。三言两语,便拿出家什来替全生挂盐水。挂到一半,全生就发抖了。全能大夫说:“不要紧,有点反应是正常的。”后来抖得手臂都快把针头摔出去了,全能大夫还硬捺住了他把盐水挂完。等到针头拔出,全生竟从床上窜起来,跳了几跳,几分钟就死了。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许多人怂恿他去控告医生,他想想,他虽然不敢高攀把医生当朋友,总也是见了面就打招呼的熟人。他们之间,无冤无仇,更无财产纠葛。他老清有几亩薄田已进了互助组,几间破屋全不起眼,整个家产抵不上医生一个脚趾头,谁都不相信这是谋财害命,那还费神去追究什么呢?谁能没有失误?木匠会截短一根料,瓦匠会砌斜一堵墙,农民会插歪一席秧,谁叫医生面对的是人的性命呢?我老清阿叔叹了一口气,认了命。他想死的已经死了,再无办法叫他活转来,而活着的还在要死,还有什么闲工夫去计较没有意思的事情呢!我婶婶的病刚有点好转,哪里再经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病情复又加剧,不几天便又归天了。老清阿叔连续死了两个亲人,一句话没有,只是哭。后来不哭了,一天到夜发傻,给他吃就吃,不给就忘记了。他那比我大一岁的女儿已经出嫁,回来陪了他一阵,也没法解他的闷。刚巧婆家村上有人到省城来走亲戚,便劝老清阿叔跟着来找我散散心,老清阿叔倒肯,所以就来了。

听了老清阿叔断断续续的诉说,除了微微点头表示我在认真听着之外,我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我的情绪。在老清阿叔谈到全生挑着重担拚命逃避检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就在那个阶段,我刚巧在农村里工作,也常常带着几个乡里的工作人员在离家千里外的一处村道口巡夜,查侦私贩粮食的“宵小之徒”。

这种莫名其妙的巧合,把原不相干、毫无牵连的两件事联在一起,像口同一样罩住了我的思绪,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